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 璇， 陈维政

（四川大学 商学院，四川 成都610064）

全球经济一体化使得企业内、外环境发生了诸多变化，员工与组织的关系需要重新定义，如无边界职业生涯时代就打破了传统的终身雇佣制［1］。这些变化使管理期望员工表现出组织公民行为。然而，工作场所中员工除了会表现这类正面的组织公民行为，还会表现出负面的工作偏离行为。就影响后果而言，前者往往有利于提升组织机能，而后者则带给组织及其员工巨大的经济及心理代价。Salancik等根据社会信息加工理论，指出个体的态度和行为取决于其所在工作场所的社会环境中可获得的信息［2］，而组织伦理气候作为“有关典型伦理方面的组织营运及其程序的普遍性知觉”，与工作偏离行为密切度最高［3］。因此，研究组织伦理气候对于员工工作场所行为的作用效果及内在机制对提升组织管理的有效性具有重要意义。

现有文献大部分集中在组织伦理气候对反生产行为等负面行为或组织公民行为等正面行为的单一影响，没有同时对比研究不同类型组织伦理气候对员工正、反两方面工作场所行为的影响作用。这与管理实践中的真实员工行为存在较大差异，因为员工是“复杂”的个体，人的行为具有两面性甚至多面性，同一员工在不同情境下既可能表现出积极的组织公民行为，也可能表现出消极的工作偏离行为。基于此，本研究的目的之一就是对比分析3类伦理气候对员工正、反面工作场所行为的影响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