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文晔

清华大学每年会出一份《中国低碳发展报告》，每次发布后，气候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齐晔都会去欧盟总部布鲁塞尔和华盛顿各作一次讲解。虽然雾霾的话题时常让他感到尴尬，但他仍希望将中国为碳排放所做的努力被国际了解。 “伦敦、洛杉矶、匹兹堡、东京等这些昔日烟雾弥漫的都市，不都恢复了大自然所赋予的清新空气吗？希望我们是用几年、十几年，而不是几十年时间，突破雾霾之困。”对于雾霾，乐观是他的一贯态度。

中国新闻周刊：作为一名研究公共政策的学者，你怎么看待APEC蓝？

齐晔：有人说APEC蓝是稍纵即逝的美好，因为没过多久，雾霾卷土重来，而且更恣意肆虐。APEC蓝为什么这么短？首先要弄清APEC蓝是怎样形成的。习主席概括为“人努力，天帮忙”六个字。然而，停工限产、交通管控、临时放假等毕竟是短期应急措施，毕竟难以长期使用。并且，这样的措施代价巨大，不可能让这些应急措施成为常态。让周边省市为北京的蓝天支付如此高昂的代价更是有失公平。

不过，这些措施的实行及其效果恰恰从反面印证了人们对雾霾根源的理解：以煤炭和石油为代表的化石能的燃烧形成的污染物是引发雾霾的主体。从长期来看，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以减少能耗，通过能源结构的优化以降低排放，通过发展公共交通以抑制私人汽车的出行，是控制雾霾之根本途径。

中国新闻周刊：2015年，在治理蓝天的公共政策上有什么利好消息吗？

齐晔：中国正在进行的环境治理正向着长效的方向行进。2013年出台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2014年又进一步制定了中央政府对各省市自治区政府执行该行动计划的考核办法，督促各级政府在雾霾治理中采取积极行动。

如果说2013年的“大气国十条”开启了全国治霾的新阶段，正在审议中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则将会使雾霾治理推向高潮。可以预期，今后10年大量公共资源和企业投资将进入包括雾霾防治在内的环境治理。2014年初，北京市确定3年内雾霾治理投资7600亿元，平均每年2500多亿元，分到两千万人口上就是每年每人1万多元。在其他省市，也会有一些类似的资源倾斜措施陆续出台，对于推进绿色、循环和低碳经济提供资金基础。

当然，雾霾治理光靠砸钱是不行的，蓝天拐点的真正出现有赖于公众响应、参与和行动。北京市内PM2.5的来源中，仅机动车一项即贡献三成以上，APEC蓝的出现说明绿色出行威力巨大。当然，我不是说一个城市的蓝天要依靠单双号限行来实现，但在一个高密度、大规模的城市中，个人行为的节制对创造良好的公共环境是必不可少的。

中国新闻周刊：2015年会不会出现“蓝天拐点”？

齐晔：雾霾治理作为外部刺激，为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带来了重大政策机遇，这一政策及分解方案已经率先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重点区域得到响应与实施。以京津冀为例，在《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出台之后，北京将煤炭消费目标调整为2017年1000万吨，比2012年下降1300万吨。天津市原本计划到2015年煤炭消费增量在2010年基础上增加1500万吨。为满足行动计划要求，天津市将2017年煤炭消费目标设定为在2012年基础上总量削减1000万吨。河北省则确定2012-2017年煤炭消费总量下降4000万吨的目标。全地区煤炭总量五年减少6500万吨。

区域的煤炭消费总量下降将带动全国煤炭消费拐点的提前到来。此前，专家预期到2020年我国煤炭消费将达到峰值，之后将稳定并逐渐下降。就目前来看，煤炭消费的拐点提前到来似乎没有悬念。鉴于2014年全国煤炭消费总量增长基本停滞，更有专家激进地宣称我国煤炭消费峰值已于2013年到达。以后能源消费增长主要靠其他种类，特别是非化石能源的发展。这个对煤炭行业不啻于噩耗的消息，对全国雾霾治理却是大喜讯。毕竟煤炭燃烧是导致全国灰霾天气的罪魁祸首。

就全国来看，煤炭消费总量变化受宏观经济影响更大。2014年世界经济增长乏力，我国出口增速回落，房地产低迷、基础设施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缓慢。全国经济从原来长期保持的高增速转变为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电力、钢铁、水泥等能源原材料需求显著降温，煤炭消费也受到较大影响。展望2015年，经济增长对煤炭消费拉动缺乏根本性变化因素。经济新常态似乎为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和雾霾治理带来新的契机。

清华-布鲁金斯

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该机构由位于美国华盛顿特区的布鲁金斯学会和中国的清华大学联合创办，成立于2006年，位于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心致力于在中国经济社会变革及维系良好的中美关系等重要领域提供独立、高质量及有影响力的政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