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鹏山

“信”，是孔子确立的诸多价值之一种，他的“四教”里面，就有一个“信”，他警告“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为政》），以至于断言“民无信不立”。但是，有意思并令不少人糊涂的是，在另一个场合，他竟然又说“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而孟子竟然接着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

“言必信，行必果”竟是小人？“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才是大人？

其实，孔子不是反对诚信，也不是反对做事情要有结果；他只是反对中间的那个字：必。“必”就是绝对化。这里的“小人”，是指不知变通、固执己见而自以为是的人，“硁硁然”就是坚确不变，死守一端，脑袋如花岗石一般的意思。

我们先来看看孔子本人经历的一件事。

周游列国中经过一个叫蒲的地方时，孔子被当地人包围了。蒲人给出条件：只要答应不去卫国，我们就放你们走。

孔子说：好，答应你们，不去卫国。

等蒲人的包围圈一撤，孔子把马车一赶，对弟子们说：走，我们到卫国去。

弟子们很不理解：老师，您刚刚跟人家盟誓过，怎么能说话不算数呢？

孔子说：“要盟也，神不听。”（《史记·孔子世家》）———被逼迫而盟誓，神灵并不认同。换成今天的法律术语，就是：违背对方意愿签订的合同，法律不承认。

这个极端的例子可以说明：“言必信，行必果”肯定不对———因为，“必信”“必果”的表述，属于逻辑学上的“全称肯定判断”，这是对某一类事物的全部对象都具有某种属性加以肯定的判断，其结构形式是：“所有S都是P”。“言必信，行必果”就意味着所有的承诺都必须兑现，包括被逼迫的承诺；所有的行为都要做出结果，包括罪错的行为。这多么荒谬？

某些很好的人生原则———比如言而有信，一旦绝对化，就可能陷自己于不仁不义。世界太复杂，情形多种多样、千变万化，即使是自主自由的情形之下，言也可能有失，行也可能有错，一旦发现自己的言行有失误和罪错，难道还要硬着头皮“必信”“必果”吗？

所以，“言必信，行必果”至少与另外一个有价值的人生原则发生矛盾，那就是“知错就改”。而“改过”也是孔子强调的价值之一，子曾经曰：“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卫灵公》）。“不贰过”是他对颜回的高度评价（《雍也》）。

在他看来，人的一生，就是改过的一生，就是不断否定自我的过程。他的一句“过则勿惮改”在《论语》中两次被记录，说明弟子们对老师的这句话印象极深。《子张》中，子贡就把“改过”看成是君子的品行———子贡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这个世界有多种价值，它们都有各自的界限，从而可以并行并立。把一种价值推到绝对，使其无限扩张或畅通无阻，则必然碰伤甚至践踏其他价值。

苏轼《省试刑赏忠厚之至论》，基于“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而结论曰：“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其实，“仁”也不可太过，太过而至于如明马中锡《中山狼传》中的东郭先生，仁而近于愚，也就是孔子所鄙夷的“从井以救人”了———《论语·雍也》：宰我问曰：“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卫灵公》中子贡曾经问过孔子这样的问题：“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这个问题，如果把它形而上一点，就是：有无一种价值是绝对的？

孔子的回答很有意思：“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具备绝对价值的，不是温良恭俭让，不是恭宽信敏惠，不是仁义，不是孝悌，不是勇，不是诚，甚至也不是他一以贯之的“忠恕之道”中的“忠”，而只是一个“恕”。

为什么？

因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勿施”，就是“不做”，只有“不做”的事，才有绝对的价值！凡有言行处，定需方圆规矩以界之限之！

孔子，深知价值的边界，更深知人的局限。

有局限的人，只能使用有边界的价值。

有局限的人，必须具有谨守边界的谦卑。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