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宇峰

(浙江师范大学，浙江 金华　321004)

现当代中国家庭规模小型化的相关分析

李宇峰

(浙江师范大学，浙江 金华321004)

摘要：本文依照历史脉络主要探讨现当代中国家庭规模小型化这一议题，具体来讲，本文基于相关的史实数据考察了不同时期中国家庭的结构和规模，并且，基于现当代中国的社会历史背景分析了各时期中国家庭结构和规模变迁的主要成因，最后，本文还对影响我国未来家庭变迁的几个因素做了简要说明。

关键词：中国家庭;家庭变迁;家庭规模;家庭结构

2014年，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首个《中国家庭发展报告》，对我国家庭近年来变迁的特点和趋势作了全面细致的分析，其中就提到我国家庭变迁的一个重要特征，即家庭规模的小型化趋势。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上世纪50年代起至今中国家庭户平均人数由5.2降至3.01，降幅之剧烈实属罕见。尽管现代化研究的学者们已然将家庭规模小型化视为国家现代化发展的普遍规律之一，然而有鉴于中国独特的现代化发展进程，对该问题作进一步的分析我认为是有意义的。

一、概述

新中国成立之前，尽管国家层面的资本主义制度转型在部分大城市逐步展开，但从根本上讲，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个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农业国，这种转型尚未波及广大的农村地区。因此，民国时期我国绝大多数农村家庭依然沿袭中国传统的家庭观念，家庭结构较为复杂，家庭规模庞大。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推行的一系列土地政策强行改变了以往农村的政治格局，传统的家庭模式就此打破，众多联合、直系家庭迅速解体，至此上世纪50年代我国家庭规模呈现断崖式下降。然而，建国初期人口的高增长再一次推高了我国的家庭规模，并于上世纪70年代达到峰值。上世纪70、8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开始推行，此后我国家庭规模再次下降。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市场经济改革不断深入，城镇化进程全面推进，特殊的人口年龄结构加速了核式家庭的裂变，新形势下中国家庭规模越来越趋于小型化。往后，全球性的文化交流、经济形势、人口增速等不确定因素势必会给未来中国家庭模式的变迁带来新变数。

二、中国传统家庭的背景介绍

自秦朝统一六国以来，平凡的朝代更迭并没有对中国古代的社会形态造成实质影响，农耕文明一直得以延续。人们依山而建、择水而居，大大小小的村落星星点点地分布在可开垦的田地上。大多数居民一生守护着自家的一亩三分地，除了碰上天灾、战争、瘟疫等不可抗因素，通常不会选择大规模的迁移。与此同时，受制于活动半径的影响，一般村落的人口规模都不会太大，少则两三户，多则几百上千户，也正因为人口、地域的制约，村落之间相对隔绝，同村居民彼此构成了一个“熟人社会”，邻里们平日里抬头不见低头见，加之错综复杂姻亲关系使得他们彼此之间都知根知底。逢年过节相互拜会，平日里相互寒暄，小恩小惠、互通有无，使得各方发生冲突的可能性降到最低，这也就促成了村落生活的和谐、稳定。

总之，大家庭的生活方式在古代中国尽管备受推崇，却并非主流家庭模式，有关的统计数据显示“从西汉元始二年(2年)到秦朝宣统三年(1911年)的1900年间，比较可信的家庭人口平均数达71个，这71个数据的平均值为4.95人。可见，中国古代家庭的户均人口在4~7人之间，尤其是5~6人之间①”，因此，家庭规模的局限可以反推出中国古代家庭结构以核式家庭、主干家庭居多。

三、民国时期家庭规模的变迁

据清朝咸丰十一年(1861)的一份家庭抽样调查显示，山东宁海地区197个农民户家庭中核心家庭达到70户，占比35.53%，主干家庭58户，占比29.44%，联合家庭65户，占比32.99%。而上世纪40年代的一次家庭抽调显示，山东恩地区的128个农户家庭中核心家庭户42户，占比32.8%，主干家庭62户，占比48.4%，联合家庭11户，占比10.1%。通过这些数据我们可以推断，在这80年间山东地区农村家庭结构出现了较大变化，联合家庭数目大幅下降，而主干家庭的比例明显攀升。联合家庭占比的减少间接说明了农村家庭规模的缩减，因为，相较于主干家庭，联合家庭的成员构成上更为复杂、家庭户均人数更多。尽管调查范围仅限于山东地区，但至少某种程度上反映当时的实际情形。

