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侗族琵琶歌歌师姚成仁是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己埃村的普通村民，年轻时因为擅长大琵琶弹唱，参加了1985年和1990年在榕江等地举行的“侗族曲艺研究交流会”和“黎榕从三县民族曲艺座谈会”，2012年被评为州级琵琶歌传承人。三十多岁开始走村串寨的卖歌历程，爱歌编歌，人生经历丰富，是典型的编创型的琵琶歌歌师。

关键词：侗族琵琶歌；歌师；姚成仁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4）03-0137-06

确定要把姚成仁歌师作为笔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田野访谈对象，主要源于侗族文化专家吴定国在笔者的访问中不止一次提到了姚成仁歌师，他主要擅长大琵琶弹唱的叙事歌。于是，在笔者的心理预设中，姚成仁应该属于传统的侗族歌师，掌握着丰富的侗族叙事歌的叙事传统，熟悉侗族比较长大的叙事歌谣，不识汉字或识少量汉字，演唱范围主要集中于自己生活的村寨，演唱风格固定单一，创编能力不强，主要以继承传统为主。

关于姚成仁的资料在访谈之前我们了解的并不多。侗族曲艺音乐研究专家张勇在《侗族曲艺音乐》中记录了由姚成仁演唱的一首《开口歌》的谱例，并有一小段对姚成仁的介绍：“姚成仁，黎平县水口己埃村人，侗族琵琶弹唱艺人，熟悉掌握六洞弹唱和榕江弹唱两种风格，农闲时经常外出弹唱，深受群众欢迎。1985年1990年，他先后出席在榕江举行的‘侗族曲艺交流研究会，和‘黎榕从三县民族曲艺座谈会，为本书的编写提供了宝贵资料。”关于姚成仁，我们的资料仅限于此。

2014年春节伊始，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侗族说唱文学研究》田野调查团队一行4人在2月2日（农历正月初三）抵达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城，团队由项目负责人郎雅娟和贵州民族大学文学院本科生肖雨佳（土家族）、音乐舞蹈学院本科生吴芳美（侗族），四川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陶晶雯（侗族）组成。当日拜访了侗学专家、侗戏传承人吴定国先生，并与其商议了具体的调查行程。次日清晨，前往黎平县肇兴镇的纪堂侗寨，采访了女歌师陆银秋，并参与了当日举行的“抬官人”及“祭萨”和“多耶”的节日活动。2月4日早晨，我们结束了在纪堂村的采访，由陆银秋歌师的儿子送我们到通往水口镇的高速公路的路口，等待黎平县城去往水口镇的班车。那天路口的风很大，大家都穿得单薄，也没有吃早点，4个人在路口冻得瑟瑟发抖。后来我们才知道那天二十四节气的立春，真是应了那句“春寒料峭”的话。我们果断地放弃坐班车的想法，在路口包了一辆车前往水口镇。在路上，笔者联系了水口镇的赵永安镇长，他已经回家过年了，但是非常负责的把我们的行程安排给了值班的领导，这是我们这次行程中的唯一一次官方的安排。事实上，如果没有这次镇政府的帮助，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到达那个崎岖坎坷的己埃村。

水口镇地处黔、桂、湘三省边陲，位于黎平县东南部，镇所在地距县城37公里，是黎平县南下两广的重要通道，与洪州、德顺、中朝、顺化、肇兴、龙额、雷洞等乡镇毗邻，辖37个行政村1个居委会103个自然寨258个村民小组7 390户33 827人，是黎平县第二大镇。水口是通往广西壮族自治区三江侗族自治县、桂林市以及广东省的重要通道，也是贵州省与珠三角地区连接的重要通道。这一路非常的通畅，路面全部是柏油马路。看着车窗外的正在建设的贵广高速铁路雄伟高大的桥墩，笔者感到这些沉寂在青山绿水中的传统村寨正在经历着一场重大的社会经济的变革，而我们试图要保护传承的民族文化可能要在这场变革中经历巨大的考验。

