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加

六十年的创作回顾

我刚刚过了八十寿辰，适逢我创作六十年。拙作《血映关山》相继出版，这是我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权当朋友们馈赠给我的诗词书画一份回敬的薄礼，秀才人情纸半张，微不足道。一些友人期望我写点创作经验之类的东西，做个交代。

我这一辈子生不逢时，职业也没有选好。1928年秋，我考入了东北大学，我学的是教育，却鬼迷心窍爱上了文学创作。开始，我在沈阳《平民日报》发表作品，只是梦想当一名作家。做梦是容易的，真正当一名作家，太不容易了，就在那几年，真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先是辽河水灾，七公台案件，皇姑屯惨案，最大的灾难莫过于“九一八”事变了。北大营一声炮响，改变了我的命运，流亡到北平街头，失学失业，别说当作家，连生活也成了问题。为了省钱，我常常和洋车夫挤在一起下面铺，有时烤红薯充饥，我搬到北平西郊永安观古庙里居住，一元房租还要拖欠，遭到房东的白眼。生活的穷困和政治压迫使我愤怒，我写文章出于心灵的呐喊。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人的意识，我为了争取社会的存在，写了许多抗日的作品，编文艺刊物，撒传单，从事各种救亡活动，最后参加了左联。这是必然的归宿。

我搞创作是生活在风雨飘摇时代。故都的街头，真是有雨一街泥，我在泥土中挣扎成年累月。后来我去了延安，在我们祖先居住的西北高原上，我发现了新中国希望所在。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不用花钱可以吃上小米，不出房租可以住窑洞，不交学费可以上学。在这里，我获得最大的自由，政治的自由，创作的自由。我在延安最大的收获，就是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它是我创作历程上的转折点。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前，我曾经在雁门关外打过游击，在晋西北岢岚山下做过群众工作，又参加八路军随军文工团，到过六个军区，参加十几次战斗，自认为有了生活基础，在延安写长篇小说。当我听到毛主席“讲话”，“为什么人的问题他们就还是没有解决，或者没有明确地解决。这不光是讲初来延安不久的人，就是到过前方，在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做过几年工作的人，也有许多是没有彻底解决的，要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非有十年八年的长时间不可。”毛主席向我敲了警钟，一个人认识自己是不容易的，下决心更不容易，我下决心放下长篇创作，重新投入群众生活里去。

当我头一次去佳木斯东郊江山村时候，坐着爬犁，迎着北风烟炮，望着松花江畔茫茫的村庄，我首先想到不是一个作家下乡来采访，而是名副其实的一个土改工作队长。为了贯彻土地法大纲，完成土改任务，必须发动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首先向群众学习语言开始。群众的语言丰富又形象，最能反映天翻地覆的变化，形成了《江山村十日》的主旋律，它不是时代的交响乐，是一首农村的颂歌。

1946年，我和申蔚随着延安的干部队回东北，原来并没有写小说的企图。当我们经过科尔沁旗草原的时候，意外地遭到从瞻榆县叛变出来的保安队，为了争夺沙坨子，发生一场生死战斗，经历了几次危险。当时，不是贴近和不贴近生活问题，而是严峻的生活对我严峻的考验。就在一刹那间，副团长王耀东当场牺牲了。他是我的东北同乡，“九一八”后流亡到关内，为了打回老家去，在华北参加八年抗战，刚刚回到久别的故乡，还没有和家人团聚，不幸在半路牺牲了，该有多么遗憾啊！回顾祖国的大草原，这里的一片云，一只鸟，一草一木，都凝聚着深沉的恋情，真是挂在眉梢，跃在纸上，因为我经历那段严峻的生活，才有艺术上的升华。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生活是无止境的，创作也是无止境的。当我投身到生活的海洋里，常常惊叹自己的渺小。我是浩瀚大海中的一朵浪花，和时代的暴风雨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有沉有浮，有悲有喜，有失有得。在创作的道路上，我不断地进行探索。昨天生活的失落，便成为我今天创作上的偏得，我认识自己的生活优势，在艺术的构思上产生一种宏图。

那是1956年春天，周总理在紫光阁和一部分作家座谈，他谈到苏联小说《旅顺口》宣扬大国沙文主义，歪曲中国人民的形象，他的话使我得到启示。我出于民族的自尊心，想写一部东北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史话，那便是后来出版的《北国风云录》和《血映关山》。通过描写众多人物的命运，来反映中华民族斗争的历史。

