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理论与话语建构的学理分析

2015-02-13孙德海方世南

探索 2015年6期

孙德海,方世南

(1.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苏州 215123;2.聊城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山东聊城 252059)

自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充分肯定协商民主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的地位、价值和功能,并将其作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后,协商民主不仅成为人们街头巷尾热议的焦点话题,而且迅速成为学界的研究热点。学界在取得丰硕研究成果的同时,也存在不少值得高度关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研究的问题导向意识不强,话语表述形式单调,理性学术争鸣缺失,以及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出现的观点迥异甚至针锋相对的情形,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中国协商民主理论创新和学术创造。因此,从学理上深入剖析中国协商民主理论与话语建构的现状,理性审视存在的问题,深入思考研究的进路,既是增强理论自觉的现实需要,也是推进学术创新的必然要求,更是科学建构具有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理论与话语体系的前提和基础。

1 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学术研究的背景述要

1.1 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学术研究的历史考察

在对中国特色协商民主进行理论思考的时候,人们往往会追问中国的协商民主与西方的协商民主在理论上是什么关系[1]153。因此,如何认知中西协商民主理论的源流关系,是国内学界既躲不了、也绕不开的重要议题。从词源学的角度讲,“协商民主”这一概念是由西方学者最先在学术上提出和使用的,这在中外学界已形成共识。澳大利亚学者约翰·S.德雷泽克认为,“‘协商民主’一词由约瑟夫·毕塞特(Joseph Bessette,1980)发明”[2]2。我国学者李君如也提出:“协商民主,在西方国家是在20世纪90年代反思选举(票决)民主不足的基础上兴起的民主理论。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毕塞特在其博士论文《国会中的协商:一项初步的研究》和其后发表的《协商民主:共和政府的多数原则》中,最早在学术上使用了‘协商民主’这一概念。”[3]协商民主是西方学者对日益遭到人们诟病的代议民主(选举民主)内在缺陷的哲学反思与批判,与代议民主强调的竞争性、排他性等核心要义不同,协商民主倡导在政治过程中应充分重视和发挥协商的价值与功能。西方学者从不同视角对协商民主内涵的不断拓展、完善和发展,从而把其涵义逐步确定为政治共同体中的公民在自由而平等的基础上,通过理性的对话、沟通、讨论、审议等途径参与政治过程和公共生活,从而赋予立法和决策具有最广泛民意基础的合法性。从此,协商民主在西方逐渐演变为与选举民主相区别的一种新型民主理论范式。

我国学界关于协商民主的研究和探讨是从21世纪初开始的,“它源于对西方‘协商民主’的介绍”[4]。从学术发展史的视角看,“协商民主”概念是德国学者哈贝马斯2001年访华时在“民主的三种规范模式”的演讲中第一次介绍给国内的,由于其字词、内涵和基本精神与我国在实践中早已成功探索并取得显著成效的政治协商制度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相似与耦合,在当时立即引起国内一些具有高度学术敏锐性学者的极大兴趣。于是,学界在一边翻译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同时,一边开始套用这一理论考量和比照我国的政治协商制度和政治发展实践,并反思和探索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问题,随即在国内引发了一场研究协商民主的热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开始把‘协商民主’作为一种参照物来研究中国的民主政治实践及其经验。今天,我们所使用的‘协商民主’这个概念,就是从这样的参照中借鉴过来的。”[1]140也就是说,“我国学界对协商民主的关注和研究,是同国际上协商民主理论的发展及其在我国的流行相联系的”[5]。

通过考察我国学界对协商民主学术研究的历史可以看出,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的研究工作大致经历了从最初对西方协商民主的译介和评析,到后来借鉴其理论探索我国的政治发展,再到目前对中国协商民主创新和发展的过程。经过众多学者的不懈努力,出版了协商民主领域的诸多论著,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一方面,通过对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介绍、评析和借鉴,“大致摸清了协商民主研究的背景、脉络、内容与困境等”[6];另一方面,通过对我国协商民主的探索、创新和发展,逐步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的研究进程。

