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宋晓彤

与一位“老新闻”谈经济解释性报道
——《江城日报》原总编辑蒋光宜相关报道探析

□ 文/宋晓彤

编者按：优秀的老一辈新闻工作者身上，有很多值得当今年轻新闻工作者学习的品质。本文以吉林市《江城日报》原总编辑蒋光宜的四篇代表性报道为例，讲述了这位全国首届优秀新闻工作者如何敢于提出问题，表达不同意见；如何通过报道推动矛盾解决；如何深入基层，与群众打成一片；如何不断学习进步，掌握理论分析工具等优秀品质。

在笔者的书桌里一直珍藏着几张贺卡，那是多年来始终关心、鼓励我的前辈，《江城日报》原总编辑蒋光宜先生寄来的。

盛夏的一天，我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来到了蒋老家。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位82岁高龄的老人正用iPad浏览当天的新闻。

老人跟我聊起了当年新闻采访的事。在他四十多年的新闻生涯中，最有影响力的经济新闻，是他在1979年至1985年间所做4篇经济解释性报道：《关于猪剥皮的“扯皮”问题》《“梅花鹿”牌怀表为什么大量积压》《要为中档火柴平反》《“货”往高处走》。这4篇报道都是针对当时的经济矛盾展开的，直面现实、层层剥笋、撞击思想，发表后对经济界产生深刻影响。

在佩服他取得那么多成绩的同时，我也惊叹他能把好多细节、时间、甚至数字，都记得丝毫不差的记忆能力。透过那一册册整理归纳的报摘，我看到了这位研究型、专家型记者的成长轨迹，和其独特的深入采访与调查研究的功底。

一、问题意识的魄力

“经济报道的问题，涉及到经济生活、民生，涉及到老百姓的穿衣吃饭，遇到的问题一定要解决。记者首先要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强烈的问题意识、研究意识，还要敢于向上反映情况，敢于替老百姓说话，这样，你才能主动去吃那么多的苦。”蒋光宜把别人的“终点”作为自己的“起点”，在发现和报道矛盾现象的同时，又往前走了一步，以破解矛盾为目标深入调查，寻找问题的根源和解决对策。回忆这些报道，他说：“矛盾就是我的线索。”

故事一：“猪剥皮”上报大领导

1979年是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经济开始摆脱计划经济掣肘，逐渐出现市场经济特征，而人们的思想还未摆脱左的束缚，很多体制弊端影响着经济发展。

在采访中，蒋光宜发现，市面上一时买不到皮鞋。他在制革厂了解到，由于缺乏猪皮该厂即将停产；他又深入到与之相关联的肉联厂采访，得知该厂却怕赔钱不愿意剥猪皮。两个厂的领导都说这个猪剥皮的扯皮问题已扯了多年。带着这个问题，蒋光宜决定做深入的调查研究。

问题的症结很快查明：肉联厂不愿意剥皮在于猪皮定价过低，剥皮越多、亏损越大。

在找到相关部门解决未果的情况下，蒋光宜最后找到市长反映情况。市长无奈地说：事情早就知道，也曾多次开会，但一筹莫展。因为价格是国家制定的，市里说了不算。你们通过报纸呼吁呼吁吧！

经过研究，蒋光宜认为：猪剥皮的扯皮问题是全国存在的普遍现象，具有一定代表性。“那么猪剥皮到底有没有道理？”正当蒋光宜思想困惑的时候，他突然在《湖南日报》上发现一则介绍猪皮用途的广告！这回，他心里有底了。

在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驱使下，他连夜写了《关于猪剥皮的扯皮问题》的采访扎记。报道分四个部分：猪剥皮有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来断此理？他运用马克思主义价值规律，结合现实情况，解析劳动与商品的价值观念，探讨猪皮价格到底应由什么来决定。它不该由上级主管部门凭主观来决定，而应根据实际、由工人消耗的必要劳动时间以及市场需求来决定。报道挖掘出矛盾的根本原因：上级主管部门规定的价格不合理。报道于1979年3月27日在《江城日报》刊出后，蒋光宜将报纸寄给了北京的商业部、财政部、轻工业部，4个月后这些部委联合发布通知：调高猪皮收购价。过去，肉联厂每剥1张猪皮要亏损10.567元，调价后则可以盈利3.23元。由此，一个影响全国制鞋业的问题得到解决。

