○李垚鑫 刘小荣

（天津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天津 300384）

志贺直哉是日本文坛白桦派的代表，被称为“小说之神”。《学徒的神仙》是志贺直哉短篇小说中的佳作，于1920年1月发表于文学杂志《白桦》。该作品着眼于社会问题，旨在表达人道主义思想。作品中出场人物不多，但每一个形象都有其深意，分别代表着大正时期日本社会不同阶层的不同形象。文中笔者将围绕作品的各个人物设定进行分析，从中发现人物性格，发掘作者在不同人物身上赋予的个人意志。

一、仙吉——底层无产阶级和积极乐观的少年

小说中作者没有对主人公仙吉的身份地位进行过多描写，但从细节上侧面凸显了仙吉的低下地位。在文章的第一部分，经理们交谈的过程中仙吉从始至终没有插过一句话。这里，不是他不愿意说话，而是他的身份地位不允许他有话语权。“仙吉坐在适当的位置，双手放在围裙下面，正襟危坐。”“适当”一词定位了仙吉的地位。不光没有话语权，连决定自己座位的权利都没有。不仅如此，仙吉也没有任何积蓄。买寿司的钱是他省下的单程交通费。可见仙吉不光是无产阶级，更是无产阶级的最底层。

仙吉对于未来是充满幻想的。在听到经理关于寿司的谈话时，他陷入了想象。想象自己成为经理后的模样。这其中固然有对美味寿司的垂涎，但更多的是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这种憧憬对处在社会最底端的学徒来说无疑是一种大的奢望。仙吉对于未来并不只是幻想，他也采取了行动。从他省下单程电车费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他也在为梦想而努力。

在受到寿司店老板冷言相向之后，仙吉“什么也没说，面露窘色、呆立在那里。但是，他很快又鼓足勇气，走出店去”。对于仙吉受辱后的心理，作者没有过多的描写。因此有先行研究者认为作者刻意塑造了一个没有自尊心的学徒形象。对此笔者并不认同。这样的仙吉，不是没有自尊，而是坚强得让人心疼。受到那样的嘲弄，如果没有自尊心，就不会窘迫和呆立，但窘迫后又很快重振勇气。不难想象勇气的背后饱含了多少平时遭遇冷眼的辛酸苦泪。磨砺的累积造就心灵的成长。在冷酷社会的磨砺下，年少的仙吉俨然已经成长为自制而坚强的少年。

在得知A要请自己吃饭时，仙吉“总觉得有点发瘆，但还是很开心”。此处作者的本意并不是说其没有自尊，没有羞耻感。从学徒的角度来看，“发瘆”很可能是因为受惯了冷落和无视，一时被人善待产生的不适感。再加之被陌生人请吃饭，难免会有些迟疑不安。“高兴的接受”只是一个贫穷的少年被人请吃饭作为酬劳的正常心理反应。年少的孩子很难想到阶级的差异和被施舍的羞耻感。吃完寿司回去的路上，仙吉开始思考这一连串巧合的始末。虽然思考得有点迟，但也合乎常情。人在温饱无法保证的情况下是很难上升到精神层次的。但能够思考就足以说明其并不是不谙世事。

最终仙吉把A有意为之的善举归结为神灵之力。“每当悲伤痛苦的时候，他总会想起‘那个客人’，只是想想就能感到些许安慰。他深信，‘那个客人’会再次出现在自己面前。”即使生活在最底层，仙吉也从来没有失去信仰和希望，而且总能从冷漠的现实中发掘美好，找到支撑自己的力量。这样一位乐观积极的少年，大概是作者希望的。从中也可以体会到志贺对于仙吉代表的底层无产阶级的深切同情。

二、A——有觉悟的上层资产阶级和忠于内心的自我主义者

A贵族院议员的身份定位了上层资产阶级的地位。A之所以来到卖寿司的小摊上是因为听朋友B说寿司的乐趣在于站在小摊边上现做现吃。为了猎奇，A才来到跟他身份不符的小寿司摊前。对这种小摊，A是有抵触的，甚至有种区别他人的潜意识，所以A才“犹豫不决地站在人群之后”。A的阶级身份，使他不自觉地对其他阶层有所排斥。这也为下文A内心的矛盾埋下了伏笔。

A目睹了仙吉在寿司摊上受辱的过程，和朋友B交谈时说“学徒高兴的话，我可要出冷汗了”。这里的冷汗，的确如下文B说是因为没有勇气。当时的社会阶级观强调：有产阶级者爱无产阶级者，纯属伪善。[1]在这种特殊环境下，A想做好事却碍于社会压力而不得做。A虽然具有人道主义意识，但还是缺乏冲破阶级枷锁的勇气。这种勇气的缺乏和其上层资产阶级的出身不无关系。但不可否认，从A与B的谈话，可以看出A对于自己没有帮助学徒的行为耿耿于怀，甚至懊悔自责。这不仅说明了A内心的善良，也说明了A对于自己内心的忠实。这种忠实是作者赋予的。志贺忠于自己的感情，力求活出人生的纯粹，他这种肯定自己的态度，支撑着他的作品。[2]志贺塑造的A的这一特质正是自己的投影。