1.2 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学术研究的主体转向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中国协商民主既不是从西方复制模仿过来,也不是突发奇想臆造出来的,而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长期历史实践中的政治创造,从本质上讲,中国协商民主是一种独创性、内生性的制度文明,其学术表达理应由中国自主性、民族性的理论与话语展现出来,才能深刻揭示其合理性和规律性。但事与愿违,由于国内的研究工作最初主要是在借鉴西方协商民主概念范畴和理论框架的学术语境下进行的,再加上研究过程中存在着或本土意识不强、或理论自觉不够、或自主创新不足等诸多问题,结果造成中西协商民主理论的关系始终充斥着“舶来品”与“耦合论”以及“借鉴说”与“正统论”等论争。上述状况不仅严重影响着人们对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正确认识,而且也极大地制约着中国协商民主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影响力。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实践发展呼唤理论创新。党的十八大在全面总结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在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实践创造与独特优势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的科学论断[7]。尔后,围绕学习贯彻和落实党的十八大关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战略部署,越来越多的理论工作者不断加入到协商民主的研究队伍中来。特别是郑万通、李君如、王伟光、俞可平、李捷、林尚立、房宁、包心鉴、杨瑞森、虞崇胜、陈家刚等国内一批理论家和从事政治学研究与教学工作的专家学者,纷纷著书立说,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问题,引领着我国协商民主的研究工作不断向纵深拓展,主要表现为学术论域不断扩大、本土自觉显著增强、成果质量明显提高。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下国内宣传、讨论和研究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学术聚焦点已经初步形成,新的自主研究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热潮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在党的十八大召开后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国内就产生了一批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从著作方面看,党的十八大后出版的代表性作品主要有《协商民主在中国》《协商民主:中国的创造与实践》《协商民主的技术》《协商民主与国家治理:中国深化改革的新路向新解读》《中国协商民主的逻辑》《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思想史稿》《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主体维度的思考》等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著作10余部;从论文方面看,根据从中国知网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统计,十八大后国内学者发表的篇名中包含“协商民主”的学术论文已达1 700余篇,超过十八大召开前发表的此类研究学术论文的总数。这种状况不仅说明我国的协商民主学术研究已经步入了新的繁荣时期,而且也为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奠定了初步的理论基础。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十八大后的研究工作中,国内越来越多的学者已从过去对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简单移植和机械套用的尴尬处境中解脱出来,在研究视野和研究立场上基本实现了从西方协商民主到中国协商民主的学术转向,普遍认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深深扎根于中国的沃土,从中国的文化、历史、传统和国情出发,在实现人民民主的长期实践中通过充分发挥人民的主体性、能动性而进行的伟大创造,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虽然其在形式和机理上与西方协商民主存在着某些方面的耦合,但在内容和功能上却与西方协商民主有着和而不同与形似神非的本质性差异,从而极大地彰显了我国学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研究上的学术自觉与理论自信。

1.3 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学术研究的基本估价

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充分肯定了协商民主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的地位、价值和功能,并将其作为我国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这既是对我国在民主政治领域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的经验总结,也是对学界在协商民主领域理论研究、学术创新的积极回应。对此,有学者乐观地认为“‘协商民主’在中国已经完成了理论与实践的融合”,并据此断定“中国政治学研究开始由最初的诠释经典、注解现实,发展到倡导理想、设计蓝图的新阶段,尽管其研究方法还有待改进,其理论解释力还有待提高,但中国政治学研究开始走向成熟,却是不争的事实”[8]。我们姑且不对这一判断的学理基础和共识性程度进行讨论。但可以肯定地说,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新形势下,我国理论界、知识界作为党和政府的新型智库在推进理论创新中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引领作用。

