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玉良

(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乡村依恋与农民工的城市融合
——基于空间依恋视角的分析

谷玉良

(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农民工由农村向城市的流动不仅伴随身体的位移，同时也是一个空间转换的过程。因此，农民工的城市融合研究理应具备空间想象力。以往的农民工城市融合研究，虽然已经不同程度涉及到与空间有关的问题，但还缺乏明确的空间意识。空间依恋理论为我们重新审视农民工的城市融合提供了整合的空间语境。为农民工的城市融合研究提供了恰切的理论工具、学术概念、研究方法和新的研究议题。对农村的空间依恋不仅可以解释农民工城市融合中所遭遇的困境及其原因等问题；同时也能够一定程度上解释农民工城市融合中具体的主动或被动的行动和实践。

农民工；城市融合；空间依恋

一、文献回顾：讨论起点与研究议题

对农民工来说，由农村流入城市，一方面伴随身体的位移，另一方面也伴随着承载身体的空间的变化。既是一个“脱域”于乡土社会的过程，也是一个重新再嵌入陌生城市空间的过程。农民工的城市融合因此联结着农村与城市双重空间。要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合形成完整的空间认识，既要关注其城市体验和行动，同时也要还原农民工与农村的空间联结。

在由乡村到城市的空间流动中，农民工与农村的空间联结对其城市融合具有复杂的作用。传统与现代、乡土文化与城市文明的相互试探与融合，充满了积极与消极、融合与张力的各种关系。农民工在城市的污名化是导致其城市融合难的重要原因。张友庭将农民工身份的污名化解释为制度性原因，[1]但就个体农民工而言，身份的污名化首先来源于个体农民自身的某些乡村“劣习”。[2]农民工与市民在城市社区的融合之困境，一定程度上源于农民工自身的乡土文化和生活习惯与城市主流文化价值和行为方式存在较多的分歧和矛盾。[3]当然，农民工在城市融合的过程中会逐渐习得城市文化和生活方式，经历城市文明的再社会化，农民工的城市融合可能表现出两种文化融合，并进而对其城市融入产生积极作用，[4]但这显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农民工与农村空间的联结具有积极、消极的复杂后果。但农民工究竟是通过怎样的逻辑与农村保持空间联结的，仍然有待进一步的考察。虽然说出身农村能够最直观的反映出农民工与农村的联系，但我们想知道的是，农民工乡土记忆在流入城市后通过怎样的形式表现出与农村的关联。对这个问题的分析不仅能够解释农民工在城市融合过程中遭遇的各种困境，同时也能够理解农民工城市融合过程中，各种主动与被动的主体行动与实践策略。

为还原农民工城市融合的空间场景，再现农民工在城市表现乡土记忆和乡土文化的内在逻辑。我们引入了空间依恋的理论视角。从字面结构来讲，空间是农民工依恋的基础与来源，依恋是农民工对空间的认知与行为反映。通过空间依恋理论的分析不仅能够再现农民工乡城流动的空间过程，同时也能够揭示农民工与农村保持某种内在关联的背后逻辑。从而为解释农民工的城市融合问题提供有关“乡愁”的线索。

二、空间依恋视角及其解释

空间是社会的反应，卡斯特甚至认为，空间本身就是社会。[5]空间承载着人类的社会活动和社会交往。在空间中的互动与实践使人们对所处其中的空间形成稳定的记忆。一旦远离曾经所处的空间，对空间的记忆便会从人的头脑中显现出来，并表现出对特定空间的念想。Tuan将这种对特定地方和空间的念想称作“恋地情结”。[6]“恋地情结”是人对特定地方和空间的一种精神性依恋，即某个特定地方被认为是人们生命中的一部分，并对其持有持久浓厚的情感。[7]应该说，记忆与依恋作为人类在空间中社会实践的产物，是人与空间联结的基本形式。[8]

地方依恋是在人与物理环境和依恋对象来回的循环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9]是在物理环境中发展的自我的某些方面。因此，空间依恋的首要对象往往是特定的空间、地点和物体等物理对象。[10]一座城市、一个区域、一条街、一栋房子都可能成为人们形成特定依恋和记忆的空间。[11]不过，在人与物的长时间接触中，物的功能性和象征意义会附着在人的记忆中，成为一种体验、一种经历。地方依恋的对象有时可能超越空间和物的实体，上升为一种功能和象征性意义。正如泰德曼所指出的，个体可能并不是直接依恋地方的物理特征，而是依恋那些物理特征所代表的意义。[12]图安也认为，只有当基于人的经历、社会关系、情感和思想赋予一个地方意义时，才成为人们依恋的地方。[13]因此，空间依恋的对象既是一种物质客体、物质现实，比如一个人、一尊塑像、一座纪念碑等空间中的客体，也可以是一种象征符号，或某种具有精神涵义的东西、某种附着于并被强加在这种物质现实之上的为群体共享的东西。[11]