在1980年东北三省报纸会议上，蒋光宜介绍经验时说：“问题性的报道许多报纸不敢报，没办法。‘猪剥皮’这个全国性的问题，我给突破了，就是把理论和实际结合在一起，通过理论做依据，打动了中央部门。矛盾，你要是望而退步了，你就打败仗了；你解决了，大家都叫好。”

故事二：“小火柴”引发大讨论

1980年，吉林市火柴厂一改过去只生产廉价低档火柴的思路，生产了一种纸盒美观、木杆粗壮、焰头饱满的中档火柴。蒋光宜为此采写了一篇报道赞扬这种创新精神。

不料，该产品受到省价格检查部门批评，被指为乱涨价，不允许生产。这件事在火柴厂干部职工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蒋光宜对此也非常不服气，因为他深入过一线，了解这一新产品从研发到销售的全部过程。秉承着“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民主意识，蒋光宜决定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

他再度到吉林市火柴厂深入调查，运用马克思主义价值规律理论来分析研究，从火柴生产的物化劳动（火柴杆沾药、沾油、火柴盒刷磷、包装材料、燃料动力）、活劳动（工资、车间经费、企业管理费）的消耗来看利润率，证明生产中档火柴耗费的社会平均劳动多，绝非乱涨价。他从“中档火柴物美价廉有其强大的生命力”“用价值规律来分析中档火柴的价格”“从中档火柴事件看某些部门的工作作风”三个方面，写出了《要为中档火柴平反》的报道。

稿子交给市委领导，没想到市委领导看后大加鼓励并同意发表。这篇报道1980年7月16日在《江城日报》发表后产生巨大反响。广大读者纷纷来电、来稿表示支持。但市里个别领导看了却极为反感，严厉批评。经请示后，报社就中档火柴应不应该退出市场，开辟专栏，展开讨论。市委还就中档火柴事件专门召开常委会统一认识。

蒋光宜把报纸寄送给省里主要领导和有关部门。省相关部门看到报道后勇于检讨，改变了相关规定，使本来被判了“死刑”的中档火柴重获新生。

二、鲜活故事的魔力

蒋光宜常说：“深入基层采访，不是到哪儿就听个汇报、拿个材料，而是要沉下去，做‘体验式’采访。只有深入到群众中间，亲耳听、亲眼看，才能了解到最真实的情况和鲜活的故事。”在经济报道中，他不是浮光掠影地做现象报道，也不是蜻蜓点水地做碎片式报道，而是长期蹲点，以个案研究的方式进行较深入的经济学探讨。蒋光宜的报道引起了经济学家关注，但这并不是以学术语言撰写的经济学论文，而是具有极强故事性、拥有众多读者的新闻报道，今天读来仍然引人入胜。“没思想，没故事”恰恰是蒋光宜对于差新闻的评价。

▲ 蒋光宜先生在家用电脑查阅资料。（照片由蒋蕾提供）

故事三：“梅花鹿”转型变畅销

吉林市表厂在20世纪70年代末曾是我国唯一生产怀表的定点厂。工厂根据国家下达的计划生产，产品全部由百货站包销。这是一个戏剧性的经济现象：一方面，吉林市表厂每年为完成生产任务而庆功；另一方面，收购方却为严重滞销、大量积压的怀表而发愁。

怀表积压事件轰动全市，蒋光宜知道后，首先到工厂采访，了解情况。厂领导认为自己是按照上面指令生产的，积压与工厂无关。他又顺着线索联系到轻工局，轻工局认为这是我国唯一的十七钻组机怀表，填补空白的产品，不愁没有销路。