之后，A在衡器店里再次偶遇仙吉，这次A终于付诸行动。他带着仙吉穿街过巷来到了横町的一个小寿司店，然后“像逃一样急匆匆地离开了”。这种反应明显是怕被人知道的心理使然。从其心理可以推断，这个寿司店应该是A从未去过的店。但碰巧的是这家店正是衡器店经理们提到的美味寿司店。如此巧合，让A形象的神仙化更加合乎情理。这也是志贺的巧妙之处，不动声色却暗含玄机。从A的一系列行为不难看出，A虽然对底层无产阶级抱有同情，并且对错误阶级观有一定思考，但缺乏勇气的A最终没有跨越阶级的门槛。A的人道主义意识最终被扼杀于社会压力之下。

第七段A的自我分析是小说感情线索的重中之重。实现了久违的心愿，“学徒应该满足，自己也应该感到满足”。但A有一种奇怪的寂寞感，感觉自己像做了坏事一样。一方面，A的寂寞感可能出于，目睹学徒与自身阶级差别后内心的不安。另一方面，则是极度忠实自己的A对于内心的深层剖析。A自知自己帮助学徒是为了自我内心的满足，这种出发点在A的剖析下是不纯粹的。自己怕被人说伪善，却俨然在做伪善的事。这样A就深陷于内心的纠葛，开始对自己的不纯粹产生反感。对于A的认定，刘立善教授认为：A的爱的实质是“有我”，而且很“自我”。A通过爱他人这一利他手段驱除自己的精神郁结，清扫心室灰尘，以求洁净。A的行为是一种精神卫生行为。[3]但不可否认，A在极度自我的同时，也在自我批评。所以，不管A的爱是否有我，都是一种洁净的爱。

而后，内心矛盾的A和B一起听了Y夫人的音乐会，那种奇怪的寂寞感便消失殆尽了。可见其内心的剖析并不深刻。虽然某一瞬间他有觉悟，但贵族出身的本质，让他无法深入两个阶层发现隐藏深处的社会问题。这一点是A的局限性，也是作者志贺的局限。之后，A经过几日的沉淀，还是得出了“自己不该做这种轻率的事”的结论。这一结论证明了A冲破阶级枷锁的尝试以失败告终。最终A没有走出自己思维的局限，更没有走出社会风潮的局限。其实，此刻失去勇气的A已经失去了作为仙吉的神仙的资格。A的后悔与下文仙吉把A的神化形成对比，让人不禁对现实的残酷深感痛惜。

三、三个老板——小资产阶级的三种类型

小说中共出现了三个老板，衡器店老板、寿司摊老板和横町寿司店的老板夫妇。虽然作者对于这几位老板的描述耗墨不多，但暗含深意。他们虽然都是小资产阶级，但其代表的是三种人。不同的人对待学徒的态度俨然不同，作者对这几种人的褒贬不言而喻。

首先是衡器店老板。对他们，作品没有直接描述，只有一组关于寿司的对话。但通过仙吉没有积蓄这一点看，衡器店老板应该是吝啬的。他们不关心社会形势，更不在意处于社会底层的仙吉的处境，只是忙于自己的享乐。综合来看，衡器店老板是不问世事的冷漠小资产阶级的代表。

第二个出场的老板是寿司摊的老板。先看志贺对他的描述：“肥胖的老板一边做着寿司，一边盯着学徒。”“肥胖”和“盯着”都给人不好的感觉。当学徒犹豫地拿起一个金枪鱼寿司时，胖老板立刻就说“一个六钱”。这样的刻意提醒，无疑是种赤裸的刺痛。当学徒窘迫地把寿司放回原处的时候，胖老板完全不顾学徒的感受，抱怨道“拿起来了又放下，真没办法”。这样尖酸的话语无疑又在仙吉的心上划了几刀。更讽刺的是接下来胖老板那故作同情的虚伪之态。他一边感叹着“如今寿司也涨价了，连学徒都吃不起了”，一边把仙吉拿过的寿司放进了嘴里。一个被摸过卖不出去的寿司宁愿自己吃也不愿意给学徒，这样的自私行径与那故作同情的话语形成强烈的反差，更加凸显了其尖酸刻薄、毫无同情心的丑恶嘴脸。这样的形象代表的是小资产阶级中虚伪冷酷、毫无同情心的一类人。对这类人，志贺一定是极其厌恶的。

