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张宝华

调性的回归与未来音乐发展的多元主义趋势

编/张宝华

20世纪60年代开始，新音乐的发展变得更加“包罗万象”。简约主义过于精炼化处理的自然音体系，调性语汇的广泛使用，对共同实践风格、爵士乐、摇滚乐以及其他流行音乐形式的暗示等等因素结合在一起，极大地侵蚀了一种“纯”现代音乐的语法原则。这种新的折中主义的一个明显结果是，它鼓励了人们对传统调性可能的重新思考。传统调性已经引起了许多作曲家的注意。从某种意义上讲，在经历了只以无调性风格进行创作的阶段后，像潘德列斯基和亨策这样的作曲家已经又“回归”或至少“面向”到调性上来。一批中青年作曲家，包括德国作曲家沃尔夫冈・里姆（1952-）、英国作曲家罗宾・霍洛威（1943-）以及美国人约翰・亚当斯（1947-），他们的成熟伴随着调性广泛的重新引入。这一系列新音乐发展的趋势被历史学家们称之为“新浪漫主义的复兴”（neo-romantic revival），轮廓清晰的旋律线条、丰富的管弦乐配置、饱满的织体以及对于个人情感的重新关注共同形成了“新浪漫主义”的特征。“新浪漫主义”是作曲家在对20世纪四五十年代出现的过分抽象、理智、严格控制的音乐（特别是序列主义音乐）风格进行深刻反思后出现的。它是对严格的序列音乐的一种反叛，对19世纪的浪漫主义是扬弃，更是创新。

20世纪下半叶许多作曲家在作品中重新体现调性因素的这种倾向，并不仅仅局限在音乐本身，他们除了在中世纪、文艺复兴、巴洛克、古典和浪漫主义音乐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寻觅可用于自己创作的音乐素材，同时也在语言、文学、戏剧、多媒体，甚至在当时身处的政治环境中，寻找与自己音乐创作相吻合的各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