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特约评论员 邓子滨

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设立巡回法庭”，三个月后，最高法设立了两个巡回法庭，可谓雷厉风行。

巡回法庭是最高法的下属机构，主要审理跨行政区域的重大行政和民商事案件，这是审判制度尤其是管辖制度的一次认真调试，不仅可以完善推进司法改革，而且可能给司法体制带来结构性变化，意义重大。

过去若干年，最高法引人瞩目的工作主要是死刑复核，人命关天，许多热点案件，无论是否核准死刑，都会引起舆情波动，其间，最高法院所承受的压力也不言而喻。次于死刑复核的工作是制定颁布一系列司法解释，其内容和数量往往是法律条文本身的几倍、十几倍，以至有人戏称，我们是依“司法解释”裁决。

不过，法院的生命力在于审判，最高法也不例外。所以最高法设立巡回法庭的根本用意应当是寻求亲历审判。

从一南一北两个巡回法庭的地域设置看，主要着眼点是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又基本尊重地区特点与差异。“审理跨区重大案件”这个遴选标准，也足可称道，既有利于遏制地方法院争抢管辖，也有利于防止其相互推诿。更由于巡回法庭的人、财、物由最高法院统一管理，也容易克服和排除地方利益干扰。

再者，巡回法庭基本确定案件遴选标准后，律师和当事人对案件走向能够有比较清晰的预测。法治的生命就在于，国家、国民各自以及相互之间的行为后果具有可预测性。

借由巡回法庭，最高法院将司法触角伸向地方，真诚参与审判实践，有面向未来与针对过去两方面功效：对未来而言，通过主动介入审判，积累经验甚至教训，能够更多获得待审案件指导意义的判例。相对于生硬的法条，判例是生动的，易于理解，从而使当事人比较容易了解案件现状，预测审判结果。而对结果有合理期待之后，就比较容易服判息讼。

可以说，巡回法院的设立，意味着从依“司法解释”裁决转型为依“判例”裁决，更贴近依法治国的本意。

对过去而言，通过超越地方利益的公开听审，让司法裁判有稳定的既判力，减少烙饼式的无休止的重审与再审。生效判决没有终局性，是我国民商事审判一大顽症。只要判决结果不利于己，当事人便认为审判不公，并且不依不饶，无休止地申诉、上访，空耗司法资源。

因此，巡回法庭超越地域的权威，独立审判，无疑可以疗治无限再审与刑民混淆的宿疾。

当然，期待中也不无担心。目标设定虽然良好，但现实也可能走样，需要在运行规则上下功夫。比如，跨省案件数量很大，巡回法庭只能有选择地审理。如何保证遴选案件的过程不生成新的潜规则，是我们极为关注的。再如，巡回法庭接地气后，日久天长有自身地方化的风险。如何确保巡回法庭真正巡回起来，也是要提前考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