那么，产品积压的原因到底在哪呢？

带着这个问题，蒋光宜每天都骑着自行车，深入到表厂、百货站，采访了多位工程技术人员、质检员、采购员、销售员。采访到好几个让人难忘的故事：铁路工人“把怀表塞在电筒脑袋里，再焊上两个耳朵，改成特大的手表。有的干脆在怀表上焊个把戴在手上。”“青年人最直截了当：‘我们不稀罕老怀表。戴它太不方便啦！劳动时一哈腰，从口袋里蹦出来了。’”

蒋光宜还利用周末的时间，

到本市当时最大的百货商店钟表部，以营业员的身份站了两天柜台，看到柜台里摆着的怀表根本无人问津。经过深入调研和思考，蒋光宜认为，怀表大量积压而又大量生产，其根本原因在于当时工厂没有生产的自主权；而某些领导部门，又有官僚主义作风，图的是填补国内空白，根本不问市场是否需要，这是一种指导思想和现行经济体制的弊病。

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中对供需关系的解释展开分析，于1979年11月13日发表了《“梅花鹿”牌怀表为什么大量积压？》的报道，并配发评论《人民的需要高于一切》。文章分析批判了“为生产而生产”，不是为“人及其需要”而组织生产的错误指导思想后，指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按市场需求决定生产”。

文章见报后，加速了问题的解决。不久，吉林市表厂接到轻工业部的通知，根据需要，把怀表改制成手表，很快打开市场销路，且供不应求。

蒋光宜的解释性报道具有很活的可读性。总结新闻采写生涯，蒋光宜说自己“不写苦稿”。 他写稿往往一挥而就，稿纸上干干净净，一个错字都没有。但是他说：“我想得很苦。”他围绕一个问题要思考很久，想不清楚就再去现场采访、寻找答案。因此，他的稿子不仅有扎实的理论做支撑，还有在基层体验到的鲜活事例，让人读起来爱不释手。20世纪60年代他采写吉林化学工业公司劳动模范李国才（后来担任过化工部副部长），每年都到李国才工作的“加工班”里去劳动一段时间，边劳动、边观察、边采访。他采访一位劳动模范邮递员，不是听邮递员讲故事，而是骑自行车跟随他一起去送信，看他如何把“死信”投出去。他老伴儿介绍说：“蒋光宜过去天天骑车出去采访，曾把裤子屁股磨出两个大洞，找裁缝贴布匝上后还是磨破……”他到农村蹲点采访，一住就是一个月，还专为此学了理发手艺。农民本来都很小心，不肯说村里情况，但农民去镇里理发不易啊，他一边理发一边聊家常，很快就和农民打成一片。

三、理论武器的魅力

故事四：“羊毛衫”打破旧观念

蒋光宜曾把吉林市羊毛衫厂作为研究市场经济的联系点。1985年春，当他又去该厂采访时，这个企业正同上海一家羊毛衫厂进行经济联合的试验。方式是上海厂派专家组前来指导，吉林厂的产品达到上海标准后，用上海的品牌销售。

两方联合首先要了解底细。条件自然是上海好，设备自动化程度高，技术力量雄厚，管理先进，规模也大一倍。但效益相差就距离太大了。1984年羊毛衫产量：上海为173万件，吉林为20万件，差8倍；总产值：上海为3000万元，吉林为300万元，差10 倍；利润：上海为400万元，吉林为14.9万元，差27 倍！

同样都是生产羊毛衫的工厂，在经济马拉松的赛程中，怎么会甩出这么远呢？经过蹲点调查，蒋光宜很快了解到，问题在于吉林厂多年来一直生产低档的腈纶衫，尽管精心加工，甚至产品还远销海外，结果仍挣不了多少钱。上海厂呢，生产的产品全部是高利润的名牌羊毛衫。“生产一件高档羊毛衫同生产一件低档腈纶衫相比，用工量一样，产品所耗工资、企业管理费，包括机器折旧费、水电费、包装费都相差无几，而创造出来的利税却整整相差6倍！”这种鲜明的对比，给蒋光宜以极大的震撼。