一、己埃村：无数少数民族村寨的缩影

1个多小时后，我们到达水口镇镇政府。值班的人大主任接待了我们，让我们在办公室等待要送我们去己埃村的司机。水口镇不大，街道很狭窄，镇政府的办公楼看上去像20世纪六七十年代修建的，人大主任的办公室也很简朴，一些旧家具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文革电影中的有些画面。等来了司机小陆，他决定还是开越野车送我们去己埃村，事实证明这是一个英明的决定。

从镇政府到己埃村的路全部是泥土的乡间小道，而且盘山路居多，一路全部在颠簸的状态中行进。我们团队中的小伙伴在极度的颠簸中昏昏欲睡，我更是揣着一颗忐忑的心，紧握着副驾驶上面的扶手，祈祷路程不要太过于艰险。小陆司机是位80后的退伍军人，就是水口镇本地人，他说，以前看到的逢年过节隆重的祭祀庆典和各种活动，现如今的村寨逐步开始淡忘和模糊了。相对于很多侗族村寨对民族文化遗产的宣传和重视，水口镇的工作重心显然应该是在经济建设上。所以在和小陆司机的聊天中，我们了解到水口镇正在和外地的企业联合进行蓝莓种植基地的建设。希望依托蓝莓基地，己埃村的路能够先修起来。一路上，很少看到公交车或者班车的身影，倒是有很多村民骑着摩托车在坎坷的山路上奔驰。很多民族村寨的青年人有着卓越的驾驶技术，能够应付各种崎岖坎坷的路程，可能也是在山区的路上颠簸磨砺的结果。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艰难车程，终于到了依山而建的己埃村。（见图1）小陆司机将车直接开到了姚成仁歌师家门前，歌师的家就在寨子里的鼓楼边上，这里有一个平整过的篮球场和踩歌堂。

己埃村位于水口镇西部，七背山西麓，海拔460米，距镇驻地8公里，全村顺山势而建，辖3个自然寨，8个村民小组，169户879人，国土总面积4.98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为366亩，人均耕地面积0.42亩。2013年底，该村人均纯收入为2 317元，人均产粮为365公斤。该村主要依靠外出务工增加收入，无其他经济来源，属省级重点扶贫一类贫困村。看看这组数字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人多地少，没有任何经济作物，青壮年劳力基本出外打工的贫穷的侗族村寨。寨子里有800多人，却有500多人在外务工，留在家里的都是像姚成仁这样60多岁的老人和年幼的孩子，还有怀孕的妇女。唯有过年的时候，出外的人们都回来，年轻人染着红红绿绿的头发，带着大城市里面的时髦气息也包括一些低俗的文化，拿着辛苦赚来的钱和老人孩子过一个团圆的年。这个年也很短暂，正月初三一过，很多村寨的门口就停靠了大大小小的开往东莞、福州、上海等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大巴车，等待这些又一次要远行的人们。

当我们来到己埃村的大块空地的时候，正好到了午饭的时间，家家户户炊烟袅袅，歌师和他的小儿子出来迎接我们，小儿媳正在家里准备着丰盛的午饭。姚成仁的家是一个典型的打工者家庭。歌师68岁了，两个儿子都在广州打工，小儿子找了同一个寨子的女孩成家，把一个1岁多的宝宝留在寨子里给爷爷奶奶带，是个小小留守儿童。（见图2）在歌师家里，大儿子正衣着时髦地在灶台上帮忙做饭。这一点也出乎我们的意料，因为一般在农村，68岁的老人应该都有第4代了，而且也应该是颐养天年的时候，而歌师的2个孩子一个是1986年出生的，一个是1988年出生。可见歌师在40多岁才有了第一个孩子，这在村寨也是不多见的，这后面一定有很多故事。

