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丘岳 穆重怀

甲午120年祭（之十一）
——甲午战争的文化之思·朝鲜半岛篇

文 / 丘岳 穆重怀

中日甲午战争的开端始于朝鲜，但在中国的甲午战争研究中朝鲜所占的分量又不大，这是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本文的标题使用半岛之名，概是结合朝鲜半岛的前世今生以命题。需要说明的是，在本文中提到的朝鲜一律指1895年以前的朝鲜国家，与今日的分置状态没有过多的联系。

甲午战争由镇压朝鲜的东学起义而起，最终又以包含朝鲜摆脱与清朝的藩属关系获得独立地位的《马关条约》的签署而结束。其间事机万变，纷乱扰扰，不仅牵扯中日朝三国关系，而且涉及到列强与中日朝三国关系以及列强之间的矛盾冲突。本文尝试从甲午战争战前、战时和战后的朝鲜着手，从文化视角对朝鲜的遭际进行思考。

一、内耗的致命创伤

甲午战前的朝鲜从1863年高宗李熙当上国王后就处于持续不断的内乱之中。一方面是李熙的本生父、行使摄政权的大院君李昰应和他的王妃闵氏之间的宫廷内斗。这种宫斗在朝堂上体现为官僚集团中的事大派、开化派和亲俄派之间的斗争。另一方面是不堪忍受李氏王朝的暴政和日本侵略者残酷压榨的中底层人民对统治阶级和外来侵略者的反抗。李熙是一个性格懦弱、贪图安逸享乐的人，他无法消弭这些矛盾。最终不仅使自己成为这些内耗的牺牲品，而且在甲午战后的十几年间使朝鲜遭到了亡国的命运。

19世纪60年代，资本主义列强开始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殖民侵略。作为朝鲜宗主国的中国已经开始沦落于英法等列强的压迫之中。面对着列强和日本的开国压力，朝鲜向何处去成为摆在李氏王朝面前的首要课题。深受中华传统文化浸润的李昰应选择了继续强化锁国攘夷政策。试图以闭关锁国的方式来摆脱内外交困的局面，宣称“和之一字，敛四方之远，贻万古之羞”。特别是在1871年击退了来犯的美国舰队之后，更是认为“洋夷不足畏”。并且在全国各地竖起斥和碑，上书“洋夷侵犯，非战即和，主和卖国，戒我万年子孙”，以此来对抗开化派，巩固自己的势力。但是西方列强瓜分世界的浪潮和日本的征韩讨清的大陆政策是无法不闻不问的，李昰应的锁国政策遭到了来自国内外的反对。

在国内他的最强有力的反对者是他的儿媳、高宗的王妃闵氏。在为儿子选妃时，李昰应已经注意到外戚争权的威胁，特意选择了这个没有家族势力，而且是他妻族远亲的孤女。闵氏最初对大院君并无恶感。只是由于她入宫后不得高宗的欢心，长期没有子嗣。而李熙的宠姬李氏很早便有了儿子，大院君也很属意于这个孙子，并有立为储君的打算。这不仅威胁到了闵氏的地位，而且威胁到了闵氏的生存。生性机警、熟读《左传》的闵妃对此极为敏感，开始想方设法内结高宗，以获宠幸，“挟天子以令诸侯”，外结反对大院君的势力，任用私人，壮大自己在朝廷上的影响力。闵妃是一个深谙政治权术的女人，最后在她的政治盟友中甚至包括大院君的亲兄弟。这不仅证明了闵妃的高超政治手腕，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大院君政策的不得人心。1873年，闵妃集团打着国王亲政的旗号把大院君赶出了朝廷，夺取了政权。闵妃集团执政后，一反大院君所为，开始执行开国政策，试图用外部力量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需要指出的是，闵妃与大院君之间的权力之争不同于明治维新时期的国家大政方针的争论，也不同于清朝的各种政争。它是封建政权内部的互相倾轧，是个人私利之争，因此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产生了恶劣的影响。特别是被别有用心的日本侵略者利用，为虎作伥，使李氏王朝成为日本灭亡朝鲜的工具。

