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凡菊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 广西 桂林 541004）

徐家麟对民国图书馆学学术转型的贡献*

曾凡菊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 广西 桂林 541004）

在民国时期的图书馆学学人群体中，徐家麟是为近代中国图书馆学学术转型做出了卓越贡献的杰出代表。他的贡献不仅在于将世界最新的图书馆学理论引入中国，而且还充分体现在他积极尝试将之与中国传统图书馆学理论相结合。他所提出的要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图书馆学理论体系的构想，以及对图书馆学是一门什么样科学的思考，是站在世界图书馆学理论发展前沿的突出表现，也反映出近代中国图书馆学学术转型逐渐走向成熟。

徐家麟 民国 图书馆学 学术转型 学术贡献

从民国肇始到新中国成立的30多年间，是中国图书馆学从传统到近代转型的重要时期。在这一学术转型的进程中，大批从事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学人，为之进行了艰难的探索，徐家麟便是他们中间最为杰出的一位代表。学术界有关徐家麟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是相当之少,只有陈光祚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对徐家麟的学术敏锐性给予了很高的评价[1]。范并思在《中国理论图书馆学的先行者徐家麟》一文中着重分析了徐家麟的图书馆学理论特色，并称之为“我国现代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重要奠基者之一”[2]。柯愈春的《追求中国图书馆现代化的思想家徐家麟》一文，主要回顾了徐家麟一生的图书馆学学术追求道路，高度评价他是“近百年来图书馆界杰出人物之一”[3]。其他一些论著对徐家麟虽也有所涉及，但大多仅限于简单的介绍。本文将从徐家麟与近代中国图书馆学学术转型关系的角度，探讨他为民国时期的图书馆学学术转型做出的卓越贡献。

1 对世界图书馆学理论的引入

徐家麟（1904—1975），又名徐行、徐徐行，湖北沙市人，幼年在老家读过几年私塾，1914年随父亲来到长沙，进入中华圣公会三一学校初中部就读。1918年，徐家麟升入武昌文华中学，并于1922年考入武昌文华大学图书科，开始了他的图书馆学学术追求之路。1926年，徐家麟从文华大学毕业后前往北京，先后担任中华教育改进社图书馆主任、清华大学图书馆中文编目员与燕京大学图书馆中文编目主任等职务。1929年，近代中国第一所、也是唯一的一所图书馆学专门学校——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成立（以下简称“文华图专”），校长沈祖荣亲自邀请徐家麟来校任教，徐家麟欣然接受并于1930年来到文华图专，先后讲授《图书分类法》、《图书经营法》与《英文参考书》等课程。

1935年9月，徐家麟获得韦棣华基金会的资助，远赴美国留学。1939年回到已迁至重庆的文华图专继续任教，两年后他接受好友汪长炳的邀请，前往位于四川璧山的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图书馆博物馆学系担任教授。1945年，徐家麟在《图书馆学报》创刊号上发表了《关于图书馆学的认识几点观察》一文，全文近2万字，分上下两篇，上篇讨论何谓图书馆学，下篇则是徐家麟个人对于图书馆学的几点认识；在上篇中，徐家麟对国外最新图书馆学理论做出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其中尤以对美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巴特勒（Pierce Butler）于1933年出版的《图书馆学导论》的介绍最为引人注目[9]。

巴特勒是美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美国图书馆学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1928年，美国第一所设有图书馆学博士学位的学院在芝加哥大学（The Graduate Library School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简称GLS）成立。此前美国各大学的图书馆学院，一直奉行的是实用主义教育原则，学院所聘请的教师也大多是来自图书馆一线的管理人员。这些教员甚至大多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采用的教学方式也类似于传统工匠、师傅教授徒弟的形式。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院成立之后，“作为一门科学的图书馆学”，开始采用一种新的图书馆学研究规范，形成了独树一帜的“芝加哥学派”，对此后美国乃至于世界图书馆学的发展均产生了深远影响[10]。1933年，巴特勒出版了他的专著《图书馆学导论》，该著作从学术、社会、科学、心理、历史5个方面阐述什么是真正的图书馆学[9]。巴特勒认为，图书是保存人类记忆的一种装置，图书馆则是在现代人类意识中传播这种人类记忆的一种社会机构，“为社会组织必要之原素”[9]。在他看来，“图书馆事业之能成为科学，在能适合新思想之惯例，智识学问，无论其类别为何，必以其客观现象为起点，并以科学谨严之态度观察值”[9]；除此之外，“更须继续不断，与其他科门类，互通声气，交相借镜”[9]；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图书馆事业在发展之途径，获得新希望，当致力于功能，而不注重程序”[9]。这是因为科学的图书馆学是要“寻求学问于代表之现象中，而非特殊之事件。研究图书馆事业，并非研究图书馆”[9]。巴特勒对图书馆学的思考，是图书馆学理论发展新时代到来的重要标志。正如他自己所言：这是把图书馆学作为一门学问进行研究的一次综合尝试，是舍去技术一面而决心采用图书馆之哲学考察的最初论述[9]。巴特勒所提出的有关图书馆学理论的思考，一直以来成为图书馆学学人们努力追求的目标。

