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爱国

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的问题，通常与中国近代科技的落后联系在一起。不少学者从宏观入手对此进行考察，其实也可以从微观角度切入问题。

以李时珍上山采药为例。他上山的目的是为了采集可以治病的药草，是一项复杂的技术。在确定药草是否可以治病时，先要对该草的形态、味道、药性以及生长环境做一番考察，而且还涉及命名、分类等问题，这种考察可视为近似于现代植物学的研究。所以，李时珍基于其技术经验的《本草纲目》既是一部药物学著作，也是一部科学著作。只是这种科学与技术联系在一起，而没有分离出单纯独立的科学门类。

朱熹把《大学》里的“格物”诠释为“即物穷理”，以为天下万物有一个共同的“理”，这个理在天是阴阳五行，在人是“健顺”“五常”，格物就是通过分析各种事物，把握其中的理。民国时期，胡适认为，朱熹所谓格物，“含有科学的基础”，“有了科学的目标、范围、方法”。

有趣的是，李时珍把自己上山采药的过程理解为格物的过程，他指出：“（本草）虽曰医家药品，其考释性理，实吾儒格物之学”，并且还说，“医者，贵在格物也。”笔者以为，这里对“格物”的理解，与胡适的理解有一致的地方，也就是说，“格物”的概念中应包含技术和科学研究。中国古代没有独立的科学门类，但不能说没有科学，只是其没有能够从技术当中分离出来，以至于缺乏独立性，并受到各方面的制约。中国近代科技落后的原因可能正在于此。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