闵妃觊觎权力的目的决定了她掌权后的施政方式。史载，闵妃当权后，宫中“每夜曲宴淫戏，保佑、巫祝、工瞽歌吹媟嫚，殿廷灯烛如昼，连曙不休”。后来李熙在自己的罪己诏中也承认，“粤自嗣服以来，大兴土木，勒敛民财，使贫富俱困，是予之罪也。屡改钱币，多杀无辜，是予之罪也……玩好是求，赏赐无节，是予之罪也。过信祈禳之事，虚糜帑藏，是予之罪也。用人不广，宗戚是崇，是予之罪也。贿赂公行，贪墨不惩，穷民愁苦之状莫达于上，是予之罪也。储胥久虚，军吏失哺，贡价积欠，市井废业，是予之罪也”。由此可知，执政集团的交替并没有改变国内政治。统治集团依然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人民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闵妃集团的开国政策把列强引入朝鲜。其中日本的势力最为强大。利用朝日间的不平等条约，日本很快控制了朝鲜的经济，特别是对大米、大豆等农产品的掠夺。由于日本商人大量收购大米，引起了米价大涨，造成朝鲜国内严重缺粮，本来就很脆弱的自然经济面临着破产的危险。人民流离失所，国内矛盾急剧激化。

从1878年到1880年，全罗、庆尚、黄海等道接连发生农民起义。1881年初，发生了儒生上“万人疏”的事件。“今日天下大势，上国不能令天下，面俄、法、美、英而萎缩，东方偏小之我国，实处泰山危卵之危境。然环顾国内形势，八道道伯，三百六十州守宰，不知善治，施苛政，置一国苍生于水火，是为‘是日曷丧，汝及予偕亡’。”儒林的上书行动表达了知识阶层对祖国命运的担忧和对闵妃集团暴政的不满。

内外矛盾的激化导致了“壬午兵变”的发生。这是朝鲜军人不满日本对军队的控制和腐败官员的克扣自发的一次抗议行动。起义军人袭击日本公使馆，冲进王宫，杀死闵党要员，闵妃化装成宫女只身逃脱。闵妃集团的统治被推翻了。大院君利用这个机会卷土重来，再次执掌权柄。闵妃集团不甘失败，向中国求援。清政府不明真相，被闵党迷惑。赴朝办理的马建忠和丁汝昌诱捕了大院君，并押送天津监禁。朝鲜政局为之一变，闵妃一派再掌政权。

大院君的被捕使朝鲜政府的制衡局面被打破，为亲日势力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在朝鲜，主张文明开化，进行维新变革的思想流派被称为开化派。这一派本来主张以变革来改变朝鲜积贫积弱的状况，但在《江华条约》签订后其中的激进派逐渐演化为亲日派，试图依靠日本的帮助改革朝鲜大政。这与日本的亟需在朝鲜找到自己代理人的计划不谋而合。闵妃的事大倾向引起了日本和开化派的疑虑，两者合谋发动了推翻闵妃集团的“甲申政变”，以暴力夺取了政权。但由于开化派与日本人合作，遭到朝鲜人民和事大派的反对，纷纷要求中国出兵平叛。掌管营务处的袁世凯当机立断派兵进击王宫，击溃了侵占王宫的日本军队，迎回朝王，迅速镇压了这次军事政变。

如果说，开化派改革的初衷是好的，但他们采取的策略却是有问题的。特别是对日本的盲目依赖，使本来就已经极为激烈的内斗又添了一把火，使混乱的局面更加混乱，失去的人心更加难以收回了。

与此同时，开国政策带来的西方文化入侵，特别是天主教的传入进一步加深了朝鲜的文化危机。为了对抗西方的文化渗透和经济侵略，打着宗教旗号的东学应运而生。由于东学教义简明，而且代表了底层民众的诉求，因而发展迅速。朝鲜政府注意到了这一情况并对其进行了残酷的镇压，最终导致了东学起义。李氏王朝应对乏术，不得不向清政府求援。随着中国军队入朝，日本军队也借机登陆朝鲜。虽然东学起义以和平谈判告终，但朝鲜半岛已经成为火药桶，甲午战争爆发在即。

经过复杂的外交博弈，下定了开战决心的日本在1894年7月23日突袭朝鲜王宫，挟持朝王，推翻闵妃集团，拥立大院君重新执政，并迫使朝鲜政府邀请日本驱逐在朝的中国军队。这样，李氏政权开始丧失自立，沦落为日本的傀儡。