空间依恋的对象是多元的，导致空间依恋产生的原因和影响空间依恋变化的因素也是多样的。

首先，空间中的位移，是空间依恋产生的直接原因。空间位置的移动会影响人们对群体经历和回忆认知的持续性。空间依恋正是由空间距离产生的类似乡愁的情感引发的。[14]随着人们流动性的增强，人们依恋的空间类型会不断扩大，从纯粹的当地(邻里)和国家到整个地区乃至全球。[15]凯尔指出，主体住处与地方的距离和到访地方的频次是影响地方依恋的重要因素，距离越近、访问频次越高，地方依恋的强度越强。[16]

其次，时间变迁也会影响空间依恋的产生与变迁。地方依恋不是静止不变的，可能随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迁。拉里在研究居住时间与地方依恋强度关系的变化趋势中发现，城市依恋与居住时间存在线性关系，居住时间越长，人们越会依恋。[17]空间依恋是一个社会性的建造过程，是临时且不确定的，会因个人或集体需求的变化而不断被改变或再建。[18]

再次，空间依恋还受到社会性因素的影响与制约。周等人关于人际关系与地方依恋的研究发现，在有些情况下，人际关系的意义超过了地方的空间意义，直接导致地方依恋。[19]在家、邻里与城市三种地方的比较研究中也表明，人们对于地方中的人际关系的依恋都比地方物理环境的依恋要强。[20]主要原因在于，对于个人而言，一个地方因为社会关系而具有意义，地方依恋程度因此与地方的社会际关系呈正相关。[21]

最后，空间依恋还受到个体的一些特殊情况、需求和经历等的影响。人们对与自然环境相联系的身心和社会利益的追求，也会导致地方依恋的发展。[22]而关于一些少数民族移民的研究则发现，特殊的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也是空间依恋产生的重要原因。具有民族文化和宗教特色的地方更容易产生特定的民族地方依恋。[23[24]

受多种因素的影响，空间依恋同时具有积极和消极等复杂的效应与功能。首先，空间依恋经常表现为一种积极的情感纽带，[25]会带给主体安全、放松、预约等正性情感。[26]空间记忆与依恋往往与过去温暖和快乐的回忆相关联，是一种积极、正向的怀旧情绪体验。对于人们保持积极向上精神面貌具有正面导向作用。此外，空间依恋对于人的社会适应也具有积极意义，尤其是对新的、陌生环境的适应。每一个集体性记忆展示的都是一个空间性构架，通过保藏实体环境我们可以有效的抓取过去。[27]通过对过去经验的抓取，人们得以借助过去熟悉情景中的经验认识、适应新的环境。其次，空间依恋并不总是带给人积极地情感体验。在有些情况下，空间依恋会产生消极的功能。肯兹认为，具体的物理地方作为牵引人们回忆和内心情感的有效途径，会导致个体想起生命中某个阶段的悲欢哀乐。[28]当个体对空间的记忆与依恋涉及或悲、或哀的情感时，就会对个体产生消极的情绪影响。

三、空间依恋视角下农民工的城市融合分析

农民工对农村空间的依恋是其与农村的某种情感联结的表现形式。利用空间依恋理论分析农民工的城市融合，有助于我们把握农民工城市融合的整体空间场景与具体的微观行动。

(一)农民工空间依恋的表征

空间依恋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主体对以往生活场所中人、物、场景的记忆与依赖，以及对以往价值观、行为方式、生活习惯、交往取向等的沿袭都是地方依恋的具体表现。具体来说，就农民工而言，他们/她们的地方依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农民工对流出地农村的空间依恋首先体现在其城市社会交往上。这是一种对空间中人与社会关系的依恋。

