戎　川

(中央民族大学 哲学与宗教学学院, 北京 100081)



唐代僧人的儒家伦理化特点探析

戎川

(中央民族大学 哲学与宗教学学院, 北京 100081)

摘要：唐代是佛教在中国历史上发展最繁荣的时期，同时也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转折期，儒佛由对立到合一的过程主要就发生在这一历史阶段。通过梳理唐代僧传及墓志铭等历史文献，对唐代僧人的儒家伦理化特点进行了研究与总结，探讨在僧人身上呈现出儒佛合一的宏观趋势，以及儒佛在融合过程中所体现出的张力。

关键词：唐代佛教；僧人；儒家伦理；本土化

唐代是第一个由统治者提出僧人应当叩拜父母的朝代，虽然在实质上没有成功，但是其效果却是不容小视的，这是推动儒佛合一的一个很大的外因。此外，生长于这个时代的高僧们，从出生便受到根深蒂固的儒家文化的影响，他们所接触到的佛教也是处于中国化进程当中的佛教。于是，他们对于自己佛教弟子的身份本能地感到了一种挣扎，一种张力，这就是佛教与儒家在伦理观上的矛盾。尤其在唐代，这种矛盾更多的转移到僧人的内心，到底是要放弃佛教的一些东西来顺从儒家伦理，还是选择一直抵抗？这种内心的挣扎在僧传中可以看到一些影子，这也是唐代僧人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宋代以后，三教以“修心”为本的趋势形成，佛教更是讲求内心的解脱，表面上则表现为无可无不可。这表明儒佛之间的张力在宋之前的唐代已经发展到最大，终于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形成了“三教合一”的中国文化。

一、出家僧众在孝道上的表现

(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孟子·离娄上》中有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将传宗接代的重要性写入经典，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宗族的传承是非常重视的，儿女对父母是否尽孝，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其是否将本家的种姓传承下来，是否延续这一支的香火而不令其断绝。我们在很多传统小说中可以看到一个现象，就是当主人公要去干一件危险的大事时，父母会要求主人公先结婚生子，把孩子留下从而使其家族的命脉能传承下去。这样做的用意有三点：一为传承祖训，将祖宗的精神传递下去；二为父债子偿，父仇子报，冤有头债有主，是上一代恩怨的传承；三为光宗耀祖，只要香火不断，总有一代能够光耀门楣，与宗祖的鼎盛交相呼应。

唐代长安大龙兴寺崇福法师就是体现这种孝道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法师即使在弱冠之年都未离开俗世而真正出家，他认为，“以为父母遗体，其余报复。先宗不嗣，罪莫大焉。虽受之以妻子，故无忘于梵行”[1]。也就是说，自己是父母所生，父母希望他有所报答，如果自己让祖先传下来的宗族没有后嗣，那就是最大的罪过了。另外，他虽然有妻子和孩子，但是也始终没有忘却修行奉佛。既尽了孝道留下了后代，又没有忘记梵行，他可谓中国化佛教行者的典型范例。

(二)叶落归根与为母守孝的情怀

叶落归根的情怀，在所有的中国人尤其是在游子的心目中根深蒂固，这也是儒家伦理的一个重要表现，其已经内化于中国人的血液当中。虽说好男儿志在四方，但年老之时，仍然要回归故里，死后进入宗族的祖坟，或者陪葬于父母墓旁。为母守孝更是儒家伦理的基本要求，儒家伦理主张父母死后儿子必需在墓旁守孝三年，并且要衣食简朴，常怀感恩之心。然而佛教却认为，一切无常，出家人四海为家，不拘常理，一切都是因缘聚合、自性本空，这便又形成了一对矛盾。僧人一方面需遵循佛理，一方面也走不出儒家伦理的影响，这种影响的表现是有人因未尽孝道而遗憾终生；有人母亲死后则在墓旁结庐守孝；有人则将亲人遗骨背还故乡。下文以唐代有代表性的僧人为例，探讨他们是如何面对这种矛盾，又是如何化解这对矛盾的。

蒲州仁寿寺海顺法师圆寂之前，卧病在床自知不能痊愈，一旁的师友关切地问他后事如何安排，海顺法师深情的回答说：自己的身体污秽，虽然暂时舍弃也没什么，“然顾惟老母宿缘业重，今想不得亲别矣。若弃骸余处，傥来无所见，有致煎恼，但死不伤生，古言可录。顺虽不孝，岂敢以身害母耶。既报不自由，可侧柩相待”[2]。海顺法师认为自己病重，即将辞世，虽身为出家人，本不该挂念亲情，但仍然用佛教语言表达了未能对老母尽孝的遗憾之情，因为与老母宿缘深重，虽然出家不能侍奉母亲左右，这个矛盾只能死后解决，将自己的灵柩埋在母亲身旁，常伴左右。从这些语句中，可以看出海顺法师矛盾的心情，透出了一种无奈，这也是儒家伦理与佛教之间的张力在僧人身上的体现。中国传统文化讲究叶落归根，自己的父母在哪里，哪里就是自己的根，无论走到哪里，最终都要回到自己的“家”。