统治阶级的内斗给朝鲜带来了巨大的损失。1873年的宫廷内斗使日本制造了“云扬号事件”，导致朝鲜开国。1882年的“壬午兵变”后，朝日又签订了《济物浦条约》，使朝鲜全面开国。“甲申政变”后的《汉城条约》使朝鲜的主权进一步丧失，逐渐沦落为日本的殖民地。西方列强纷纷以日本为样板，与朝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朝鲜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剧。这个教训是深刻的，是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

二、制衡之策的滥用

朝鲜有一句谚语，“鲸鱼打架把虾米的背挤破了”，它的意思近似于汉语中的“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但是这句话也可以用来注释朝鲜在东亚的地缘政治环境。从古至今，朝鲜半岛始终处于它周边大国（强国）的博弈当中。国际形势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朝鲜国家命运的走向。在朝鲜历史上处理同周边大国（强国）的关系始终是一个需要高度智慧的问题。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清朝日渐衰落，日本强势崛起，列强加快扩张，有着强烈独立自主意识的朝鲜面临着如何利用各国矛盾维护民族国家主权的重大课题。从历史来看，李氏王朝在大国博弈中的错误选择引发了不断的战争，使朝鲜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19世纪中叶以前，亚洲的国际关系遵循的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制。它是中国独有的处理民族间和国家间关系的对外交往体系。它的核心是两者间的礼仪关系，即朝贡者的君主或首领需要得到中国皇帝的承认，并对其进行册封，受封的朝贡者要对中国称臣并且进行形式上的纳贡。这是一种在中华文明内的共存体制，既使各个国家和民族的独特个性得以保持和实现，又确立了一种能够发挥大国优势并进行互利互惠和平交往的处理双边关系的外交范式。因为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中国的藩国“内政外交皆听任自主”，所以朝贡体制与近代通过条约建立起来的帝国主义殖民体系有着天壤之别。

甲午战争前的中朝关系就是这种朝贡体制的典型范例。自公元8世纪起朝鲜就成为中国的藩国，虽然期间屡有波折，但这种模范的宗属关系却长期保持着。即使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清政府仓皇出逃，天朝威仪荡然无存，诸多藩属国纷纷背弃的时候，朝鲜依然恪守藩属之礼，遣使前来问候，以表达忠诚的“事大之道”。

可以说，朝鲜对中国的态度体现了小国应对大国的智慧。对朝鲜而言，遵守朝贡体制是最好的选择，能够在付出最小代价的情况下获得最大的利益。美国学者曾经指出，朝贡体制之所以能够在东亚确立，“真正的原因在于中国名义上的上国地位为属国人民保留了最大的自由和对他们钱袋的最小损失。中国一贯乐于容许自治，包括征税在内”……藩属国家“不仅在内政上是独立的，且有与外国缔结条约之权”。今天的朝鲜历史学家同样同意这种观点，指出“李朝统治者把朝鲜与明朝统治阶级的外交关系，看作是巩固自己阶级统治和维持政权的一种辅助手段，在处理这种关系时，虽然也有时表现得过于卑躬屈节，然而朝鲜政治上的自主并没有因此而受到过丝毫损伤”。由此可见，朝贡体制下朝鲜与中国的藩属关系与其说是依附，不如说是利用，这在高宗时期平定壬午兵变、甲申政变和镇压东学起义中都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到了19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列强全球殖民高潮的到来，朝贡体制面临着近代国际法的挑战。在近代国际法中属国是没有主权的，宗主国对属国的内政外交均有干涉权。这就与中朝传统的宗藩体制产生了冲突。当列强要求朝鲜开国时，便依照他们的理解，让清政府逼迫朝鲜就范。而朝鲜则按照既有的传统，向北京报告，希望清政府出面对付列强，借以维护自身权利不受侵害。这时的清政府已经无力象以前那样承担起保护朝鲜的责任，却出于保护东北边疆的目的加强了对朝鲜的控制。由于未能达到借清制洋的目的和清政府干涉的加强，朝鲜认为中国违反了传统的朝贡体制，从而失去了对中国的信任。可是取消朝贡体制，摆脱中国的干预，只靠朝鲜自己的力量是做不到的。于是，李氏王朝开始准备寻找新的盟友了。

