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南京 210044)

2014年底,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调研时首次提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引起了国内外的高度关注,成为理论研究的热点、焦点。

1　国内外研究的总体进展

1.1　国内研究

对“四个全面”的研究,国内呈现出政界与学界的良性互动,推动了这一战略思想研究的不断深化。笔者通过检索发现,报纸、期刊已发表了一批研究成果;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等推出了《“四个全面”学习读本》《“四个全面”党员干部读本》等理论读物,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研究丛书》,采取“总论+分论”的方式,用5卷本的篇幅来进行深度解读;一系列关于“四个全面”的理论研讨会陆续召开……种种迹象表明,对“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研究正在迅速向深度和高度拓展。现将“四个全面”的相关成果进行整理,主要归为三类。

1.1.1　以《求是》《人民日报》《新华网》等为代表的评论文章

2015年1月2日,《求是》发表《奋力推进“四个全面”》的社论,比较早地解读了“四个全面”的时代背景、战略地位、实践路径等内容。社论最后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协调推进,四足鼎立,共同托举起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理想。”[1]可以说,这篇社论较早地把握了“四个全面”的相关内容,彰显了“四个全面”对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和中国梦的重要意义。

2015年2月25日,《人民日报》运用总论与分论相结合的方式重磅推出了五篇评论员文章,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进行权威解读。第一篇《引领民族复兴的战略布局》为总论,重点突出了“四个全面”的科学内涵、逻辑关系和重要意义。后面四篇分别聚焦每一个“全面”的具体内容,分别从“让全面小康激荡中国梦”“改革让中国道路越走越宽广”“法治让国家治理迈向新境界”“从严治党锻造坚强领导核心”四个论题,系统、深入解读了“四个全面”的具体内容。这有利于我们既在总体上把握住“四个全面”,又能深入每一个“全面”内部。

2月26日,继《人民日报》之后,新华网也推出五篇评论员文章,对“四个全面”进行阐述。这五篇文章分别从“让‘四个全面’成为举国共识和统一意志”“‘四个全面’：治国理念的升华”“‘四个全面’：实现中国梦的行动指南”“用实干落实‘四个全面’的治国理政新方略”和“‘四个全面’让中国梦更加清晰”五个论题诠释“四个全面”的战略意义和实践路径,使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四个全面”作为治国理政的新方略,既不是空洞的口号,也不是轻易的承诺,而是实现中国梦的关键步骤,彰显了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瞻远瞩的全局视野和战略眼光。

1.1.2　高层领导的深度解读文章

“四个全面”一经提出,便引起了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的高度重视。他们从中央精神与各地、各部门实践相结合的角度,也对“四个全面”作了阐述。

2015年1月22日,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书记彭清华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四个全面”：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的总要求》的文章,较早地探讨了“四个全面”重要思想的丰富内涵和重大意义。1月28日,国防大学政治部主任李升泉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四个全面”：新时期治国理政总方略》的文章,认为强调“四个全面”协调推进,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标志着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方略更加完善。1月30,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曲青山在《党建》杂志发表题为《“四个全面”：新形势下党治国理政的总方略》的文章,阐明了“四个全面”之间的逻辑关系,高度肯定了“四个全面”的战略地位;2月11日,他在《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四个全面”：实现中国梦的战略指引》一文,全面阐述了“四个全面”与中国梦的内在统一性：实现中国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基础,全面深化改革是动力,全面依法治国是支撑,全面从严治党是关键[2]。

1.1.3　学术界发表的理论研究文章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的时间还不长,但是这一战略思想产生的影响非常大,对其研究的领域也在不断延伸。有关的理论研究成果可分为几种类型。

第一,“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的研究成果。

2015年6月29日,江苏省“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研究中心在南京成立。该中心特聘研究员苗成斌认为,“四个全面”中的每一个“全面”都有历史的现实的和未来的时间维度,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性与时代发展性的辩证统一;同时,“四个全面”战略思想在整体上又是一个系统性的创新,体现了内在逻辑性与理论体系性的辩证统一;最后,“四个全面”战略思想具有鲜明的现实品格和缜密的现实逻辑,表明了其现实逻辑性与未来逻辑性的辩证统一[3]。该中心特聘研究员刘西忠在《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协调推进》一文中,从八个方面具体分析了实现“四个全面”的可行路径。该中心特聘研究员周显信在《“四个全面”是真理尺度与价值尺度的完美统一》一文中认为,“四个全面”坚持人民利益至上的根本立场,深化了我们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是坚持真理尺度与价值尺度相统一的典范。