安阳大云寺嘉运法师，字灵慧。法师四十九岁时在汾州平遥县福聚寺中突然去世。“斯乃出游子心重，离宗情？不惮艰辛，遂涉山途，申哀展孝，阇毗事毕，收骨归乡。”[3]他的侄子也是出家僧人，法号元晞。侄子元晞觉得叔叔在外地去世，游子之心不得安定，离开了自己的宗亲情理上也说不通，为了表达自己的哀痛，尽到孝心，于是在平遥将法师火化后便收起残骨不畏艰险，跋山涉水，运回家乡。首先，这个例子说明侄子要尽自己的孝心照顾叔叔，再者，便是侄子担心叔叔游子之心会不安，于是将叔叔的残骨收归故乡安葬。元晞虽为出家人，仍然走不出儒家伦理的约束，这便是中国化佛教发展到唐代的一大特点。这样的例子在僧传中虽然很少，但却非常珍贵。

蕲州龙兴寺法现法师，其“母何氏寿八十又六，既耆而艾，无疾而终。师庐于坟所，遂经二载，形体臞瘠，仅能识者”[4]。作为一个出家人，本不该挂念这些，既已出家，一切便都是如母有情众生,不应有分别。可是法师在母亲墓旁修了一间草房，守孝两年后，身体消瘦的不成样子，人们勉强才能认出他，真是极尽儒家之礼仪。

其实换个角度看这种矛盾，以及僧人对于这些矛盾的解决，显示了佛教与儒学在伦理上互相补充与包容的关系，而且佛教伦理是儒家伦理的补充。儒家认为远近亲属，由内而外，孝敬父母然后推而广之。佛教讲的则是一切如母有情众生，如母怎么个如法，就体现在孝上，对自己父母都不孝，又何谈其他众生，这点正好和儒家伦理契合，也促成了唐代佛教儒家伦理化的形成。二者在此看似矛盾，却又顺利融合，从而推动了儒佛合一的进程。

(三)视师如父的孝道情结

师父，是我国特有的一种称呼。身怀绝技的高人们在收徒之后，徒弟会称其“师父”，徒弟要如同孝敬自己的父亲一样来侍奉自己的师父，于是就形成一种具有儒家伦理特色的非常中国化的一种特殊的关系，即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种观点最早出自于姜太公的《太公家教》：“弟子事师，敬同于父，习其道也，学其言语……忠臣无境外之交，弟子有柬修之好。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也就是说，学生侍奉老师，应当像对待父亲一样恭敬，要学习老师的文化知识和道德为人，还要学习老师说话的方式和技巧……忠臣不应该有境外的私交，学生应该有主动给老师柬修的好意。哪怕只当了你一天的老师，也要终身当作父亲那样敬重。出家人也一样，也有自己的师父，自己的引路人，可见佛教也是非常注重自身的传承的。

唐代河南府阳翟县善财寺文荡律师与其弟子八智的感人故事充分说明了唐代佛教儒家伦理化的倾向，是中国化佛教的典例。八智勘破生死后，预先在其师文荡之塔的下层为自己安排了归宿，并且告诫门人弟子说：“吾自幼出家，奉事和上(文荡)。和上者则我慈父，生我法身。吾欲万劫皈依，两肩负荷。既没之后，无背吾言”[5]。意即他自幼出家而侍奉文荡律师，和尚是其慈父，赐予了其法身，可以说是其法身的生身之父，因此他要永远皈依师父，永远背负和尚的遗体。其实俗间父子关系，也不过如此。此时的师徒已经相当于父子，他们朝夕相处，共慕佛道，师父尽慈，弟子尽孝，这种融入儒家伦理特征的佛教师徒关系，似乎也比纯粹佛教的师徒传承多了一份更加细腻的亲情，而更加有了人情味。

