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荣贤

（1.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 黑龙江哈尔滨 150080；2.黑龙江大学信息资源管理研究中心 黑龙江哈尔滨 150080）

被洋务重臣李鸿章描述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中国近代，若单纯从文献及其书目分类的角度来看，此一“变局”主要体现为传统四部分类不能从容应对日益“东渐”的西学新书。“西学东渐，新书迭出，旧有部类，势难统摄，当时之时，书籍之分类，在中国乃成为一大问题。”[1]总体上，面对西学新书品种益滋、数量日增的近代境遇，书目所选择的分类形态，反映了人们看待中西学术的基本态度，而分类形态的发展过程，则大致对应于人们看待中西学术的历史演进过程。文章拟重点分析1840年以讫1919年间中西学术之争导致的书目分类的历史变迁。而这一学术努力，又必须追溯到《四库总目》对西学书籍的基本态度。

1 “西学中源”理念与《四库总目》对西学书籍的分类

自西汉《七略》以来的我国古代书目，其分类对象主要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世俗文献。南朝王俭《七志》、阮孝绪《七录》等书目虽曾兼收佛教文献，但佛教文献旋即被类似东晋释道安《综理众经目录》等专门性的宗教目录所取代，深刻地反映了目录具有相对独立的知识边界。佛教文献之见黜，是世俗目录固守自我知识观念和知识结构的清晰表征。

然而，清乾隆年间的《四库总目》在“子部·天文算法类”中收录了数十部明清西方传教士及中土人士译著的西方科学书籍，如利玛窦的《乾坤体义》、熊三拔的《表度说》、阳玛诺的《天问略》、徐光启的《新法算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