第二,各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的研究成果。

国防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领导小组副组长章传家发表了《论“四个全面”的里程碑意义》一文,认为“四个全面”开拓出四种新境界,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境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境界、促进人类社会文明发展进步的新境界。宁夏自治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发表《四个全面：实现奋斗目标的战略布局》一文,充分肯定了“四个全面”的理论价值,指出“四个全面”是战略目标与战略举措的统一,必须坚持“四个全面”,从而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健康有序发展。青海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推出了《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协调推进“四个全面”》一文,先是从整体上阐述了“四个全面”的来源和重要意义,接着分别从每一个“全面”的角度,深度分析了“四个全面”的具体表现和战略地位。

第三,高校理论工作者的研究成果。

济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包心鉴在《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辟中国现代化新境界——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战略思想的精神实质和价值指向》一文中,将“四个全面”与中国现代化紧密联系起来。他指出：在更高起点上推进中国现代化,是系统形成“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内在逻辑依据;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根本价值指向;深入揭示中国现代化的科学内涵及其内在联系,是习近平“四个全面”重大战略思想的根本要义[4]。

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永贵在《“四个全面”：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航标》一文中指出,基于新的历史形势,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能盲目乱来,需要科学有效的航标进行定位指导,“四个全面”正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基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考量而提出的,它是时代的使命,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量身定制的新航标[5]。

1.2　国外研究

“四个全面”提出以后,不仅引起了国内的高度关注,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热议。

1.2.1　关于“四个全面”与实现中国梦的关系

全球中小企业联盟主席、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原总干事卡洛斯·马格里诺斯认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包含了一个战略目标和三个互相支持、互相影响的战略举措,与中国梦高度统一,一方面展现了习近平巨大的决心和明显的使命感,另外一方面也体现了中国正在构建与世界各国共赢的格局,推动实现新的国际平衡,在一个现代和进步的国际社会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国内目标[6]。英国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原署长罗思义认为,“四个全面”是一个有机整体,不可割裂开来。贯彻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将有力推动中国梦的实现,并且打破那些试图阻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企图[7]。

1.2.2　关于“四个全面”对中国发展的影响

罗马俱乐部原秘书长、联合国原助理秘书长马丁·李斯认为,“四个全面”的提出,具有全局性、历史性意义,每一个“全面”都对应着中国今天所面临的重大挑战;“四个全面”的提出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了全面且连贯的战略指导,将使中国的发展更加持续稳定[7]。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助理鲍里斯·古斯列多夫认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是中国进入发展新阶段的向导。柏林德国经济研究所国际经济学研究部主任克里斯坦·德瑞格尔认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赋予中国发展新内涵;人们注意到,“四个全面”不是口号式的倡议,而是实实在在的举措。

1.2.3　关于“四个全面”的世界意义

土耳其中央银行北京经济参赞尤科赛尔·戈迈兹认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影响中国改革进程以及今后的经济走势,这也为与中国经济相关联的所有利益群体提供了一个观察中国经济形势的基本框架[8]。巴西应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爱迪生·B·达席尔·菲略认为,“四个全面”是一个实现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行动纲领,也会增强中国在新的全球格局下走向繁荣的能力。因此,这一战略布局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展路径,会被其他新兴国家认真观察以至模仿[6]。韩国高丽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姜晟振认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给世界提供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中国解答。

2　研究取得的主要成果

2.1　关于“四个全面”的发展脉络

施芝鸿认为,“四个全面”的提出不是一蹴而就的,是在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基础上,在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伟大实践中,逐步提出并形成的,其间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从“一个全面”到“两个全面”。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一个全面”,即“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将其改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党的十八大报告统一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从而把党的十六大、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个全面”扩展为“两个全面”。然后,从“两个全面”到“三个全面”。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样,就把“两个全面”进一步扩展为“三个全面”。继而,从“三个全面”到“四个全面”。2014年12月14日,习近平在江苏考察调研时提出了“四个全面”[9],“三个全面”首次被扩展为“四个全面”[10]。这是对“四个全面”发展历程的较详尽阐述。