相较于农村地区，城市里的调查工作更有利于开展，调查选取面也更为宽广。据当时的数据显示，1912年前后城市核心家庭占比16.9%，主干家庭占比58.5%，联合家庭占比5.7%；1922年前后城市核心家庭占比27.6%，主干家庭61.9%，联合家庭7.9%；1936年前后城市核心家庭57.9%，主干家庭35.2%，联合家庭1.9%；1949年城市核心家庭76.8%，主干家庭19.2%，联合家庭2.0%。基于以上数据，我们可以断定民国时期城市家庭核式化、小型化的趋势极为明显。

四、建国初家庭规模的变迁分析

大清帝国统治中期，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人口扩张，1764年至1834年的70年时间里，中国人口总量从2.1亿飙升至4亿，庞大的人口基数使得土地资源开始变得稀缺，然而这样的增长势头此后并未停滞，到了民国时期，中国实际人口已达到了5亿左右。在人多地少的格局之下传统农耕模式开始畸形发展，少数有权势的乡绅土豪家族占据大量田地，少地、无地的贫雇农占比大幅度攀升。“据长沙的调查：乡村人口中，贫农占百分之七十，中农占百分之二十，地主和富农占百分之十。百分之七十的贫农中，又分赤贫、次贫二类。全然无业，即既无土地，又无资金，完全失去生活依据，不得不出外当兵，或出去做工，或打流当乞丐的，都是“赤贫”，占百分之二十。半无业，即略有土地，或略有资金，但吃的多，收的少，终年在劳碌愁苦中过生活的，如手工工人、佃农(富佃除外)、半自耕农等，都是“次贫”，占百分之五十②”。阶级矛盾的激化必然引发社会的变革，新中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建立起来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切合时宜的推行了一系列的土改政策，前期三年的土改旨在解决土地的不公平分配问题，“全国大约有三亿多农民分得约七亿亩土地和一些生产资料，封建半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废除，农民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建立③”。1953年我国紧接着开始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经由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三个阶段，我国的土地制度由农民所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到“1956年底，全国加入合作社的农户达到96.3%，农村基本实现了农业合作化④”。1958年初，中央发起了“大跃进”运动，原来的合作社统一整合成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农民有1.2亿户，占全国总农户的99%以上⑤”。随着土改的层层深入，我国农村原本的家庭结构变化明显，据河北五村的家庭结构调研显示，建国初期的16年间，五村核心家庭占比普遍上升15~20个百分点并且都超过6成，直系家庭占比普遍下降10~15个百分点，联合家庭占比更是降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此外，其他家庭占比有所上升。考虑到当时全国土改进程的同步性，该数据大致可以反映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的实际情况。

有鉴于民国时期城市家庭结构已趋于合理，同时期我国城市家庭结构并未发生较大改变。但问题是，这一时期我国农村家庭结构核式化、小型化是一个持续性过程，如开篇的图示所示，为何建国初期我国家庭平均人口数会出现断崖式的下降，此后又趋于平稳没有明显的下降态势呢？

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的经济建设完全仰仗国家各项政策措施，一切都从大局出发，集体利益高于私人利益，国家利益又高于集体利益，这样的举国体制虽然短期拥有较为明显的经济成效，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弊端也逐渐显露出来。上头的政策是否符各地区的实际情形，是否真正符合个人的意愿，是否能调动起众人的积极性，这一系列的问题往往被各种形式化的政治作秀所掩盖。在那个特殊年代公权压抑私权，基于平均主义的意识形态，个体意识的膨胀被视为一种扰乱社会秩序的潜在威胁，必须将其消灭在萌芽中。正因如此，诸如娱乐、消费、文化教育等较为私人性质的家庭职能在当时没能得到合理的开发。与此同时，大大小小的社会、政治运动给各类家庭造成的冲击也不可小觑，如上世纪50年代末期在农村地区持续近三年的“人民公社”运动，60、70年代在城市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以及连带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五、改革开放家庭规模缩小的成因

纵观改革开放这30多年，我国家庭规模变迁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过快膨胀的限制，上世纪70年代中期实施至今的计划生育政策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我国不断增长的人口压力，生育率的降低直接引发我国家庭规模的收缩。其次，是不断加快的城镇化进程造成流动人口的增加，1978年我国城镇化率仅为17%，而到了2010年，该比率首次超过了50%，大量农村劳动力的涌入很大程度上造成农村家庭结构的变化，同时也稀释了城镇地区的家庭规模。其三，家庭生命周期的阶段性变迁，建国以来我国先高后低的生育政策造成标准核式家庭提前成熟，家庭结构微型化趋势显现。此外，婚育年龄滞后、人口老龄化等其他因素也多少影响现阶段我国家庭规模进一步缩小。