有关芝加哥学派何时进入中国的论述，论者们说法不一。周余姣指出，徐家麟并非第一个将巴特勒的《图书馆学导论》引入中国之人，早在1936年3月，李永安在《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第八卷第一期上就发表了《图书馆学问题》一文，该文对巴特勒的《图书馆学导论》进行了全文翻译介绍[11]。周余姣认为，李永安在翻译巴特勒的原著时将“巴特勒”翻译为“卜特勒”，且采用文言文的叙述方式，加之李永安在民国时期图书馆学界的影响力有限，因此在很长一段时期，以巴特勒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并未引起中国图书馆学界的广泛关注[12]。周余姣同时指出，李永安对《图书馆学导论》的翻译，使得芝加哥学派进入中国的时间提早到1936年[12]。不过在笔者看来，以上论点仍然值得商榷。实际上，早在1933年，徐家麟便已关注到了芝加哥学派，并将其理论介绍到国内。他在1933年发表的《论图书馆作业之学术化与事业化》一文，介绍了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院所出版的《图书馆季刊》第一卷第一期刊载的两篇论文，在这两篇论文中，威廉逊与韦勃尔两位学者分别就如何处理图书馆的“学”与“术”之间关系问题进行论述，引起了他极大的关注[13]。

与李永安在翻译巴特勒著作时并未加入任何个人见解不同的是，徐家麟在介绍巴特勒图书馆学理论之后，用了更多的篇幅来阐释他对世界图书馆学理论发展的深刻思考。他认为，巴特勒最大的贡献，在于提出了要使图书馆学科学化的命题[9]。这一命题简单说来，就是“图书馆业务之推进，须与现代的科学精神无违背，须将科学研究方法应用到能如此处理之种种图书馆业务上面去，并向其他学科之研究，互相借镜，互换研讨的结果”[9]。徐家麟进而指出，巴特勒的理论给广大的图书馆工作者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空间，“图书馆学如能努力与科学化的图书馆学的创获，则图书馆员们将有一种新天地：过去只注意到个别零星技术步骤，今则知讲求整个效用；过去只知图书馆成绩或功劳表现，今则并知留心理解；过去只求了解特殊事物，今则知解索事象的类型；过去信奉若干观念，当作金科玉律，今则作求实的考虑，实事求是”[9]。

2 图书馆学本土化理念

近代中国图书馆学的发展，无疑是深受西方图书馆学理论的影响。但西方理论传入中国后，如何与传统的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相结合，这是近代中国图书馆学学术转型过程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早在20世纪20年代，图书馆学学人们就充分认识到，图书馆学的发展固然需要大力引入西方的理论，但这些来自西方的理论如果不经过本土化的改造，则很难为中国所用。正如1921年从菲律宾大学毕业回国的杜定友所言：“没有一所外国的图书馆学校能够养成完全的图书馆学者，以应中国图书之用。”[14]在徐家麟看来，由于中国传统图书馆学与西方图书馆学的巨大差别，中国图书馆学的近代转型必须与中国传统图书馆学理论紧密结合[14]。梁启超在1925年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大会上，也提出了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的艰巨使命[15]。