搞清楚“四个全面”的发展脉络还不够,还需要溯本求源,分析其直接根源与间接根源,弄清楚这一理论的发展逻辑。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曲青山在研究“四个全面”提出和形成的历史过程时,得出这样一个基本判断：党的十八大精神是“四个全面”的总源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四个全面”的战略目标,是由党的十八大所确定的,它直接来源于党的十八大。“全面深化改革”虽然确立于十八届三中全会,但党的十八大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目标放在一起并列提出,这是前所未有的。因而可以说,“全面深化改革”也是直接来源于、来自于党的十八大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确定为主题,并形成了整体部署,但其根本是源于党的十八大所提出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所以说,“全面依法治国”也直接来源于党的十八大。“全面从严治党”虽然不是直接来源于党的十八大,但是也是与十八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它是间接来源于党的十八大。在十八大报告中“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这个部分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全面从严治党”的灵魂、精神和意蕴的存在[11]。

习近平指出,“四个全面”是从我国发展现实需要中得出来的,是从人民群众的热切期待中得出来的,也是为推动解决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12]。可以说,这既是“四个全面”提出的时代背景,也是“四个全面”的间接来源。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3]11当前中国正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矛盾和风险前所未有、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的期待前所未有,“四个全面”恰逢其时地提出,是有效应对当代中国发展问题的战略布局和指导思想。

2.2　关于“四个全面”的逻辑关系

施芝鸿认为,“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实际上是一个战略目标和三大战略举措的关系。他认为,也可以将“四个全面”与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进行类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根本上说是发展问题,它大体上相当于党的基本路线中的一个中心,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三大战略举措,与党的基本路线中的“两个基本点”,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也是一致的、对应的[14]。“四个全面”是一个整体,必须协同推进,施芝鸿将“四个全面”与党在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进行类比,视角独特,分析合理。

苏州大学朱炳元教授立足于“四个全面”的历史逻辑、现实逻辑、理论逻辑和思维逻辑四个方面进行分析。马克思说过：“人们自己开创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3]585朱炳元教授认为,“四个全面”亦是如此,它承继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思想原料,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是顺应历史潮流的产物;“四个全面”从坚定中国自信、立足中国实际、总结中国经验、针对中国难题的高度,廓清了治国理政的全貌,我们必须始终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四个全面”的理论逻辑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观点的最新概括,它要求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新的时代内涵;“四个全面”的思维逻辑强调四者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相辅相成、同步同向,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相互依赖、相互支撑的有机统一体[15]。将上述四大逻辑统一起来,就更加突出了“四个全面”发展的过程性。

黄正平和梁敬国认为,“四个全面”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强大的顶层设计,将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中国梦的原初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勾勒了一幅美丽的画卷,这使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更加清晰;全面深化改革是实现中国梦的路径选择,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新常态,新的情况不断涌现,唯有改革之力,才能不断拓展中国道路,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更多的动力和活力;全面依法治国是实现中国梦的制度安排,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法治的保驾护航,必须坚决破除束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体制机制障碍,为人类制度文明增添更多的魅力;全面从严治党是实现中国梦的核心支撑,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全面从严治党,党就会充满生机和活力,就能带领亿万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16]。黄正平等挖掘出“四个全面”背后的深意,“四个全面”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紧密相连,为我们提供了认识“四个全面”的新视角。

2.3　关于“四个全面”的战略地位

谭培文认为,“四个全面”是凝练了中国优秀传统与现代文明优秀成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有利于提升中国话语权的国际影响力。中国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和理论的实践,有其独到的价值内核;“四个全面”是中国实践话语体系愿景的顶层设计,不仅总结了中国实践、中国经验的独到价值,而且全景式地向国际社会展现了中国实践的愿景价值。他还认为,中国的话语权为什么并没有随着中国的崛起而崛起,就是缺乏规范意义的话语体系,我们必须以“四个全面”建构一个规范意义的中国道路、制度和理论话语体系,才有可能提升中国话语权的国际影响力[17]。

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韩喜平教授认为,“四个全面”是推动中国新发展的战略布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论指南;“四个全面”坚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立场和原则,不仅科学把握了中国的现实国情,而且把握了时代潮流和世界变革的大趋势,把握了推动中国新发展的全面性和系统性;“四个全面”反映的是国家治理的四个不同方面和不同环节,构成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两个层面的系统性,它们各自是一个整体系统,同时又共同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支撑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四个全面”明确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重点和抓手,使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总体布局、重点领域、主要抓手、关键环节、主攻方向更加清晰,内在逻辑更加严密,升华了我们党的执政理念和治国方略[18]。