我们带着庞大的行李和器材占据了歌师家的客厅。歌师的小儿媳乖巧地端出了油茶，这是侗族人款待贵客的美食，对于没有吃早饭的我们，更是雪中送炭，大家都狼吞虎咽的吃了起来。期间和歌师的小儿子聊起天来，小儿子看上去很精干，个子不高，脸上还有农村青年的拘谨和羞涩，但是已经身为人父，更多了生活的压力和责任。他的思路比较开阔，也愿意和我们交流。讲到了在广州打工的种种，以前在厂子里打工，后来和哥哥出来自己开小的加工厂，但是今年失败了，赔了很多钱，所以回家过年也没有带很多钱回来。听上去有很多对父母和孩子的亏欠，但是小伙子又信心满满的说，打算过年后回去再好好干，年轻的时候失败也不可怕。作为从己埃村这样封闭的民族村寨中走向外面世界的年轻人，小儿子对生活充满了信心和憧憬。这样的年轻人也是贵州山区千千万万外出务工人当中的缩影，没有专业的技能，教育程度不高，在沿海地区只能出卖体力和进工厂来维持自己的生存。想要在大城市立足一定是充满了超于常人的艰辛。

这突然让我联想到了2008年7月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黄平县后哨村调查时，认识了一对从广州打工回来在家乡创业的苗族夫妇。当晚吃完晚饭，妇女用汉语唱起了当地的苗歌，内容充满了在异乡所经历的辛酸和苦痛。让我们不禁潸然泪下。“打工苦、打工累，打工人的心里满是辛酸的泪”。这位打工之前都听不懂汉语的苗族妇女，在广州的十年学会了汉语和粤语，非常熟练地和各个地方的人攀谈。在她的心里只有回到苗乡才算是回到了自己的家，心里才会安稳。这样的人和这样的山村在侗族地区太多太多，很多人拼命地离开故土去寻找新的生活，而在灯红酒绿中迷失和挫折之后，才发现唯有在故乡自己才是最有尊严和安全感的。

正月十三当我们的团队到达广西三江县高定村时，这里的大部分人都已经外出务工，有一部分去往桂林和柳州砍甘蔗。为了生活，很多人不得不早一点赶往务工的地方，至于过年和节日的活动已经不是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事情了。姚成仁的小儿子此时最关心的并不是父亲的歌谣，而是新的一年将要如何开始的新生活。

二、访谈：歌师的人生回忆

歌师的家是木质的3层小楼，靠近篮球场的这面房子用砖和水泥盖，因此这座吊脚楼就变成了砖木结构。和侗族地区很多地方对木制房屋进行改造的方法一样，主要为了防止火灾的发生。因为干栏式建筑连片而建，当火灾发生时，大面积烧毁，损失实在是太大。现在很多基层政府都规定房屋内部用砖混结构，外墙面贴上木板，这样既防火灾也不损侗族木质建筑的美感。一层仍然是传统的牲畜圈和厕所，二楼是客厅和厨房，还有两间卧室，三层通往楼顶，可以晾晒衣物。在二层的堂屋里，我们和歌师一家，还有村委会主任以及村里的2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一起吃了丰盛的午餐。午饭过后，我们决定在歌师家旁边的鼓楼里开始访谈的录制，鼓楼此时正燃着红红的篝火，寨子里的男人们坐在长条椅上闲谈。这个氛围很适合叙事歌的演唱。我们架好设备，选择了在鼓楼的正门口开始对歌师的访谈。（见图3）

思绪回到了歌师的少年时代。访谈试图要追根溯源，从一个少年歌者开始了解。歌师的家庭比较特殊，父母都是己埃村的农民，他原来有一个姐姐，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歌师出生后就变成了独生子，一个农村家庭只有一个独子，农事和生活都势单力薄，小时候生活非常的穷困，“赖饭、赖米、赖钱，生活很苦”。在歌师10多岁的时候，中国正在发生着一场史无前例的巨大运动，这场运动也波及了侗族地区。歌师把这个时代称为“农业政策还没有放宽之前”，这个时期歌师跟一个本寨叫石德彪（音译）的歌师学习侗族歌谣。40多岁石德彪当时划分阶级成分的时候被划成了富农，因而被打成了“四类分子”。在侗乡，人们对“四类分子”的概念也不是很清楚，在老百姓的心中，石德彪是个好人，所以姚成仁和寨里的村民都对他很尊重。在姚成仁的心中，石德彪是一个心地善良也很有文化的人。在开始学歌的时候，姚成仁与石德彪以亲戚关系相称（是远房的伯父），开始了一些说理歌的学习，石德彪也喜欢编一些歌，师徒之间也没有什么拜师礼，师傅也没有收什么费用，就是有时候在姚成仁家里吃顿饭。几年过去了，姚成仁在他那里学会了如何使用韵律。这是编侗歌中非常重要的环节，一首歌的成败主要取决于它的韵律。歌师在大概20多岁的时候开始自己编一些情歌，也开始用汉字记录侗音的方式开始创作一些情歌。歌师只上了小学三年级，在20多岁的时候他来到了水口镇的东方红卫生学校学习了半年，这段学习让他在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在黎平县的巴平电站（音译）当了3-4年的赤脚医生。这与一个以务农为主的传统歌师不一样，姚成仁离开了自己的村寨，到了更大的地方。我们在他自编的歌里看到了很多政策路线的宣传，这一点与歌师经历的时代洗礼很有关系。