如何将西方图书馆学理论与传统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结合起来，从而构建出“中国的图书馆学”，当时图书馆学家们普遍感到困惑。在他们看来，西方图书馆学理论与中国传统的图书馆学理论有着太多的格格不入之处。其中，最先感到棘手的问题便是图书的编目与分类。1929年1月，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在南京召开，徐家麟本人并未出席此次年会，但向会议主办方提交了两篇论文，即《〈中国编目论略〉之论略》和《关于图书分类法之图解与中籍分类法及表之编制的研究发展》，由他的好友毛坤在会上代为宣读。前者后来被刊载在《图书馆学季刊》第三卷第一、二期合刊上（1929年6月），题目改为《中文编目论略之论略》。徐家麟在文中首先指出，尽管我国图书馆学中文编目已经引起了学界的广泛重视，“先后曾见到查修、黄维廉、杜定友诸氏之论文或专书，但考其内容，惜多只得其偏而不能得其全。大概于西洋编目之义例，或详或略，均尝逐类及之，求其能适应中文之一切书之编目需要，则容有未及顾到者”[16]。在他看来，“今欲发达中文编目学，一方面固须破除纯粹西洋式编目学之迷信与盲从，一方面亦须得自固有之目录学版本学之桎梏中求解脱，以见于事之所至，理有固然。学无古今中外，胥择其善者而从之，倘学不同科，自亦可分道扬镳，各事所事”[16]。徐家麟此处所指出的“各事所事”，当指在中文编目过程中，不能拘泥于西方编目的传统，而要“择其善者而从之”。对于如何“择其善者而从之”，徐家麟的同窗好友毛坤在1936年发表的《图书馆的中国化问题》一文中，也提出了与徐家麟相类似的观点。毛坤认为，西方图书馆学理论“因是外国输入进来的，所以它的意义和方法同我们固有的思想方法和情况都有些不同，其间已经融会贯通的固然也有，生吞活剥的地方不能说全无”[17]。毛坤为此批评了当时图书馆学界存在的“生吞活剥”的态度，认为要“洋为中用”，也就是中国化的问题，他说：“我们所谓化，应该要以适用为原则或以能达到我们的高尚广在的目的为原则。”[17]

笔者在查阅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图书馆学人对图书馆学本土化的相关论述时，不难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其对诸如编目与分类等图书馆业务操作层面的探讨相当之多，而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本土化的探讨则少有人问津，徐家麟早年也是走同样的道路。不过与其他图书馆学人不同的是，他在探讨图书馆学本土化过程中，涉及理论层面的探讨更多一些，同时他的困惑也更多一些。正如他在论述编目如何本土化时所言：“图书馆编目原多本诸欧美现代图书馆之学术与事业，以为研讨进行之根据。但统观西方各国现有的编目学书，皆详办法而不及理论，详其然而不详所以然，是岂此种学术本身之原若何学理的根据耶？抑有之，然以其不关重要，或过于艰深，因而忽略之，避免之耶？”[16]他也曾经试图对之进行一番探讨，但“稍有所玩索，结果似尚不无有若干近是之揣测者”[16]。

在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美国图书馆学理论的洗礼后，徐家麟对图书馆学本土化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他对图书馆学本土化的最大贡献是提出了要建构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图书馆学术事业体系的梦想。徐家麟认为：“我国图书馆学术落后也是当然的事，也是无可讳言的事。愚以为我图书馆界学人，当急起协力研讨图书馆学术。为目前需要说，应尽量创制并实施可以供应我国图书馆界需要的种种制度与技术方法。欧美的图书馆学术事业，可以借镜，但不可以拘泥。”[9]徐家麟认为：“我们自身问题的解决，全有赖于我们自己的努力。我们并应有创制一种适合我国需要与事实的图书馆学术事业体系的企图。”[9]他此处所言的“适合我国需要与事实的图书馆学术事业体系”，无疑是指中国图书馆学的学术体系必须要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他并未对此进行深入探讨，只是粗略地列出了他对图书馆学学术体系的大致构想：“一本完善的图书馆法规，一种适用的图书馆课程，一本详实的中国印刷史，以及其他许多研究成果。我们样样都需要，我们自身问题的解决，全有赖于我们自己的努力。”[9]应该指出的是，虽然徐家麟并未对中国图书馆学术事业体系做出详细的阐述，但难能可贵的是，当同时代的其他学人对图书馆学本土化的思考大多局限于编目与分类等具体的业务层面时，徐家麟已经提出了中国图书馆学本土化的理想。与同时代的图书馆学人们相比，他大概是第一位提出应该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图书馆学理论体系之人。因此就这个层面而言，他无疑是那个时代的图书馆学学人中对追求图书馆学本土化看得最为深远的一位。