执政的闵妃集团把目光投向了日本，企图依靠日本来制衡中国，从而实现自立的目的。历史上的朝日关系是与事大相对应的交邻关系。这是朝鲜与作为“狄夷”的强邻保持和平的外交手段，是一种平等的对外关系。明治维新后，日本利用朝鲜的内部矛盾，成为迫使朝鲜开国的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闵妃集团依靠日本改革军制，建立新军，试图从军事着手实现自立。日本为了实现独占朝鲜的野心，竭力离间朝中关系，培养亲日势力，并积极鼓吹朝鲜的独立。但由于日本经济上的贪婪，外交政策的操切，军事力量的不足，甲申政变后朝鲜识破了日本的狼子野心，开始谋划摆脱日本的控制。它一方面巧妙地利用中国的军事力量支持自己，另一方面开始寻找新的制衡力量，冀图自强。这时进入朝鲜视野的是沙皇俄国。

由于中国释放大院君回国，引起了闵妃集团的强烈反弹，进一步加强了朝鲜的离心倾向。王信忠就曾经指出，“王妃自甲申事变后，早有引俄自固之心，及清廷释回李昰应后，倾俄之心益固”。其他文献也曾记载“见中国送昰应东归，深恨中国，欲借俄力以拒中国，拒昰应耳。”早在1884年俄国的势力就通过不平等条约进入了朝鲜。甲申政变后由李鸿章推荐的协助朝鲜办理海关事务的德国人穆德麟来到朝鲜。此人反中亲俄，极力为俄国在朝鲜的侵略行为张目，他积极建议朝鲜联俄拒清以自保。在他的参与下朝鲜几乎与俄国签署了第一次朝俄密约，朝王也向俄国沙皇递交了要求保护的国书。由于俄国要价太高，以及中国施加的压力，导致这次依俄制中阴谋的破产。但是朝鲜依然没有放弃对俄国的幻想。由于英国强占巨文岛的问题迟迟没有解决，第二次朝俄密约的风波又起。袁世凯得到消息后，立刻开始搜集证据，并致电李鸿章预筹对策。在中国政府的公开质问下，这次密谋终以失败告终。但是甲午战后，特别是俄国带头干涉还辽成功后，日本的侵略气焰遭到沉重打击，这在朝鲜引起了极大的好感。闵妃集团再次试图以俄制日，实现民族自立。这种制衡之策最后导致日本发动了“乙未事变”，残酷杀害了闵妃，夺取了对朝鲜的控制权。此后又发生了“俄馆播迁”，借助俄国的力量打击了日本的扩张势头，实现了建立独立帝国的愿望。但由于是因人成事，所谓的独立自主只不过是一块招牌。随着俄日矛盾的激化，大韩帝国只存在了13年，就被日本吞并，彻底丧失了民族独立性。

求诸历史，我们可以发现，甲午战争前的朝鲜在开国以后，由于与中国的朝贡体制失效，就开始追求国家独立和民族自主。清政府提供给朝鲜的以夷制夷的策略使朝鲜认识到了现代意义上的独立意识和主权观念，而日本和西方列强别有用心的鼓吹和说教更进一步加强了这种观念，独立自主成为19世纪70年代以后朝鲜国家的集体意志。但由于朝鲜统治阶级不是依靠改革政治，开发民智来实现自主，而是依照传统观念，试图依靠大国（强国）改变自己的命运，这只是缘木求鱼，不可能获得成功。并且错误地选择了对抗目标和战略盟友，最终导致了民族灾难和国家沦亡。孟子曰：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这对朝鲜来说确是不易的箴言。甲午战争前后数十年间的朝鲜民族的遭际直到今天依然有着深刻的借鉴意义。

从明朝万历年间的壬辰战争，到清朝光绪年间的甲午战争，再到新中国的抗美援朝战争，朝鲜半岛上的血雨腥风与中国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对中华民族的命运产生了最为直接的影响，因此从文化视角关注甲午战争时的朝鲜对我们今天的思考有着重要的意义。侨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