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歌师已经成长为一名著名歌琵琶歌弹唱歌师，他因为琵琶弹唱的名气已经担任了黎平县4届政协委员。歌师被邀请参加了1985年的“侗族曲艺交流研究会”，在会上他演唱了琵琶歌《三宝姑娘》和《开口歌》，1990年歌师应邀参加了“黎从榕三县民族曲艺座谈会”，在会上演唱了《劝婆媳》的琵琶弹唱，而这段时间他开始了在侗族地区走村串寨的歌唱生涯，此时歌师已经30多岁。他也务农，农闲的时候去寨子里面唱歌，请他去的村寨会给他一些稻谷和糖果，这些东西歌师会买了换成现金带回家中再购买生活用品。歌师在每年农闲的时候出去卖唱，去过榕江和广西的三江，到寨子里去，就在鼓楼里弹唱，这时候寨子里的村民就会闻声而来，然后在演唱的过程中寨子里的人会凑糖果和稻谷等礼物给他，歌师心地善良，从不收寡妇、残疾、孤寡老人凑的米和钱。如今在侗寨里面我们仍然能够看到这种景象，寨子里面在过年的时候请来歌师演唱，都会包了红包扔到正在演出的舞台上。

歌师这种卖唱的生活大概过了十几年，到了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歌师开始在附近的一些村寨的小学里教书，在德过村（音译）和金石村（音译）教书，刚开始的时候在本寨教书，寨子里每月给40块钱，还补一点粮食。后来有的地方给50块钱，有的地方一个月给100块钱，这个时候歌师已经40多岁，本村里有一个比他15岁的姑娘，姑娘的父亲看歌师心地善良，经常喊歌师来家里陪客人吃饭，因为老人的赞赏，歌师终于成家了。1988年他的大儿子出生了，他也基本上安顿下来，但是生活依然很贫苦，为了一家人的生活，歌师也到处去卖唱来获取一点收入，除此之外，也在附近的村寨做教师，教小学生识字和算术。到了2012年歌师被评为州级琵琶歌弹唱传承人，每年有3 000块钱的补贴，歌师说去年的补贴都没有发到手呢。2014年有望被评为省级琵琶歌弹唱传承人，而歌师的家庭依然在困顿中渡过。

三、演唱：歌唱和生活的关系

在鼓楼中的访谈进行了大半，旁边放鞭炮声音太大，我们稍作休整把设备搬进了歌师家2楼的堂屋。歌师和村委会主任都热情满满地陪着我们，对于歌师如何创编歌谣，我们又进行了一段采访。之后开始演唱的录制。在歌师演唱录制的过程中，我们要求听一下传统的叙事歌，歌师在阁楼和自己的卧室里找了很久，出来跟我们说歌本不在了，可能是被老伴给藏起来了。看来歌师的妻子并不支持歌师唱歌。几十年来歌师为了生活走村串寨，有时候出去十几天也耽误了农活，老伴对于歌师的唱歌也有很多怨言，认为他“一辈子唱歌，一辈子写字也没得到什么”，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不可能通过唱歌完全解决，老伴的抱怨是可以理解的。