3 对图书馆学科学化的思考

中国图书馆学界在引入国外图书馆学理论时，对图书馆学究竟是不是一门科学、究竟是一门什么样的科学等问题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开始有了一些深入探讨。1934年，刘国钧的《图书馆学要旨》一书出版，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刘国钧提出了图书馆学的“四要素说”，即图书、人员、设备与方法，并将其称之为广义的图书馆学；而狭义的图书馆学则是“研究图书馆管理方法”，也就是“新图书馆运动”之后图书馆学界共同关注的对象[18]。不过从刘国钧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对图书馆学的理解更多地还是停留在图书馆自身层面，而对与图书馆有关的其他层面则少有论及。

1935年，李景新发表的《图书馆学能成一门独立的科学吗》一文，是图书馆学学人有关图书馆学理论探讨的一个新成果。李景新认为：“现在图书馆的任务，日益扩大，图书馆的意义也不仅是一种活的教育机关。所以从今日的立场说图书馆学的意义，是包括人类知识学问的记载关于人类的历史和精神文化及物质文化两方面的一切事项。”[19]可以看出，李景新的最大贡献，是已经看到了图书馆学的社会功能，看到了“图书馆学是人类学问中的一部分”[19]。更加难能可贵的是，李景新已经意识到图书馆学“是以有系统的科学方法，专研究人类知识学问及一切动态的记载产生，保存，与应用；使它成为教育化，学术化，社会化，科学化的一种科学”[19]。

就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图书馆学界对图书馆学究竟是一门什么样的科学进行艰难探索时，美国图书馆学芝加哥学派的出现，给中国图书馆学理论发展带来了新的方向。从上文徐家麟对巴特勒理论的介绍中可以看出，芝加哥学派所思考的问题，也是近代以来中国图书馆学人一直在思考的一个命题，即如何将图书馆学作为一门科学的理论来加以研究，从而更加有力地推动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徐家麟在1933年发表的《论图书馆作业之学术化与事业化》一文中，着重谈到了他对图书馆学科学化路径的思考[13]。他说：“窃以为若即美国如火如荼之图书馆事业，及在彼已经着手研究之图书馆学术，吾人对之，似仍未能遂认为满足，更未可以自绥、自限、自暴、自弃。不尽其在我，就我中国之图书馆作业，对此学术事业不谋有所贡献；意以为对图书馆本身求进益，即对我国图书馆学术事业求改进，一举固可以两得也。”[13]至于如何使图书馆作业学术化，徐家麟提出了两条途径：“一则曰，自图书馆自身已有之学术予以整理、累积、实验、发挥之工作；一则曰，自图书馆学术以外相关之学术，予以沟通、印证、引用之工作。”[13]徐家麟还提出，在研究方法上除了应用图书馆治学方法外，更须尽量应用科学方法及各科独具有效的方法，通过相互借鉴，来推动图书馆事业的发展[13]。

颇具意味的是，在20世纪20—40年代，中国图书馆学人前往美国留学主要是进入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与哥伦比亚大学等美国东部地区的学校。在以哥伦比亚大学为代表的图书馆学理论占据主流的时代，中国的图书馆学人很少有人关注芝加哥学派。与中国其他图书馆学人一样，徐家麟前往美国留学的也是哥伦比亚大学，但为何他对芝加哥学派产生了如此浓厚的兴趣？笔者在追溯徐家麟学术思想的源流时，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他在前往美国之前，也就是巴特勒的理论尚在酝酿之时，就已经隐约地提出了与之相类似的构想。正如范并思所言，从一开始他就与芝加哥学派有着天然的相似性[2]。

徐家麟于1945年发表的宏文距巴特勒的著作出版已经过去了十多年，而他在该文开篇就表达了对图书馆学理论研究进展不畅的忧虑。他说：“此书（指巴特勒的《图书馆学导论》一书）的出版，足足十年有余，虽说图书馆专题研究的著作，已有好些种类，似白氏的书，却仍无之。图书馆学研究的进步，诚然并算不得很快。”[9]正如他所言：“在本年上月，文华图书馆学专校，承美国图书馆协会赠送几册新出版的图书馆学书刊，托由华莱士副总统携带来华。其中一册，是该协会在去年刊行图书馆学之辞书，笔者有机会得快先睹，自感到欣慰。因个人向来对于图书馆学问题考虑的兴趣，仍不时有之，所以检阅这书的时候，首先便是看它对于图书馆学有何定义，可是结果是难令我满意的。”[9]徐家麟只看到了“图书馆业”与“图书馆学”两条，而如“图书馆服务”与“图书馆工作”等字样，大概是因为美国图书馆界认为其并无任何特殊专门的意义，所以均未收入。徐家麟认为，美国最新出版的《图书馆学辞书》将图书馆业定义为“适用书的知识及某一些原则、理论、技术，于图书馆中书籍及其他资料收藏，设置，保藏，组织，与运用各方面，暨图书馆服务之推广”[9]；而对图书馆学的定义，则仅仅描述为“辨识，收集，组织，应用，印刷的或乎手写的文件之知识与技能”[9]。在徐家麟看来，图书馆学的定义决不当平庸至此，但美国图书馆学界对之的定义，也决不会是胡乱写下来的。从这短短的词句中，徐家麟看到的是美国图书馆界全体，特别那占绝大多数的普通图书馆员们，对图书馆学并未深入接受与研讨，这也是他对图书馆学理论研究进展不畅表示忧虑的一大主因。