我写沈风，是作为英雄人物出现在读者面前的。“九一八”事变当时，日本兵进攻北大营，是他向敌人开了第一枪。东北沦陷，是他在辽河套举起义勇军旗号。“一二·九”的北平街头，是他带着学生群众向国民党警察进行搏斗。在抗日战争期间，从太行山转战到云蒙山，在康皮关牺牲了。

一些年来，有的人对英雄人物犯了忌讳，极力鼓吹非英雄化，丑化英雄，丑化中国人民的形象，却可以从外国人手里得到奖金，这种反常现象很值得我们反思。沈风这个人物是以我的朋友白乙化为模特的，其中也有我的朋友孙快农的影子。他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共产党员，我描写英雄人物的时候，既没有拔高，也不愿意丑化，生活原本就是那么生动逼真，有名有姓，有血有肉，有理想，有个性，有追求，有高尚的民族情操，自然，也有属于一般人的恋爱生活。当白乙化去开辟根据地，竟不能和在延安的爱人会面，是我给他们传递了情书。当我听到白乙化牺牲的消息，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中国八年抗战的胜利，是千百万的白乙化的血谱写成的英雄曲。

在《北国风云录》里，我写了会见张学良将军的一段插曲是出于一次偶然的机会。在“九一八”前夕，我在沈阳东北大学读书，课余之暇，到北陵别墅去看网球比赛，刚好张学良将军回到看台上，坐在我旁边的一个空位置上。他看我的衣襟上别着白山黑水东大校徽，知道我是东大同学，也就和我谈起话来。西安事变，张学良能够倾听东北人民的呼声，敢于下决心促进国共两党合作，取得抗日的胜利，成为中国历史的功臣。

我头一次见到毛主席也是出于偶然机会。那是1938年夏天，我在延安陕北公学学习，恰好毛主席到大砭沟草地上做报告，题目是《山和水的斗争》。毛主席讲得生动又形象，深入浅出地阐明农村包围城市的特点，它是毛泽东思想核心部分，大概当时没人记录，没有收入到毛选里面。

在《血映关山》里，我也写到了周总理和朱德。我写小说是根据我在生活里观察体验的结果，他们的出现，是小说在艺术结构上不可缺少的人物，也是中国历史上不可缺少的人物。中国有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这一代伟人，领导中国亿万人民，才能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如此写这段历史，这段历史就是不真实的。

我着重把握小说里一百多个人物的命运，通过生活的细节，交织成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史的这个大题目，对我来说有些自不量力。何况我又年老体衰，患有白内障，全凭放大镜写作，一句一句地琢磨，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写不下去不硬写，不胡编乱造，不信口开河。我没有天才，当然写不出实录小说这类的东西。遇到困难的时候，我甘心向人求教。我有两个知心朋友，一个是生活根据地的农民朋友，一个是我的妻子申蔚。她是我的同行，却对我做过无私的奉献。当我写作困难的时候，她放下了笔，替我出主意，敢于提出别人不能提出的尖锐批评。我把那些不顺眼的字眼做了修改，改来改去才使文章成了样子，今天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在于还原生活的本来面目。

我生活在伟大的暴风雨时代，我不能不写这个时代。我生活在伟大的变革社会，我不能不写社会的伟大变革，压迫与被压迫，光明与黑暗的斗争。不这样写，就是文学上的弄虚作假，等于社会卖假药一样。

我今年已经八十一岁了，搞了六十多年创作，其中有甜有苦，有喜有悲，有得有失，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是甘心情愿。今年出版了我的《血映关山》，这是我最后的一部长篇小说了。如果读者读了以后，没有卖假药的感觉，我也就心安理得了。

——原载《文艺报》1991年7月10日

作家的土壤

近些年来，文艺界经过拨乱反正，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就文艺刊物而言，据说有四百多种，这在世界各国也是少有的现象。作家的队伍也不断扩大，出现了许多文坛新秀，有的新秀确实表现出突出的才能。过去，我听说有人下笔千言，就认为他是天才，现在有人竟能下笔万言，这不能不使我感到震惊。在震惊之余，发现有的作家多产，却并不主张深入生活，坐在家里生编滥造，有的作品散布了精神污染和不健康的情绪。

我记得前几年沈阳农贸市场刚开放的时候，也出现兴隆繁荣的气象。我也曾被那繁荣的气象吸引过。有多少年没吃过绿豆芽菜了，就买了几斤。后来，一位同志告诉我说有个别奸商小贩，为了图财谋利，弄虚作假，用尿素生绿豆芽，长得又快，又水灵，外表好看，吃了中毒。听了这话，使我长了见识，也就不上当了。