一个68岁的老人，一沓沓厚厚的歌本，而这些歌他有很多都已经唱不下来，需要看着歌本才能唱，有些歌他只能念一遍（如《开口歌》就是歌师朗诵的）。（见图4）而老人还比较喜欢固守他的传统，比如他只按照自己的方式唱，也不喜欢“多耶”中的对歌，他认为“多耶”对歌中的内容都是编来互相嘲讽和挖苦的，并没有什么意义。歌师看重的是歌谣中的教育意义，这是他在谈到卖唱的生活时，一直强调的：“我呢，一个呢是解决生活是一回事，再次我还是比较好歌，有个歌呢才能够教育工作，我们又不是干部，要是干部呢我们还有号召能力，是吧？（相视一笑）”老人自己也创编了很多故事歌，这些歌就是寨子里发生的真实的事情，歌师把时间地点人物简单地改动一下，然后编成叙事歌，弹着大琵琶唱给寨子里面的人听，很多老人和孩子都哭了。在那个没有电视和手机的年代，唱大歌、听“嘎君”、看侗戏是村寨里的唯一娱乐，歌师也因此得到了非常高的尊重，很多村寨请歌师去演唱，也成为歌师的收入和荣耀之一。而如今这个时代已经要远去了。当问到这几年寨子里面有没有来请老人家去唱歌的时候，歌师回答：“恩，我没唱过，我本来就跟他们说，有的呢说的，你应该来唱的，到鼓楼来唱嘛，前几年他们说，我讲这个歌呢，也不，也不便宜，它也不贵，因为不贵呢你们不要拿钱来请我，但是便宜不便宜呢还是要你们说一声呀，是吧，来这里唱。”笔者认为应该是近年来寨子里面外出务工太多，寨里的村委会也去抓经济，逢年过节大家也不愿意听传统的侗歌，冷落了的不只是老人，还有一颗爱歌的直心。

四、归程：在传统和当下的彷徨

下午两点多，我们要准备前往下一个目的地，收拾好东西，我们和歌师告别。在歌师的眼中看得出对我们的不舍和感动。因为怕耽误小陆司机的工作，我们只能匆匆地结束在己埃村的访谈，沿着颠簸的路途返回水口镇。一路上笔者的心情有点莫名的沉重。小陆说像己埃村这样的“空巢”村寨在水口镇还有很多。寨中没有什么经济作物，光靠务农也只能解决吃饭问题，看着传统的木房渐渐地都变成了3层4层的水泥房子，很多中青年人都坐不住了。传统意义上“饭养身，歌养心”的侗人价值观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当然侗寨不是封闭的世外桃源，国家与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同样影响着他们的内心对生活的追求。侗族的群众有追求和城市人一样生活的权利。

在姚成仁的歌师生涯中，充满了一个琵琶弹唱歌者的艰辛和困苦。歌师幼年生活清苦，少年时代也是饱尝艰辛，30多岁开始了走村串寨的卖唱生活，40多岁才成家，60多岁还要在田间劳作，给儿子带孙子。在他的歌唱中我们更多的体验到对生活的无奈和谦卑，歌9币也说自己以前是为了生活而唱歌乞讨，而现在是为了宣传而唱歌。他的很多创编的歌曲里都有对计划生育、防腐倡廉、法律法规。消防意识、防范赌博等的宣传，他以前是唱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和理解，让人们向善积德，孝顺老人，现在也是教育别人，宣传政策，歌师自己对于歌谣的教育意义始终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

在我们将要离开这个地处偏远、路途艰辛的侗族村寨的时候，我们无法想像下一次来的时候鼓楼、踩歌堂是否依旧。在姚成仁身上我们已经看到了更多的是传统的改变。时代的数次变迁在老人的歌里也留下了很深的印记，这与我们对所谓歌谣传统的理解相去甚远，想要寻找一个完全遵从与传统的歌师在这个时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什么是传统也是研究者需要思考的问题。感谢小陆司机把我们送到了去往黎平县三龙乡的高速公路的路口，在民族文化传承与保护的路上，要感谢这些默默地奉献的人们。

这就是姚成仁，一个侗族歌师的真实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