与少部分学者的乐观看法不同,更多的学者对协商民主则保持着比较理性和清醒的看法:虽然我国协商民主的实践探索起源较早,但我国学界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研究和探讨才刚刚开始,所取得的成绩都还是初步的[4][6];“在理论上尚有许多基本问题没有深入研究,更谈不上理论体系的建构。在实践上尚处在五花八门的探索之中,而且涉及面很广,情况也很复杂,特别是在认知上人们对这种民主形式尚没有达到像选举民主那样的广泛认同”[1]156;甚至有学者认为能否给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下一个定义,也许现在时机和条件尚不成熟[9],建构独立的学术话语体系那更是尚待时日。这充分说明,虽然协商民主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形式,并在学界已发展成为一大理论热点,但总体而言,我国“现在关于协商民主的讨论刚刚开题,大家认识上还不一致”[10],尚没有形成基于我国社会实践和历史经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概念、范畴、理论与话语体系。不言自明,目前我国的协商民主学术研究正处于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建构的起步阶段。鉴于此,中共中央在2015年初印发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中提出加强协商民主理论研究,不断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体系的重大任务[11]。

2 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理论与话语建构的学理分析

通常来讲,“一种独立的学术话语体系必须建立在相对成熟的理论体系之上,必须具有特定的话语表达方式”[12]。话语是一种表达工具,话语权反映的是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实力及其影响力,话语体系则体现着一个国家独具特色的语言表达方式和文字表达形式,“蕴含着一个民族国家特定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念,及至意识形态,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个国家的国际话语权的前提与基础”[13]。因此,科学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理论与话语体系,用中国学术话语解读中国政治道路、政治实践、政治经验,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现实需要、客观要求和战略举措。但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深入分析发现,在国内学者对协商民主研究精彩纷呈的背后,大量的研究成果普遍存在着强调意义的多、总结经验的少,宏大叙事的多、学理分析的少,提出问题的多、学术创新的少等诸多问题与不足,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中国协商民主理论创新和学术创造。

2.1 在理论建构上存在问题导向意识不强和本土经验观察偏少的现象

从所掌握的文献来看,当前国内学界的许多成果落后于我国蓬勃发展的协商民主实践需要,较为普遍地存在着缺乏问题导向和缺少经验支撑,某种程度上暴露出闭门造车、言之无物的弊病,尚不能为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和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提供真正的理论支持与政策参考。

上述现象突出表现为不少成果主要是从宏观视角上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等协商民主制度进行史料汇集和文献解读,但对其生成逻辑、构成要素、发展理路、运行机理等缺乏深度的学理分析和系统的学术建构。对我国各级各类政权机关、群众团体、社会组织等在实践中创造的、广泛多层开展的,涉及经济领域、文化领域、社会领域和生态文明领域等问题的立法听证、决策听证、社区议事、网络协商等丰富多彩的民主协商活动,鲜有学者关注,缺乏系统的定量分析、经验提炼和理论升华。这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宏观研究空洞化和微观探讨碎片化的缺陷,从而导致重复性研究的跟风之作较多,问题导向的精品力作较少,研究成果的建设性、应用性、对策性不强,没有发挥其应有的理论导向功能,尚不能为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立体多层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提供强大的学理支撑。对此,有学者指出,“‘协商民主’理论研究的任务仍很艰巨。事实上,我们目前的一些协商民主形式多数是自发形成的,还只是停留在经验层面,经验要提炼为规律,实践要升华为理论,中国政治学界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8]。

