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让中国人民饱受战争的创伤与苦难。这里展现的仅仅是部分。

1947年5月20日召开的“第四届国民参政会第三次大会”期间，行政院赔偿委员会提出的工作报告，将8年抗战中中国军民伤亡人员总数修订为 12,784,974人。1949年后，将“七七事变”之前中国所受损失，以及中共敌后抗日所受损失计算在内，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数据为，“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以上，其中军队伤亡380余万，占各国伤亡人数总和的三分之一，按照1937年比价，中国官方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达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亿美元”。

被侵略的那段历史，说起来，让人悲愤欲绝；读起来，让人肝肠寸断。所幸，民族的精神不灭，外虏终被华夏儿女驱离神州大地。然而，倭人掠我财富，躏我河山，辱我同胞，灭我族人，无论是白山黑水还是黄土高坡，那段屈辱悲壮同时又是坚韧不屈的历史，留下的些许痕迹，至今并未泯灭。

南京大屠杀

南京大屠杀是日本侵华战争初期日本军队在中华民国首都南京犯下的大规模屠杀、强奸，以及纵火、抢劫等战争罪行与反人类罪行。

1937年11月20日，中国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1937年12月10日日军对南京发起总攻，12月12日唐生智下达突围、撤退命令，13日日军攻入南京，开始了长达数星期的反人类暴行。据1946年2月中国南京军事法庭查证：日军在南京进行了长达6个星期的大屠杀，中国军民被枪杀和活埋者达30多万人。其中，日军集体大屠杀28案，19万人，零散屠杀858案，15万人。

日军在南京进行了大规模集体屠杀。日军除了个别地或小规模地对南京居民随时随地任意杀戮之外，还对中国人，特别是解除了武装的军警人员进行若干次大规模的“集体屠杀”。大规模屠杀方法有机枪射杀、集体活埋等，手段极其残忍。

日军占领第3天，在汉中门外屠杀已放下武器的中国军警人员3000余人；在鱼雷营屠杀9000余中国平民及已解除武装的中国军人；而在宝塔桥一带屠杀3万余人。占领第4天，南京安全区内华侨招待所中的中国男女5000余人被日军押往中山码头用机枪射杀，并弃尸长江。日军占领第5天，中国平民3000余人被日军押至煤炭港下游江边集体射杀。占领的第6天，日军在大方巷难民区内日军射杀4000余人；最令人发指的，下关草鞋峡，日军以机枪密集扫射加上乱刀砍戮，一次性残杀中国难民男女老幼共57418人。

日军南京大屠杀场景

屠杀之外，日军还广有杀人竞赛、大规模奸污妇女等反人类行为。1937年12月13日，《东京日日新闻》报道，日军第16师团中岛部队两个少尉军官在其长官鼓励下相约“杀人竞赛”，12月10日中午，都已砍杀了百余中国人的两军官在紫金山下相遇时，两把军刀都已砍缺了刃，他们因为不能确定谁先杀满百人，便决定重新比赛谁先杀满150名中国人。其暴行一直在报纸上图文并茂连载。

日军侵占南京期间强奸了成千上万的妇女，他们不分昼夜并在受害妇女的家人面前施暴，许多妇女还在受辱后被日军折磨而死。有材料分析当时发生强暴案件超过2万宗。

中华民族在经历这场血泪劫难的同时，中国文化珍品也遭到了大掠夺。据查，日本侵略者占领南京以后，派出特工人员330人、士兵367人、苦工830人，从1938年3月起，花费一个月的时间，每天搬走图书文献十几卡车，共抢去图书文献88万册，超过当时日本最大的图书馆东京上野帝国图书馆的藏书量。

2014年2月2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表决通过决定，将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中国以立法形式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表明中国人民反对侵略战争、捍卫人类尊严、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立场。

“重庆大轰炸”

“重庆大轰炸”是指抗日战争期间，侵华日军集中陆军和海军的主要航空兵力，对重庆及其周边地区进行的长时间狂轰滥炸，从1938年2月到1944年12月，持续时间长达6年零10个月。其中，大规模的无差别轰炸持续3年（1939年-1941年）。6年多的轰炸造成重庆3万多人直接伤亡、6600多人间接伤亡，财务损失约100亿元法币（当时中国的法定货币），平民居住区、学校、医院、外国使领馆等均遭到轰炸。史学界将这一事件称为“重庆大轰炸”。

1939年4月底重庆的浓雾渐渐消失之后，重庆也就失去了其天然的保护屏障。日本帝国主义趁此机会制定了“五月攻势”作战计划，决定集中力量，对重庆进行猛烈空袭。5月3日，日机26架空袭重庆，600多居民被炸死。第二天，27架日机再炸重庆，市区大多数主要街道成为废墟，三分之一的建筑化为灰烬，3000多居民被炸死，英国、法国、德国的使馆也被轰炸，各有人员伤亡。1941年6月5日，日军再次出动大批飞机空袭重庆，轰炸持续几个小时，重庆市内到处火光冲天。位于重庆市中心十八梯附近的防空隧道中涌进了大量避难民众，由于大量人群被迫长时间拥挤在通风不畅的地下，几千名民众因窒息以及相互踩踏而亡，尸体堆积如山，惨不忍睹。

据不完全统计，从1938年到1943年，仅侵入重庆市上空进行轰炸的日机共达9000架次，轰炸的目标都是居民区、繁华的商业区、学校、医院等非军事目标，重庆成为大后方遭受损失最严重的城市。