早在上世纪50年代我国人口学家马寅初就在《新人口论》中提出节制生育的政策构想，然而该提议并未得到立即响应，直至上世纪70、80年代，面对急速窜升的人口压力国家才开始重视节育政策。为了短期内控制人口增速，国家不断加强政策执行力度，从开始的“一个不少、两个刚好”转为“独生子女”政策，1982年更是将其上升为国策。“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的成功实施使中国少生了近4亿人，使总人口达到13亿延迟了4年，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口发展的历史轨迹⑥”。然而，进入90年代以后，生育政策对我国家庭规模的影响程度逐渐退居次要位置，城镇化进程从根本上改变了国人的社会生活方式，家庭结构的微型化趋势显现。通过数据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左图)，上世纪90年代以后，造成家庭规模缩小的因素主要有两个：1、核心家庭中夫妻家庭户比例明显上升。上世纪80年代，该家庭类型占比不超过总数的7%，但进入90年代之后，该比例以每10年6个百分点的速度激增，到2010年已达到18.5%。考虑到该家庭类型户均人数恒定为2，远低于历年7家庭户平均人数1个多点，加之其20年来高达12个百分点的占比增量，由此可以断定该家庭户比例的攀升是近20年来造成中国家庭户平均人数下降的首要因素。2、单人家庭比例的上升。21世纪头10年间该家庭户比例增加了5个百分点。由于该家庭类型户均人数恒定为1，低于历年家庭户平均人数2个多点，鉴于其比例，可以断定其是近10年来拉低总家庭户均人口数的首要原因。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农村地区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该举措极大提升了我国粮食的生产能力。于此同时，在我国的东部沿海省份，一批经济特区藉由外资的引入率先发展起来。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明确了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私营企业、个体工商业纷纷向基础设施更为完善的东部城镇聚集，我国城镇化进程就此加速。城市基础设施、住宅、厂区的建设需要工人，商品生产、销售、运输需要工人，娱乐、餐饮、服务需要工人，为数不多的城市人口没法填补这些职位的空缺，因此就需要从农村地区引进额外劳动力，受经济利益的驱动我国大批农村人口不断向东部沿海城市迁移。然而，考虑到我国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农民人口的迁移表现为两类不同的模式。随着城镇地盘日益向周边地区扩展，我国东部地区许多农村逐渐融入城镇之中，城中村、城乡结合部的数量不断增加，东部地区农民身份向居民身份的转变只是时间问题。然而对于来自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工群体而言，问题就没那么简单了，他们通常不具备在东部城市永久性居住的可能性，一来，他们在老家有自己的土地、自己的亲人，利益和情感上都难以割舍，二来，我国的户籍制度限制他们的择居自由，他们没法享受本地户籍背后潜在的社会福利，三来，本地居民地方保护主义心态强烈，对异乡农民工的歧视态度非一朝一夕可以扭转，四来，微薄的工资以及工作岗位的不固定，市场经济建设之初我国主要以人口红利拉动经济建设，工人的工资普遍很低。有鉴于此，中西部跨省农民工群体大部分过着一种“两栖”式的生活，他们常年奔波于工作地和出生地之间。总言之，农民工群体改变了过去就地吃饭的传统，努力向着产业化工人的路子转型，生活方式的改变伴随着家庭结构的改变，他们更倾向于组建起属于自己的小家庭。

六、未来会怎样

可以预见的是城市化率的攀升以及人口老龄化的加速是中国社会未来长期所要面临的问题。就城市化而言，我国目前的城市化率才刚超过50%，若依每年1个多百分点的速度提升，达到发达工业国80%的指标还需近二三十年的时间，就人口老龄化而言，我国期初年龄结构的主导作用⑧至少会持续到2035年，在此之前我国的老龄化速度将持续性的处于高位。有鉴于此，可以预估在未来的二三十年间，我国标准核式家庭的裂变效应将一直持续，夫妻家庭和单身家庭的比例将持续增长。