从理论创新的角度讲,虽然“从根本上说,协商民主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的伟大创造,是对我们自己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的经验总结”[14],但从现有的成果来看,国内学界时至今日仍缺乏对中国协商民主概念的自主性原创、范畴的本土化提炼及其内涵的科学性界定,这种窘境仅从我国“协商民主”名称的使用便可见一斑。目前,无论是从党和政府的官方文件,还是从学界的论著来看,有用“中国协商民主”的、有用“中国式协商民主”的、有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也有用“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还有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不一而足,至今还没有一个固定的表述。这些基本概念很多都没有得到科学、规范的统一认定,至于对这些基本概念定义的界定和阐发,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远没有形成真正学理意义上共识性的内涵固化,更不要谈其理论和话语体系的建构了。可见,“学习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精神,有必要从基本概念入手,作一番认真的研究”[9]。这是因为,概念、范畴的科学性和规范性是科学研究的重要前提条件,独立、自主的学术话语体系是由其独具特色的核心概念、特定范畴、内在逻辑铸造起来的,这是衡量一种理论和话语体系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对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制度的阐释,不仅要谈历史、摆事实、讲道理,更要精心构造既区别于西方协商民主又具有自身鲜明特色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从而形成科学规范的学术概念和结构严谨的逻辑体系,才能真正塑造好中国协商民主学术话语的根基、灵魂和风格。

2.2 在话语表达上存在用政治语言取代学术话语和用西方术语代替民族话语的不良倾向

长期以来,由于受意识形态宣传和“西学东渐”风气的影响,国内学界已习惯于要么使用政治语言、要么使用西方话语解读中国的政治实践与政治发展,尤其是在协商民主这个新兴的学术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导致现有的研究成果不能准确地从学理上深刻揭示中国协商民主的个性特色和独特优势,造成该理论的解释力和说服力不强的弊病。

一方面,目前学界的不少论著较为普遍地存在着过多使用政治语言对党的文件和政策进行解读和诠释,片面强调宣传和灌输的功能,从而造成现有的研究成果中宣传普及性论著和读本较多,还不能从学理上深刻揭示我国协商民主的特点和优势。有学者通过对相关文献的系统分析,指出很多研究者“以党的文件和政策为理论依据,较多地援引《政协章程》、《政协全国委员会关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规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十八大报告关于‘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渠道和内容’等政策文件以及领导人讲话,论证中国协商民主的优越性”[7]。我们认为,对党的文件和政策的解读与注释是必需的,也是必要的,但仅仅满足于此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对中国协商民主进行缜密的学理分析和严谨的逻辑论证,才能真正揭示中国协商民主的本质、特征和规律,并不断促使其向实践转化。

另一方面,由于国内的研究工作最初主要是在译介、评析和传播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过程中进行的,再加上目前我国本土协商民主概念、范畴和话语的相对缺失,使有些学者在研究中国协商民主的过程中,仍习惯于在西方协商民主的概念、范畴和元素等理论与话语体系中绕圈子,言必称西方。在研究思路上过多地依靠机械查找与直接引用西方学者著述中的片言只语,将其当作协商民主的理念与优点,用以解读中国的实践,并以此来提升论著的所谓学术含金量,结果造成在党的十八大后,虽然国内学界对“中国协商民主研究掀起了前所未有的热潮,一时各种论著汗牛充栋。但是,秉承各种观点、各种流派、各种思想的论著可谓是鱼龙混杂”[15]。这说明有些学者还没有完全从西方协商民主的话语桎梏中解脱出来,对中国协商民主研究的自主性、自觉性和自信心也没有真正树立起来,由此也可见西方学术话语体系在我国学界的传播之广和影响之深。

2.3 在研究方法上存在理性学术争鸣缺失和学术创造活力不足的突出问题

目前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停留在对我国协商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等价值判断层面的论证和注解,一味强调其独特性或优越性,但对于其在实践发展中的实现条件、制约瓶颈等问题却视而不见甚至有意避之,特别是对其技术支撑、发展困境甚至内在缺陷等影响协商效率与质量的诸多重大问题,更缺乏学术上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协同性的深度探索与学术争鸣,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中国协商民主理论创新和学术创造的活力。