二、出家僧众在忠君上的表现

唐代比以往任何一个朝代都着力于将佛教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下，其主要手段是限制佛教的权力，用世俗的律法来干涉佛教的律条，或者用“十大德”的方式来制约宗教领袖的作用等等。对于佛教的这些制约其实是秉承了唐代一贯的若即若离的宗教政策，唐代以儒学为治国之本，包括佛教在内的其他宗教必须顺从统治者的意志，其必须朝着有利于统治者统治的方向发展。这就要求佛教在理论上选择靠近儒家，在伦理上顺从儒家。伦理上主要的表现便是忠与孝，关于孝的例子在上一部分已经详述，下文将探讨关于僧人忠君的案例。僧传中所记载的僧人忠君的例子很少，这些例子虽然没有明确记载僧人跪拜君王的行为，但也充分显示出僧人内心的挣扎，就是佛教与儒家伦理之间的张力。在唐代的塔铭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关于僧人忠君的典例。

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唐代长安荷恩寺的常一法师，谥号法津禅师，俗姓姚，河南河清人。其祖上都为官，曾祖父是朔方节度，祖父为秦州成纪县令，父亲任陇右南使飞驎监。可见常一法师潜在地受到了儒家正统思想的影响。首先来看看常一法师是如何与皇家结缘的，天宝年间常一法师在崆峒山采药的时候遇到了皇帝的使者，因此被皇帝召入长安，住在宝台寺。因为常一法师能够预测未来，因此很受皇帝的赏识，“加以悬鉴来事，见重时君”[6]。不久常一法师的家人病故，他上表请求回家奔丧，“奉敕知师忠孝，赐绢五十匹”[6]，皇帝赐其“忠孝”之名，准予其回家奔丧。而后常一法师亲自护卫家人的灵椁送至陇阴，途中遇到肃宗皇帝率军北巡，在平凉驻守，“吾师独出州城，远迎法驾”[6]。这里虽然没有描写常一法师跪拜的动作，但已表达出这时的常一法师在心中早已为皇帝行了跪拜之礼。

此外，常一法师还有一个忠君的表现，就是当其圆寂之后依然护佑国君。常一法师于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八月十七日在京城荷恩寺去世，享年七十二岁，仍配享于荷恩寺。不到一年，代宗皇帝因为操劳国事过度而积劳成疾，“梦寐之际，遂见吾师，奉献神膏”[6]。皇帝在梦中见到常一法师为其送药，服药之后，还没等到第二天自己的病即痊愈了。于是皇帝便赐寺院匾额，号医王寺，并令将军段公等到寺内为常一法师设千僧会。

可见，常一法师终其一生都在护佑着李唐王朝，就在死去以后都还托梦赠药治好代宗皇帝的病。僧人的忠孝，统治者的支持，双方可谓各取所需。僧人们不断的支持与护佑着李唐王朝，统治者们因此也不断从物质上支持着佛教的发展，二者形成了良性的互动。这样不断的循环，最终就促成了佛教儒家伦理化倾向在唐代的完善。向君王尽忠在后世也终于成为了中国化佛教自然而然的内在要求，这一内在要求融化在僧人们的血液中，成为中国化佛教的特色之一。

参考文献：

[1]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大龙兴寺崇福法师塔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2]续高僧传卷十三[Z]//乾隆大藏经，此土著述三，113册：453.

[3]赵超.新编续补历代高僧传[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4](宋)姚铉.唐文粹[M]//大唐蕲州龙兴寺故法现大禅师碑铭：卷六十三.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05.

[5](清)董诰.全唐文[M]//大唐河南府阳翟县善才寺文荡律师塔碑铭:卷三百三十.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

[6]王其袆，王琪，殷汉西.唐法津禅师塔铭[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

(编辑：陈凤林)

An Analysis of the Confucian Ethicizing Features

of the Buddhist Monks in the Tang Dynasty

RONG Chuan

(SchoolofPhilosophyandStudyofReligion,MinzuUniversityofChina,Beijing100081,China)

Abstract：The Tang Dynasty is the most prosperous period in China for Buddhism, and also the important turning point of sinicizing Buddhism. It is in this historical period that Confucianism and Buddhism changed from opposition to syncretism. By reviewing such historical literature as the biographies of the Buddhist monks in the Tang Dynasty and their epitaphs, this paper studies and summarizes the Confucian ethicizing features of the Buddhist monks in the Tang Dynasty, and explores the macroscopical trend of the syncretism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Buddhism embodied by the Buddhist monks and the tension in this process.

Key words：the Buddhism in the Tang Dynasty; Buddhist monks; Confucian ethics; localization

中图分类号：B82-0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837(2015)01-0057-03

作者简介：戎川(1986-)，男，山西阳泉人，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生，研究方向：汉藏佛教比较研究。

收稿日期：*2014-1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