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前

（1.湖南工业大学商学院，湖南株洲，412007；2.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综合改革协同创新研究中心，湖北武汉，430079）

理解“文化治理”：理论渊源与概念流变*

王前

（1.湖南工业大学商学院，湖南株洲，412007；2.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综合改革协同创新研究中心，湖北武汉，430079）

在“文化治理”日益成为时新学术概念的当下，“文化治理”这一术语仍是一个需要辨明的概念。从理论渊源来看，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福柯的“治理性”概念、本尼特的“文化的治理性”思想等理论和思想对文化治理概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概念的流变来看，在中文世界，台湾地区率先“发明”和理论化“文化治理”概念，并在争论中推动了对“文化治理”概念的理解与运用。大陆学界“文化治理”概念的兴起，既是对既有学术脉络的延续，也受到了政策话语的极大推动。对“文化治理”概念的理解，可以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来把握。“文化治理”，作为一种集理念、制度、机制和技术于一体的治理形式与治理领域，它既涉及文化功能的重新发掘，又涉及文化组织方式的革新，还涉及个体文化能动性的彰显。

文化治理；文化霸权；治理性；文化的治理性

近年来，“文化治理”一词经常性地出现在学术文献中，俨然被视为一个概念明晰、内涵明确的专有术语。然而，仔细梳理现有文献，却不难发现，学界对“文化治理”概念的理解、运用，甚至态度都大不相同，往往是“一个词汇，各自表述”，尚无基本共识。鼓与呼者有之，如有学者直言“国家需要文化治理”［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