上述问题具体反映在自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充分肯定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后,协商民主在我国的境遇宛如“皇帝的新衣”,叫好声一片,很少有人质疑其价值与功能,大有把“民主是个好东西”演变为“协商民主是个好东西”的趋向。在异口同声对协商民主大加赞誉的同时,人们却忘却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作为人类探索实现人民主权的新型民主形态,“作为走向‘公共之善’的最佳路径,协商民主制度是一种比选举民主要求更高、实行起来更难的一种理想型制度”[16]。事实上,任何一种理论本身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协商民主理论也是如此。在诸如上述对协商民主发展前景乐观有余、理性不足氛围的遮蔽下,学界对其哲学基础、运作机理、实现条件、主体能力、协商场域、结果运用、运行成本、监督反馈、技术支撑、发展困境等制约民主协商效率和质量的诸多深层次问题缺乏深度剖析和探究,更缺乏理性的学术争鸣和系统的理论建构,从而制约了我国协商民主的健康发展。这说明,当前很多学者在研究协商民主问题时,过多地存在着理想主义的色彩,缺少对其理论本身缺陷的思考,从而导致盲目夸大协商民主的价值与功能。

学术争鸣的缺失,还表现为时至今日学界对一些存在较大争议和模糊认识的重大问题,大家即便心知肚明也只是听之任之,不愿开展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具有建设性的讨论、辩论和批评,致使在很多重大问题上还远未达成共识,这本身就不符合协商民主的基本精神,严重制约了学术水平的提升。例如,对中西协商民主的区别与联系、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的关系及其在我国民主政治中的地位等问题的探究,在研究立场上一定程度地存在着过度意识形态化的不良倾向;在研究方法上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强词夺理和盲人摸象的不良学风,等等。对此,必须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高度警醒并加以克服。

最后,必须指出,对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理论与话语建构现状的认知,可能是由于思考问题的视角不同,有学者乐观地指出,在党的十八大后出现的协商民主研究热潮中,我国已“逐渐形成了中国本土的‘协商民主话语体系’,并最终进入到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17]。对此,笔者难以苟同,协商民主已进入到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作出我国已“逐渐形成了中国本土的协商民主话语体系”的判断恐怕还为时过早。须知,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与学术话语体系虽然有着内在的、必然的、本质的联系,但并不是两个完全等同的话语体系,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和政策性,而学术话语体系则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内在逻辑和话语系统,具有国际通行的概念范畴和理论范式。不然在目前党和国家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已经相当完善的情况下,构建和创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就不会成为当下我国政学两界,上至党和国家领导人、学术大家,下至普通学者和理论工作者最为忧患、焦虑和呼吁的重大话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要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增强中国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并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18]153-162。这为当前我国思想界的宣传和研究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不言而喻,对协商民主这个崭新的理论领域来说,“我们面临的任务很重,不仅有许多管长远管根本的理论政策问题需要研究,还有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探讨,期盼着能以贯彻十八大精神为契机,激发起更多同志研究问题的热情”[19]。

3 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理论与话语体系的进路思考

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相继作出了“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7]、“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20]的重大部署,但实事求是地讲,与我国在协商民主领域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取得的成就相比,学界在协商民主领域的理论创新、学术创造与之并不十分匹配,还没有形成系统、成熟的理论体系和独立自主的话语体系,尚不能为之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指导。因此,学界应在不断增强理论自觉的基础上,从中国国情出发,把协商民主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布局中,努力拓展研究进路,加快推进学术创新,自觉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理论与话语体系,从而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学术支撑。

3.1 从历史与逻辑的维度不断提炼中国协商民主的鲜明特质

早在创立新唯物主义之初,马克思就提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21]135。恩格斯也强调:“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22]654我国协商民主作为深深植根于中国沃土的民主形式,正是源自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中国对协商民主进行了长期探索,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了伟大成就,这为建构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理论与话语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实践资源和经验支撑。因此,我们必须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立足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基本国情,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维度,通过对中国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丰富多彩的民主协商实践进行学理观察和系统研究,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在追根溯源中概括中国协商民主的实践特色,凝炼中国协商民主的理论特质,从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理论与话语体系。