国家行政学院许耀桐教授认为,“四个全面”标志着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了全新布局,其建构的总体框架趋于齐整,勾勒的崭新蓝图日臻完善,构成了习式治国理政的宏大战略体系。它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理论创新成果,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次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具有重大意义[19]。“四个全面”集中展现了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新思路、新方略,对于全体党员和干部来说,更为具体、实在,因而也更具有共识力、号召力和动员力。

2.4　关于“四个全面”的实践路径

中国社会科学院程恩富教授等认为,“四个全面”是治国理政的重要遵循,具有巨大理论力量和实践价值。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更具现实基础,能够使党员干部的政治定力和战略定力更加坚定。首先,要不断增强治国理政的各项本领,领导干部尤其要增强辩证思维和战略思维能力、综合决策能力、驾驭全局能力,增强自觉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观察和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的本领。其次,要积极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一是持久进行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斗争,二是持久进行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三是持久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意识形态斗争[20]。

北京大学教授郭建宁认为,关键要解决三大问题,统筹协调好“四个全面”。第一个问题是,统筹协调好“四个全面”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讲“四个全面”,一定要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大题目、大文章中来讲。第二个问题是,统筹协调好“四个全面”与“五位一体”。我们讲“四个全面”的时候还要和“五位一体”的总布局相联系,不能撇开二者单独发展。第三个问题是,统筹协调好“四个全面”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把握时代大势和发展大局,增强工作的自觉性、创造性,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的能力[21]。

施芝鸿认为,要在实践中统筹协调好“四个全面”的贯彻落实。一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深刻认识“四个全面”的内在逻辑关系,对“四个全面”必须全面把握、全面坚持,同样必须做到既须臾不可偏离,又丝毫不可偏废;二是用统筹协调的方法贯彻落实好“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只有始终坚持统筹协调推进,才能把“四个全面”贯彻得更加自觉、落实得更加到位;三是把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贯彻落实同全面推进伟大事业和伟大工程的两个“五位一体”总布局结合起来[10]。

“四个全面”能否发挥作用,关键在于能否将理论向实践转化,必须注意转化的效果问题,真正使人民群众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程恩富等认为要处理好三方面矛盾,郭建宁认为要统筹协调好三大问题,施芝鸿提出在实践中要统筹协调好三对关系,见仁见智,殊途同归。

2.5　关于“四个全面”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陶文昭认为,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任何科学的理论,必须本土化才能真正起到作用。推进中国化最根本的是准确把握中国国情,“四个全面”正是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变与不变,紧密结合中国实际而提出来的,体现了理论创新的量变和质变的统一。“四个全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篇章,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必将开辟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全国党建研究会特邀研究员邸乘光认为,“四个全面”的提出、形成和确立是实践发展的需要,具有鲜明的问题指向,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进行的顶层设计,体现了实践创新与理论创新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新成果。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取得胜利,关键就是我们党不断推进其中国化。什么时候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我们的事业就一帆风顺,反之则会失败。“四个全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22]。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教授寇清杰认为,判断一个理论是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创新成果,一个根本衡量标准是看是否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的结合。第一,“四个全面”实现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必须解决的主要矛盾判断的理论创新;第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思想深邃、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体现出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理论特征;第三,“四个全面”进一步创新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理论观点;第四,“四个全面”是凝聚中国人民意志力量的精神旗帜。“四个全面”坚持以当代中国的时代条件为转移,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解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阶段面临的重大现实课题,在推进实践创新的同时,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23]。

3　需要进一步深化研究的主要领域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来以后,社会各界广泛讨论,研究内容十分丰富。大都从“四个全面”提出的时代背景、发展脉络、科学内涵、哲学基础、战略地位和实践路径等角度出发,推动了“四个全面”研究的进展。同时,应该看到,目前研究“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文章虽多,但也存在一些不足：重复性解读的文章很多,观点雷同,创新性不够;描述性研究比较多,学理性研究不够,理论性不够;局部研究的比较多,系统性、整体性研究不够;理论研究的高度和深度不够,存在理论上的过度拔高和实践对策建议针对性不够等问题。此外,对“四个全面”研究的国际视野还不够,对国外学者的观点跟踪研究不够,对“四个全面”的世界性意义研究得比较少,眼界不够宽广。

我们认为,进一步深化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研究,必须思考的主要问题应该有以下一些。