1940年8月10日，日本战机整整轰炸了重庆城区4天4夜，城区大面积房屋已经变为废墟。图为一名挑着水桶的男子经过轰炸后的废墟

“三光”作战

“三光”为意译，日军在其作战命令中一般使用“烬灭作战”等术语。

八路军在华北敌后的游击战，极大动摇了日军在华北的殖民统治。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疯狂“扫荡”抗日根据地，对根据地进行以杀戮当地居民、对粮秣房舍等物资进行彻底的抢劫、焚烧和破坏为目标的军事行动，并将这一作战方式逐渐系统化、规模化、长期化。它最早由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提出，其继任冈村宁次将之推向顶峰。

1940年以后，扫荡更为频繁、酷烈。从1938年底到1940年止，日军在华北解放区发动的千人以上大规模扫荡达109次，使用兵力在50万以上；1941年、1942年两年内，千人以上的扫荡达174次；1943年，日军对华北解放区的进攻有增无减，对根据地人民的屠杀更加凶残，根据地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重大损失。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对华中抗日根据地、华南敌后根据地也反复进行了扫荡、清乡作战，所到之处，皆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把无数的城市和农村变成了废墟，无数的财富宝藏被洗劫一空，无数的生灵遭涂炭，连儿童也饱受战争之苦。

灭绝人性的细菌战部队

二战期间，日军专门进行细菌武器的研制、试验，并在中国战场上部署细菌战的部队。这些部队主要包括设在中国东北的满洲731部队、关东军100部队，设在北京的1855部队，设在南京的荣1644部队，设在华南的波8604部队、冈9420部队，以及设在长春的“大陆研究院”。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在哈尔滨南郊平房镇建造细菌实验场，组建了满洲731部队，这个细菌实验场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细菌生产工厂。在细菌实验场里，日军大量使用抗日志士和中国平民的健康人体进行各种活人细菌试验、病理实验及活体解剖；大量生产鼠疫、霍乱、炭疽等细菌，研制生物炸弹。

仅在1941年春天，在湖南，731部队实施投毒，就使常德地区流行鼠疫，导致几千人丧生；在滇西，日军冈9420部队和关东军100部队实施两次大规模的细菌战，导致20万人死亡。而据不完全统计，8年抗战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因日军进行细菌战而得传染病的人数达到1200万之多。

强征慰安妇

慰安妇，是日本军队在二战期间征召的随军妓女和为日军提供性服务、充当性奴隶的女性，中韩历史学者认为“征召”主要是诱骗和逼迫。慰安妇主要来自中国大陆、朝鲜半岛、中国台湾、日本本土，也有的来自琉球、东南亚、荷兰等地，来自日本本土的慰安妇被称为女子挺身队。2013年10月7日，日本公开了二战期间强掳35名荷兰女性当慰安妇的档案。

2012年7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指示，美国所有文件和声明，禁用按日语直译的“慰安妇（comfort women）”一词，而将其改为“被强迫的性奴（enforced sex slaves）”，以此要求日本正视二战期间的性暴行。

慰安妇制度是日本违反战争常规、违反人道主义的制度化了的政府犯罪行为。尽管日军在战败时大量销毁档案，要准确计算出慰安妇总量较为困难，但是，一些研究人员仍依据已有资料作了推断：日军在其侵占地区，前后共驱使40万左右的亚洲女性充当其性奴隶，其中大部分在战争结束之前被迫害致残致死，而在被害女性中，约20万为中国妇女。

2008年4月20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一份答辩书表示，接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定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中国桂林强征当地妇女充当慰安妇的判决，对此没有异议。2001年10月15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表示，对于慰安妇所遭受的“难以估计的痛苦”，感到“悔恨及自责”。

中国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也宣布，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将于2015年10月25日在台湾成立第一座慰安妇纪念馆。

生活在山西省盂县的尹玉林老人2012年10月6日因肺部的病变与世长辞，享年90岁。从1992年开始，尹玉林老人就公开慰安妇的身份，站出来指正侵华日军所犯的滔天罪行，20年来一直在等待日本政府的道歉和赔偿，但这一天并没有等来，她抱憾而终。

强掳劳工

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局开始向着有利于世界反法西斯力量方向发展，日本当局为补充国内劳动力不足，基于产业界的要求，通过日本内阁决议决定，将中国劳工强制掳往蒙古、中国东北、日本、南洋等地，为当地企业工作或从事军备工作。其中，约4万余名中国劳工被强掳日本35家企业的135个作业场，从事无偿繁重的非人苦役。

被侵华日军强征和日本企业奴役的中国劳工，处境极其悲惨。中国劳工们从事的都是重体力劳动，每天只能吃极少量的粗劣食物，饿得骨瘦如柴，却每天要劳动10至12个小时，有的长达16个小时。劳工们的住处拥挤肮脏，生病后得不到医治，每天都有人在饥病交迫中悲惨地死去。据统计，被强掳的中国劳工仅在日本死亡人数就达6830人，平均每5个人中就有1人被夺去了生命。

据日本共同社2015年7月24日报道，围绕在侵华战争中强行绑架中国劳工的问题，迫于舆论压力，日本三菱材料确定了将和中国受害者谈判团签订整体和解协议的方针。其主要方式是：三菱材料将以基金的方式向每名受害者支付10万元人民币，支付对象总共3765名。

二战期间，3765名中国劳工被强征到日本三菱材料(原三菱矿业)及其下属单位劳动，其中722人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