3.2 从传承与创新的维度着力夯实中国协商民主的文化根基

水有源,树有根,世界上任何一种文明形态都有其深厚的历史源头。就如习近平所言:“中华文明经历了5000多年的历史变迁,但始终一脉相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23]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作为中国的内生性制度文明,之所以是独特的、独有的和独到的,从最根本上来说,是因为它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自觉传承中华民族历史上形成的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传统政治文化,并结合中国当代政治发展而进行的伟大创造,它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政治智慧和价值主张,流淌着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内嵌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印记。正如习近平指出:“世界上不存在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也不存在适用于一切国家的政治制度模式。‘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各国国情不同,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独特的,都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都是在这个国家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24]因此,加强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理论与话语建设,必须从传承与创新的维度,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中凝魂聚气,着力夯实中国协商民主的文化根基、民族基因和文明传统,才能凸显我国协商民主的鲜明特色。

3.3 从比较与借鉴的维度努力彰显中国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

习近平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23]。20世纪中叶以来,协商民主在中西方的兴起与发展,说明“中西在当下历史节点上面临着相似的历史命题和时代旨趣,使两者的对话和沟通成为可能和必然”[25]。不言而喻,中国协商民主虽然是自己的伟大创造,但也没有脱离人类文明的大道,必须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怀,秉持开放、包容的精神,采取平等、理性的态度,与西方协商民主进行沟通与对话,真正做到交流互鉴,才能在比较中彰显我国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因此,要增强中国协商民主的话语权,必须从比较与借鉴的维度,既“认真借鉴别国的有益经验,还要在增强‘三个自信’的基础上积极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经验的对外传播与平等交流。这对于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研究和制度研究的国际视野、扩大其影响力,十分重要”[26]。

3.4 从解析与建构的维度加快推进中国协商民主的学术创造

推进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学术创新,包含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一是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理论体系,二是中国特色协商民主话语体系。所谓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理论体系,是指基于我国自身实践和本土经验的一系列概念、范畴和原理的逻辑体系;所谓中国特色协商民主话语体系,是指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理论体系的语言和文字表达体系。理论体系是内容,话语体系是形式,二者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不言而喻,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作为深深扎根于中国大地上成长起来的中国独特的、独有的、独到的民主形式,理应由中国民族性、自主性、原创性的话语体系表现出来。为此,学界必须从解析与建构的维度,进一步深化理论研究和学术创造。一方面,要从解析的视角,对我国现有的协商民主理论成果进行重新审视和剖析,特别是要全面厘清中西协商民主的源流关系,提高研究中国协商民主的学术自主性;另一方面,要从建构的视野,以清晰的本土意识、真切的人文精神、饱满的现实关怀,“善于从我们独特的视角对中国和世界政治现象进行创造性的思考,要有胆识把这种思考的结果上升到一般性理论,要有意识地在理论化过程中创造新关键词、新概念体系、新基本假设、新分析框架、新研究方法”[27],并在此基础上重点围绕我国协商民主的哲学基础、原理方法、实践资源、制度系统、体制机制、技术支撑、价值目标和发展困境等重大问题进行深入和系统的规范研究,突出学理性、学术性和操作性,努力概括出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的、开放的、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从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理论与话语体系。

参考文献:

[1]李君如.协商民主在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2]约翰·S.德雷泽克.协商民主及其超越:自由与批判的视角[M].丁开杰,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3]李君如.协商民主在中国——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理论思考[J].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4(4).

[4]俞可平.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几个问题[N].学习时报,2013-12-23.

[5]杨瑞森.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研究的几个理论问题和认识问题[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4(6).

[6]吴晓林,张翔.共识中的差异:国内协商民主研究的理论格局分析[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4(4).

[7]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N].人民日报,2012-11-09.

[8]叶娟丽.协商民主在中国:从理论走向实践[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2).

[9]郑万通.关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几个问题[J].中国政协理论研究,2013(4).

[10]刘佳义.关于协商民主的几个问题[J].中国政协理论研究,2014(Z1).

[11]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N].人民日报,2015-0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