我没有生绿豆芽的经验，却栽过花，也种过地，要问花和庄稼为什么能根深叶茂，因为这是靠了土壤的滋养。

作家的土壤就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在人民群众中生活，呼吸，汲取营养，进行战斗。要生活在人民群众之中，扎根在人民群众之中，成为人民群众的代言人，在人民群众中开花结果。

创作的道路有千条万条，离不开人民群众的生活基础，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实实在在，来不得半点虚假。魔术家再有技巧，也变不出来世界上不存在的东西。

作家观察社会，观察历史，观察人生，要比辨认瓜和豆子复杂得多。作为一个革命作家，需要有革命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否则，你描写的历史，会违背历史的真实，你描写的社会，会歪曲社会本质，甚至黑白颠倒，敌我不分。

深入生活，首先在一个“深”字，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深入人心。能不能深入人心，要看能不能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关心群众疾苦，知道群众的愿望与要求，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首先要和群众有共同语言，毛主席曾经说过：“如果连群众的语言都有许多不懂，还讲什么文艺创造呢？”和群众打交道，你可以住群众的窑洞，吃群众吃的莜面“猫耳朵”，在一起打游击，动员群众参军，这都比较容易。甚至指挥一场战斗，也可以完成任务。最主要的是能从群众那里找到一种共同语言，让群众把心里的话掏给你，这样你才能找到通向群众心灵的一把钥匙。

作家和群众，应该是鱼水的关系，不应该是油水的关系，应该是鱼帮水、水帮鱼，相依相存，油花漂在水面上，总是格格不入的。抗战时期，杨朔同志在大后方参加了作家访问团，到了华北抗日根据地，深入敌后，行程几万里，参加过几十次游击战争，吃了许多苦头。后来，他到了延安，在整风时，他检查自己和群众的关系，说成是油水的关系。一个作家能够严格要求自己，说明他的决心和进步。后来，杨朔参加了华北的解放战争，又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身临前线，和战士一起生活和战斗，他的思想有了很大变化。我们读他的《三千里江山》那些名篇，不仅能够嗅到火药的气味，而且能接触到战士们跳动的脉搏。

全国解放后，工作重点从农村向城市转移，许多作家都进了北京。柳青同志却从北京搬到陕西的农村，在皇甫村安家落户。这个非凡的行动却给他奠定了创作的基石。作家在生活的土壤上扎得深，艺术的枝叶才有光泽。那蛤蟆滩的农田风光，终南山的竹林，梁生宝的形象，将永远活在读者的脑海里。

历朝历代，有多少状元进士，生前声名显赫，随着历史的变迁，都荡然无存了，只有杜甫草堂还留在成都西郊浣花溪畔。当我们读到“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的诗句，想到诗人虽然身居茅舍，他的心胸却连着广漠的宇宙。今年，我在参观成都的杜甫草堂之前，曾经访问过延安的七里铺，那里有一条名川，叫杜甫川，据说杜甫入川之前，由于安史之乱，随难民流落，到过延安。因为他和人民同过疾苦，共过患难，吃过残杯冷炙，才能写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千古名句。

有志的作家，到群众里去吧！

——原载《当代作家评论》1984年第2期

从生活谈起

在文学创作上，再没有比生活更重要的了。生活是创作的源泉，是创作的土壤。一个作家，如果没有丰富的生活经历，就等于无源之水，没有深厚根基的花木，决不能长得根深叶茂。庄稼的丰收，要讲究“八字宪法”，土和水是很主要的因素。一个作家深入生活，有了生活的深度和广度，在作品里才有可能反映它的深度和广度，丰富多彩。生活实践起决定作用，是任何才能和技巧所代替不了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人的社会实践，不仅限于生产活动、阶级斗争，还包括科学和艺术的活动。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地指出：“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大多数文艺工作者都遵循《讲话》的方向，下厂、下乡，深入生活;长期以来都是自觉自愿执行的，因而在创作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四人帮”统治时期，他们提出“三突出”“主题先行”、根本违背了《讲话》的方向，他们从来不提倡让作者深入生活，在旅馆里搭起写作班子，划框子，定调子，吹路子，大搞阴谋文艺。“四人帮”迫害老一辈的作家和艺术家，糟蹋了我们的宝贵的时间，也毒害了青年同志。建国以后十七年，“文化大革命”十年，前后二十七八年时间，我们究竟写了多少作品？

巴尔扎克从1829年到1850年的二十一年当中，写了九十六部作品，总称《人间喜剧》。过去在上海，我们的文艺大师，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在国民党文化围剿下面，只有十来年工夫，却写出了几百万字的作品。相形之下，我们的作品为什么写得这么少？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制度比旧社会优越多了，作品却反而减少了，这不值得我们深思么？

