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成生

(杭州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1121)

盐城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刊有陈辽先生《〈水浒〉作者施耐庵之谜再解》［1］一文。读了，有不少为笔者所赞同之处，诸如“以真证伪”、“王道生的《耐庵墓志》”等“是假史料”种种;也有一些当须商榷之处。今特写出，就教于陈先生与广大同仁。

陈先生有这样一段论述:

不了解《水浒传》真实的创作过程，仅仅因为《水浒》中存在某些明显的地理描写和气候描写的错误，于是，用现代小说规范来衡量《水浒》的虚假的研究方法，断定施耐庵不是兴化人，而是钱塘人，是不恰当的。就从这段论述开始，讲些笔者的看法。

一

先简略说一下，是否“用现代小说规范来衡量《水浒》”问题。

所谓“现代小说规范”，可能有多种说法，本人知之甚少，这里姑且先提恩格斯那封《给马·哈克纳斯的信》中的话:

照我看来，现实主义是除了细节的真实之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2］。

当今，有些人评论“现代小说”是常以此“规范来衡量”的。这里的“细节的真实”，显然不是主要的，因为它在“现代小说”之前的作品(包括戏剧、诗歌之类)中都是有的，而最主要的是“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这才是“现代小说规范”的重点所在。这“真实地再现”，有一个明显的标准，就是在作家所塑造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要“真实地再现”出历史时代性与其本质特征。恩格斯指出《城市姑娘》这部小说描写的“不正确”，就是不够典型，就是没有“真实地再现”历史时代性与其本质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