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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文艺的“大众化”选择及其现代性悖论

2015-02-13张继红,张学敏

天水师范学院学报 2015年3期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351(2015)03-0025-05

收稿日期:2015-03-19

作者简介:张继红(1978-),男,甘肃甘谷人,天水师范学院文学与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关系与社会文明价值建构项目(13BZW120),天水师范学院“青蓝”人才工程基金项目阶段性成果

在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文学思潮中,与文学大众化相关的争论一直未曾间断。从1920年代的“民众文学”讨论,到1930年代“左翼”文学内部进行的文艺大众化论争,再到抗战时期的“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论,最后到延安文艺时期为工农兵服务的大众化文学实践, ①其中涉及的问题也颇为驳杂,主要有大众主体的界定、文艺大众化之路的可能性、走向民间的行为评价以及民族化与大众化的关系等。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文学大众化又呈现出相异的价值指向和阶段性特征。延安文艺时期,毛泽东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简称《讲话》)中提出的“唯一源泉论”、工农兵主体论等文艺观念,与此前已有的知识分子启蒙立场、大众化文艺观念出现了更多的“交往”,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后半叶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

一、“唯一源泉论”与大众观念的历史难题

“唯一源泉论”的提出主要基于文艺与生活之间的朴素关系,即毛泽东在《讲话》中所作的判断:“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陋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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