有的同志说“文艺受了极左路线的干扰，思想不解放，不敢冲破禁区”。我们不仅在思想政治上有禁区，在生活上也有禁区。比如：文艺工作者深入到工农兵中去，这个方向是正确的，如果把工农兵以外的生活都视为禁区，不敢越雷池一步，就把自己束缚住了，题材就难免狭窄，也会出现公式化、概念化、雷同化的毛病。

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里提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作家没有生活领域里的广阔天地，思想和幻想没有现实基础，又怎能反映出艺术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这是文学党性原则和艺术规律的统一，作家深入生活，生活也检验作家，艺术实践是最好的检验标准。

生活对于创作是十分重要的。抗战时期，我参加八路军战地文工团，随着八路军打了三年游击。土改时期，我在土改工作团做了两年工作。抗美援朝，我跨过了鸭绿江。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运动，我都蹲在乡下。“九一八”后，我还有一段流亡生活，住在北平的一座破庙里，到街头去买烤红薯。还有一次，由于住公寓交不起房费，公寓老板把我告到法院，只好当了行李，还了账。生活给我上了一课，我懂得了什么是饥饿、压迫和白色恐怖，也懂得了不斗争就不能生存。我真惭愧，我有许多熟悉的生活，并没有写出来。

生活并不等于创作。在广泛的生活素材中，从观察到体验，这种感性认识产生一个飞跃，才能提炼主题，形成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生活才能迸发火花。这种精神劳动，比蜜蜂酿蜜、木匠造家具，还要复杂得多。光靠长期深入生活，也不一定能解决问题。我从延安回到东北，在桦川县长发屯搞了两年土改。当时准备写一部长篇小说，开了五个头，都没有写成。好像急欲开门，却找不到一把合适的钥匙。平分土地时，我到了佳木斯的江山村。仅仅住了十天，贫雇农发动起来，土改很快完成了，由于生活的启示，创作的主题形成了，这把钥匙找到了。在江山村的十天，是土改风暴震撼着我心灵的十天，在思想感情上受着强烈的震动，过去的许多生活情节和人物一股脑儿地涌到我的眼前，使我不能不写，不能不歌颂他们。

周总理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说：“精神生产是不能划一要求的，过高的指标，过严的要求，有时反而束缚了精神产品的生产。”周总理了解作家，懂得艺术规律，所以能讲得这么深刻。

列宁讲的“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我认为这句话非常重要。因为列宁讲的是“绝对”，不是“相对”;是“必须”，不是“可有可无”;是“保证”，不是“听之任之”，或者当作自由化加以反对。作家要写他最熟悉的生活，写他所愿意写的，说他所愿意说的。很多情况，自己愿意写的不一定敢写，自己愿意说的不一定敢说。为什么呢？因为有禁区。比如：我对于“九一八”后的那段流亡生活，虽然很熟悉，却一直视为禁区，想写而不敢写。1956年，周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一部分作家，陈毅同志也参加了。在吃午饭的时候，陈毅同志非常关心地问我：“你为什么不写你最熟悉的生活？”这句话问得非常好，我为什么不写自己最熟悉的生活？因为自己的脑子里还有禁区，思想不解放。过了多少年，我才有了认识。我感谢陈毅同志对我的启发和教导，使我在创作上迈出新的一步。

巴尔扎克生活在巴黎社会，巴黎社会各个阶层的许多人物便成为《人间喜剧》的模特儿。托尔斯泰生活在亚斯亚那、波里亚那农村，他写的人物都是他所熟悉的贵族与农民。他们的生活和创作是统一的。我们的生活和创作就不一样，有所谓“下去生活”和“上来写作”两个环节。往往“下去”生活之后，并不能保证“上来”创作。到上边来，往往是搞政治运动。一个运动结束了，接着又是另一个运动。在运动中被批判的同志，轻则灰心丧气，失掉创作情绪，重则迫害致死，剥夺了创作的权利;批判别人的同志也大伤脑筋，耽误了时间。结果是，作家有了一些生活，却苦于没有时间写。运动搞了不少，谈到作品，却是寥寥可数。

我们有许多好的经验，但教训也是沉痛的。为了繁荣创作，跟上四个现代化的步伐，把“四人帮”耽误的时间抢回来，就要相继深入生活，也要给那些有生活底子的同志创造写作条件。只有根深叶茂，百花园里才能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

——1979年11月，在全国文联四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责任编辑 郝万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