最后出场的是A请客的寿司店的老板夫妇。虽然没有其他客人在，但老板娘为了让仙吉安心吃寿司，还是把隔扇拉开。对一个不需顾及颜面的小学徒，老板娘还能如此设身处地为其着想。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关心，更是站在平等立场的关心。这种关心是身为贵族的A无法做到的。仙吉吃完寿司，老板夫妇又再三强调预付金没用完，让仙吉之后再来吃寿司。如果只是一次，可能是出于寒暄，再三强调便是一种真心诚意的邀请。这种诚意一方面可能是出于店铺老板的责任感，另一方面则是对A的善意的回应。可见，寿司店老板夫妇是小资产阶级中充满善意的存在。

其后，老板询问仙吉与A的关系，并称赞A是纯粹的人。这种称赞里暗含着作者的个人意志。作者希望A的善举被认为是纯粹的善，而不是后文里让A矛盾不已的自我满足。志贺在创作这篇小说时对于A的界定应该也是犹豫不决的，这种纠结可以反射到志贺对自己内心世界的界定上。具有精神洁癖的志贺希望自己的内心是真正的纯粹，也希望自己的纯粹得到认可。在寿司店老板夫妇这一部分，志贺构建了一个具有人道主义的理想社会。有纯粹做善事的人，有真心爱他人的人，有被帮助而快乐的人，有相信善意的人。正如有岛武郎在《生活与文学》中说：当人过度地憧憬理想时，他所处的现实一定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志贺所处的社会一定是冷漠扭曲的。无疑，志贺对这样的社会是极其否定的。

四、B——麻木不仁的上层资产阶级

B的第一次出现，是向A传授吃寿司的乐趣。这种猎奇心理，就如同吃惯了山珍海味反而觉得野菜粗粮更加美味一样。之后在和A交谈时，B说到吃金枪鱼寿司的姿势，“把有鱼那一侧朝下放进口中”，这样“鱼不新鲜的话，舌头很快就能知道”。如此讲究的吃法，一定是在享受上花费了很多心思。学徒可望而不可即的金枪鱼寿司在这些上层资产阶级眼中只是一种野趣。就如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不管哪个国家都有这样的阶级差距存在。A因没有帮助仙吉而自责时，B一眼洞察A的行为是出于没有勇气，可见其对于社会形势不是不了解，而是不愿花费精力去思考，更不愿体恤下层阶级。这样麻木不仁的B虽然在身份地位上和A是同伴，但在内心世界上是绝对无法与A同行的。这就是A没有跟B分享做善事后的寂寞感的原因。从中也可以看出A的孤独。他并没有志同道合的朋友。这种孤独，可能也是上层社会出身的志贺的孤独。

五、A的妻子——善良无意识的上层资产阶级

对A的妻子，作者定位“善良”。A回到家把自己寂寞的心情告诉了妻子。善良的妻子眉梢流过些许忧虑，她思考了一会儿，不经意地说了句“哎，我懂你的心情”。妻子的这句懂并不是真的懂。A跟妻子交谈的过程，妻子基本只是应答、附和，最后甚至急切地转移话题：“但是，学徒一定很高兴吧。那样出其不意地被人请客，不管是谁都会很高兴的…”这番话显然是为了安慰A郁结的心。妻子认为学徒接受恩惠理所当然会高兴。妻子虽然善良，但还是站在不平等的地位俯视学徒。她不懂阶级差异带来的不平等，也不懂得社会的冷漠无情，这样就更不可能理解丈夫A那矛盾的内心世界。这样的妻子形象是善良却没有觉悟的上层资产阶级的形象。他们固然富有同情心，固然善良，但他们对于社会形势毫无意识，更听不到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他们的善只能是浅层次的善。另一方面，妻子的不理解更加凸显了A的悲哀，朋友无法倾诉，家人也无法理解。这样的A形单影只，孤独地挣扎在内心的矛盾和社会枷锁中。正如鹤谷宪三在《<学徒的神仙>小论》中指出的：这部短篇的特征是，缺少对他人的“痛苦”的共鸣，对自己所属阶级的无意识的依赖。[4]

结语

《学徒的神仙》虽然是短篇小说，但容纳了社会各个阶层的不同人物形象。学徒仙吉是作者偶然所遇，有感触而塑造的底层无产阶级形象。仙吉的身上赋予了作者最深切的同情和希望。而上层资产阶级A则是作者个人意志的体现。虽然A的善举中有很大的“自我”因素，但这种善也是作者想要肯定的。即使矛盾，作者也希望有A这样的存在来发掘人道主义。但志贺很清楚现实。他看到和A身份相似的自己内心的局限和矛盾，深知上层资产阶级的精神状态。在阶级差异面前，源于内心的善显得苍白和无力。这样冷漠的社会、冷漠的人情是志贺不愿意看到的。

[1]刘立善.论志贺直哉<学徒的神仙>与人道之爱的艺术性[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1（4）.

[2]陈秀敏.日本的“小说之神”—志贺直哉文学世界论[M].辽宁人民出版社，2012.

[3]朱自清.朱自清散文经典全集·荷塘月色[M].北京出版社，2007.

[4]鹤谷宪三.<学徒的神仙>小论[M].国文学解释与鉴赏，至文堂，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