从以上论述可知，与同时代的中国图书馆学家相比，徐家麟可谓是站在世界图书馆学理论最前沿的一位代表。他看到了美国图书馆学界与图书馆从事具体业务的人们之间的矛盾。在美国一般的图书馆从业者看来，图书馆学研究是图书馆学者的事情，而且也还算不上是什么博大精深的学问；大多数从事具体业务的普通图书馆员们对图书馆学理论相当陌生，因此距离二者打成一片的程度还相距甚远。美国图书馆学界的情况如此，中国的情况更是如此。面对中外图书馆学界共同的局面，徐家麟在对中国图书馆学界的期许中说：“设若在图书馆学研究方面，能迎头赶上外人。我们同时却也需承认，能从（中）学习的也尽多。这也是我们应努力的事。”[9]徐家麟随后指出，中国图书馆学界当前最根本的任务，是在自尊本业与业界中人的图书馆精神影响下，去做好图书馆服务之事，他说：“愚以为我图书馆界人士，当勿忘所经营的是图书馆，当以图书馆本行的种种专为急务，当有图书馆精神，自尊本业与本界中人；凡图书馆界能将自身业务办好，是为解决本界困难，并取得外界信任的最好办法。此业务为何？不用说，最根本的仍是图书馆服务一事。”[9]

4 结 语

综观徐家麟民国时期图书馆学学术追求之路，笔者发现，他对图书馆学学术转型所做出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他一直以来对世界最新图书馆学理论的高度关注，他最早将美国芝加哥学派的图书馆学理论介绍到中国，并一直是芝加哥学派的追随者；二是他提出了建设符合中国国情的图书馆学理论体系的构想，尽管这一构想在当时没有完全展开，但其对近代中国图书馆学学术转型的意义不容忽视；三是他对图书馆学究竟是不是一门科学做出了肯定的回答，并就如何建设一门“科学的图书馆学”提出了一些思考。从徐家麟为近代中国图书馆学学术转型所做出的三大贡献可以看出：尽管中国近代意义上的图书馆学理论研究起步较晚，中国图书馆学界与国外相比固然有一些差距，但就20世纪20—40年代的中国图书馆学发展情形而言，中西之间的差距并没有学界过去所想象的那么大。中国图书馆学界在借鉴国外先进理论的同时，也在努力找出一条符合中国基本国情的图书馆学理论发展道路。在民国时期图书馆学学人群体中，徐家麟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探讨及中国图书馆学界的期许，不仅表明了他是当时站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前沿的一位杰出代表，同时也充分反映出在20世纪20—40年代，中国图书馆学理论取得了非常丰富的成果。虽然徐家麟本人在很多方面未能展开深入的阐述，但他以敏锐的学术视角所提出的一些思考，正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图书馆学发展的方向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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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ibution of Xu Jialin to the Academic Transformation of the Library Science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Xu Jialin was a prominent representative who made th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 to the academic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Chinese library science among library scholars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He had not only introduced the latest theory of the library science in the world into China, but also tried to combine it with the traditional theory of Chinese library science actively. His idea of establishing the theory system of the library science which accorded with the condition in China, and his thinking about what kind of science is the library science, was the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of standing in the forefront of the theory development of the library science of the world, and reflected that the academic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Chinese library science was moving into a mature stage gradually.

Xu Jialin; Republic of China; Library science; Academic transformation; Academic contribution

G250.9

B

曾凡菊 女，1969年生，土家族，现工作于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2014-09-09 ]

* 本文系2012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民国图书馆学学术转型研究（1912－1937）”的成果之一，项目编号：12YJA870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