他想：“这决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联合问题，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产品结构调整问题。从生产低档产品转向生产高档产品，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变革趋势，这是一个具有代表性、方向性的大问题。全市都应该喊响‘向高档产品要经济效益’的口号。因为只有生产高档产品，才能在激烈的国内外市场竞争中站住脚，争上游！这件事不仅关系到一个工厂的生存，也关系到一个城市的前程 ！”

蒋光宜在《“货”往高处走》的报道中，通过对两个企业内在差别进行对比，从而引发两座城市、两个地域之间经济发展的观念差距、经营差距以及未来差距的思考。

蒋光宜这4篇经济报道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都是“解释性报道”（这个名词是1987年以后才传入中国的）。这在当时是对传统新闻方式的大胆突破与新鲜尝试，它既不是结果报道（消息），也不是过程报道（通讯），而是把新闻背景和事件原因作为报道主体，对其展开更为深入的研究和探讨。这种报道方式和报道理念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新闻界是十分新颖的。而蒋光宜之所以能够率先以“解释”方式报道新闻，源于他一贯深入调查的采访作风和长期理论学习带来的研究能力。

蒋光宜之所以在报道中敢于独立思考，直面现实，是因为有深厚的经济学理论功底和扎实调查所获得的事实依据。他是当时在吉林省经济领域有发言权的专家型记者，不仅是吉林市经济学会副理事长，还在吉林省第一届经济学会上做大会发言，受到经济学家关梦觉教授的称赞。

蒋光宜简介

蒋光宜，江苏苏州人。1933年出生。曾在南京中央大学附中读书。1949年5月参军，第二年入党。1952年，被调到师政治部从事新闻报道工作。1954年，随部队调防到吉林。1958年，转业到江城日报社任记者、部主任、副总编辑、总编辑，高级记者。1984年被评为全国首届优秀新闻工作者。

蒋光宜的解释性经济报道具有很强的解析性。特别是那些信手拈来的、写入关键处的马克思等思想家的精彩语言片断，令人拍案叫绝。理论来自于积累，他坚持多年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即使是文革中从事体力劳动时也未中断。他把毛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反复琢磨，并用以指导实际工作。蒋光宜还买了英文版毛著五卷、毛主席语录等大声朗读，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认识和英语水平。1979年，当“新闻本位”回归，当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发生巨大变化，他拿出“理论武器”对现实进行思考和判断，形成很多洞见。

蒋光宜的解释性报道具有很高的前瞻性。如《“货”往高处走》探讨了质量意识、效率意识对于企业、城市的影响。这则报道见报15年后——2000年，当他受吉林市政府委托围绕全市经济问题调研时，看到许多企业的命运正如他当年预言的那样。这种前瞻性除了思想的犀利与经济学支撑以外，也与他的学习精神、前卫意识是分不开的。在个人生活中，他70岁学电脑，82岁还每天用iPad、微信；他曾自学英语，出版过译作；特别是他1987年担任报社总编辑后对广告和摄影的重视，更体现出思想深邃，他是《新闻战线》上第一篇广告学论文的作者，也是中国广告协会学术委员会成员，他提出报纸要“两翼齐飞、图文并茂”，被著名新闻摄影家蒋齐生称赞为“先觉者”……

在我即将离开蒋光宜先生家时，我问他：“您这么大岁数了，为什么对新闻事业、对生活还是这么充满激情？”

蒋老动情地说：“我16岁参军、17岁入党，参加过解放战争，从部队开始一直从事新闻工作。我之所以能做出一些成绩，都是党培养出来的。我喜欢当记者，就喜欢鲜活的现实生活。喜欢到鲜活的生活中去寻找有价值的新闻。”

（本文作者是吉林市电视台主任记者、硕士研究生）

编 辑 梁益畅 46266875 @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