中国家庭规模进一步的缩小是往后二三十年的总趋势，然而，要对该趋势做强弱方面的判断就没那么简单了，这牵涉到各种不确定因素，在此，我所能想到的相关因素有：往后的人口增量、经济形势的好坏、家庭文化的变迁。近年来，迫于我国人口增长率的大幅下挫，计划生育政策开始放宽，以往的独生子女政策向着单独二胎政策转向，然而，有专家估计即便如此我国人口增量也不会有大幅上升，低生育率将成为一种常态，生育前景不确定性直接影响未来我国标准核式家庭的规模。对于经济形式的预估，国家一直保有一种乐观态度，但随着我国改革不断进入深水区，各种不确定的经济风险愈发不可控制，经济危机的出现势必影响我国城市化建设的步伐，农民工的大规模回流必然造成我国家庭结构的大幅变动，届时我国主干家庭数目的大幅攀升可能引发我国家庭规模短期扩大。至于我国家庭文化会往哪个方向发展更是无从谈起，今后新型家庭伦理的出现对我国家庭结构的冲击或许是革命性的，参照美国60年代以来家庭结构的变迁，不能不今人惊叹⑨，美国家庭结构的多元化发展会是中国未来家庭的发展坐标吗？尽管我个人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但是，目前家庭结构的多样化趋势在我国已然显现，如同居人口增多、单亲家庭比例上升、同性恋关系不再忌讳等。

七、总结

讨论家庭问题时，往往有一种先入为主的印象，认为这个问题非常简单，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家庭圈子里，因此认为我们对家庭的情况是再熟悉不过了，几乎每个人都可以说出个一二三来。但当我们真开口说些什么的时候，立马会遭到旁人的质疑，他会例举出其他的情况进行反驳。这里我们忽略了一个鲜见的事实，作为单一个体，受制于自身视域范围的限制我们的视野往往是偏狭的。即便我们对该问题的思索具有某种程度的普遍性，但比起那五花八门的具体社会现实仅仰赖这一点普遍性又显得有些肤浅。个人的经历和阅历毕竟是有限的，光光依靠某地某时的社会调查就想了解全中国的家庭情形自然也是枉然，况且时间的车轮在不断的向前迈进，新的变数一刻不停起着作用。对于赋有雄心的理论家而言，他们很自然的想到构建一套又一套的理论，然而这些理论多半基于某地某时的社会风貌来反推个别抽象的家庭情形，这种社会建构论的思想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基于一两个主要因素的演绎式推导往往又容易和现实的情形脱节，现实不是推理出来的，众多的蝴蝶效应很容易就偏离了这类演绎过程，因此没有哪个理论能够长久的确保其真实性、有效性。我反倒倾向于用气象学的研究方法来看待当代中国的家庭问题，看过天气预报的人都了解，播音员首先分析不久前以及当下的天气情况，通过对这些情况的分析推得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通常这种预测往往具有较高的准验度，但需要注意的是只是限于未来几天，一个星期之后的天气情况会是怎样，我们同样不从了解。

参考文献：

[1]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国家庭发展报告2014》，中国人口出版社

[2]张国刚、郑全红，2007，《中国家庭史》(第五卷)，人民出版社

[3]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商务印书馆

[4]安德烈.比尔基埃、克里斯蒂亚娜.克拉比什.朱伯尔、马尔迪纳.雪珈兰、弗朗索瓦次.佐纳邦德著，袁树仁、姚静、肖桂译，《家庭史1 遥远的世界 古老的世界》，三联书店

[5]安德烈.比尔基埃、克里斯蒂亚娜.克拉比什.朱伯尔、马尔迪纳.雪珈兰、弗朗索瓦次.佐纳邦德著，袁树仁、姚静、肖桂译，《家庭史2 现代化的冲击》，三联书店

注释：

①出自《中国家庭史》(第5卷)第一章。

②参见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③参见武爱玲《建国后我国农村五次土改之比较》

④同上

⑤同上

⑥百度百科，关键字“中国人口”

⑦从90年代以后开始算起

⑧期初年龄结构主导作用指的是建国初婴儿潮时期出生的国民进入老龄化的人口效应，详见《城镇化对中国城乡人口老龄化影响的量化分析》一文。

⑨参见《当代美国家庭的多元化趋势》、《二十世纪下半期美国家庭的变化及成因初探》等文章

作者简介：李宇峰(1988-)，男，汉族，浙江省临安人，浙江师范大学在读哲学硕士，研究方向：科学技术哲学。

中图分类号：F1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12-028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