第一,深化“四个全面”理论逻辑关系的研究。

一是深化“四个全面”本身的内部逻辑关系研究。首先是战略目标与战略举措之间的关系,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这里必须关注的问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间节点是2020年,从时间段来看,确实不是一个长远目标;相反,“三大举措”更加具有长远性。其次,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之间的关系。最后,全面依法治国与全面从严治党之间的关系。“四个全面”是一个整体,不能割裂开来,明确彼此之间的联系,更有利于发挥“四个全面”的合力。二是深化“四个全面”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与科学社会主义之间逻辑关系的认识。

第二,深化“四个全面”若干重大理论问题的认识。

其一,国外有些媒体在制造一些挑拨性的言论,说什么现在的中国共产党准备告别“三个代表”,迎接“四个全面”。我们必须阐明“四个全面”与“三个代表”之间的关系,避免党员和群众看不清西方媒体在政治上的误导。其二,深化“四个全面”与中国梦之间关系的认识。目前也有一些文章涉及讨论“四个全面”与中国梦的关系问题,但大都比较笼统,而且认识有待于进一步深化。其三,“四个全面”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之间的关系需要进一步挖掘。有部分文章在讨论“四个全面”战略地位时涉及了其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之间的联系,但大都像“蜻蜓点水”,有待于深入思考总结。

第三,聚焦落实“四个全面”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

其一,要把握好关键问题。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目的和归宿是促进发展,关键是处理好“中央—地方政府—社会”三者之间关系,让中央决策不打折、政府工作不越位,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其二,聚焦每一个“全面”的认识难题、主要矛盾和突破重点,力争做到有的放矢。其三,深刻认识全面从严治党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的核心地位。确立全面从严治党是统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关键和中枢,其他“三个全面”都离不开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党也离不开其他“三个全面”的支持。

第四,深化“四个全面”的方法论问题研究。

“四个全面”既是治国理政的总纲领,又是促进各项工作的方法论。它要求全体党员、干部在政治态度上坚持“顶天”与“立地”的统一,在思想路线上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在价值立场上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在认识标准上坚持真理尺度与价值尺度的统一,在自我要求上坚持改造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统一。

参考文献：

[1]社论：奋力推进“四个全面”[J].求是,2015(1).

[2]曲青山.“四个全面”：实现中国梦的战略指引[N].人民日报,2015-02-11.

[3]苗成斌.“四个全面”：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历史逻辑与未来逻辑的辩证统一[C]∥“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理论研讨会论文集.南京：“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理论研讨会,2015.

[4]包心鉴.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辟中国现代化新境界——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战略思想的精神实质和价值指向[C]∥“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理论研讨会论文集.南京：“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理论研讨会,2015.

[5]王永贵.“四个全面”：坚持和发展中特社义的时代航标[C]∥“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理论研讨会论文集.南京：“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理论研讨会,2015.

[6]外国学者看“四个全面”(上)[N].人民日报,2015-04-10.

[7]外国学者看“四个全面”(下)[N].人民日报,2015-04-12.

[8]外国人眼中的“四个全面”[J].群众·大众学堂,2015(2).

[9]习近平在江苏调研时强调主动把握和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 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N].人民日报,2014-12-15.

[10]施芝鸿.“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怎样形成的[N].北京日报,2015-03-02.

[11]曲青山.十八大精神是“四个全面”的总源头[N].北京日报,2015-03-23.

[12]习近平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N].人民日报,2015-02-13.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4]刘雅婷,郑心仪.施芝鸿：“四个全面”可管两个百年[EB/OL].http：//www.hqrw.com.cn/2015/0319/19956.shtml.

[15]朱炳元.论“四个全面”的内在逻辑[C]∥“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理论研讨会论文集.南京：“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理论研讨会,2015.

[16]黄正平,梁敬国.“四个全面”凸显中国梦顶层设计[J].唯实,2015(3).

[17]谭培文.以“四个全面”提升中国话语权的国际影响力[C]∥“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理论研讨会论文集.南京：“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理论研讨会,2015.

[18]韩喜平.“四个全面”：推动中国新发展的战略布局[J].新长征,2015(4).

[19]许耀桐.“四个全面”：习式治国理政的重大战略布局[J].人民论坛,2015(3).

[20]程恩富,刘志明.“四个全面”：治国理政的重要遵循[N].人民日报,2015-05-28.

[21] 郭建宁.“四个全面”引领中国[EB/OL].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5/0326/c40531-26751641.html.

[22]邸乘光.“四个全面”：演进脉络、基本内涵与科学定位[J].求索,2015(7).

[23]寇清杰.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理论价值[C]∥“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理论研讨会论文集.南京：“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理论研讨会,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