在交往方面，从初次进城求职开始，65%的人是通过亲友、老乡和同学介绍方式有组织外出的。[29]进城后，家人、亲戚、老乡、朋友等农村首属群体也是他们/她们主要的社会交往对象。2012年，我们针对全国26个省农民工的调查显示，有59.6%的农民工经常与亲友和其他农民工交往，只有32.7%的农民工经常与市民交往。大部分农民工的城市交往对象仍然局限于首属群体之中。虽然，次属关系对于农民工的求职和城市适应同样重要，[30]但有研究发现，农民工通过内部首属关系网络求职的效果明显高于外部次属网络。[31]从社会交往方面讨论农民工的空间依恋，说明了农民工对农村空间中人的记忆，以及交往行为的某种取向。从空间依恋理论视角出发，对空间中主体人的记忆，以及对这些人的社会关系与社会交往的依赖，正是空间依恋的具体表现之一。这种空间依恋的产生，正是因为农民工远离农村，农村社会关系意义超越了空间的意义，从而表现出对农村社会关系的依赖。

第二，农民工在城市的居住方式也表现出某种空间依恋的取向，比如，农民工选择群体聚居者居多。这是一种对农村居住场景的依恋。

社区是农民工城市融合的起点，也是终点。房地产问题始终被认为是流动人口社会再融入的症结所在。比如，农民工在城市倾向于选择群体聚居，并且在群体聚居的过程中复制乡土生活环境。[32]北京的“浙江村”、广州的“城中村”都是这样的农民工聚居区。以广州市为例，这样的农民工聚居区就有139个。[33]从农民工群体聚居的社区环境来看，这种群体聚居现象主要是农民工经济条件不足使然。因为，从现状来看，城中村、城乡结合部、老久商品房社区通常是农民工群体聚居的场所。不过，从农民工在城市聚居区复制乡土生活环境来看，这无疑正是农民工自身空间依恋的结果。从空间来看，乡土移植与复制是农民工农村空间依恋在城市空间的再现。由于大多数农民工没有足够的城市居住经验，也不曾受过城市维护训练。农民工只能选择在城市复制乡土生活环境，再造熟悉的生活场景，从而减轻自身城市适应的压力。

第三,农民工在城市的空间依恋还表现出对乡土文化的某种“执着”。即在城市文化适应的过程中坚持农村文化的独立性，形成了对城市文化的“在地抵抗”。

西方早期的移民研究将流动人口的文化适应视为一个单向的过程。大部分学者的研究假定文化适应最终会使得文化变得更加同质化，而同时原有的文化差异则会逐渐消失。例如美国学者戈登认为美国移民文化适应的方向和终点是“代表了大部分人的、白人新教徒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中产阶级的文化模式”的核心文化。[34]不过，以Berry为主的学者则提出不同的观点，指出了文化适应的双向可能性。他指出，文化并不是一个具有两极的连续统。文化融合也不是某一极的文化向另一极文化的位移与靠拢。[35]移民很可能在习得迁入地社会文化的同时，也可能继续有所选择地保持自己的家乡文化，即表现出某种“执着性适应”的特点。相关的研究也证明，大部分移民更偏爱两种文化共存的模式而非文化的同化模式。[36]我们关于城市混合社区的研究也发现了农民工类似的“执着性文化适应”。即便在混合社区中与市民朝夕相处，农民工之间依然保持着明显的人情交往和熟人往来的关系。其日常交往和交换仍然没有跳出人情的圈子，市场条件下的制度与契约并没有在这个过程中起决定作用。在日常行为方式和价值观方面，农民工也表现出偏乡土性的一面。比如，在城市社区中对公共物品和公共空间“不合理”的“私人化占用”，卫生习惯和公共行为的随意性等。[37]

(二)农民工空间依恋产生的原因

农民工的空间依恋到底是如何产生的，农民工为何会产生对农村的空间依恋。弄清楚这个问题，对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农民工的空间依恋以及空间依恋对农民工城市融合的解释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空间依恋内涵丰富，对象多元化，导致其产生的原因也是多样的。因此，要清楚说明农民工空间依恋的产生原因，绝非易事。不过，根据空间依恋产生的影响因素，我们仍然能够梳理出一个基本的思路。在有关空间依恋理论的评介中，我们已经总结出，地域变动、空间距离、人际关系、特定背景、年龄等，是影响空间依恋产生的重要因素。对农民工空间依恋产生原因的分析也将从这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空间变动与距离的产生，是农民工城市融合过程中产生对乡土社会空间依恋的直接原因。空间依恋行为的主要特征是保持与某地的接近。[38]这种接近可能是地域上的，也可能表现在行为方式、文化习惯、价值观念等方面向某一地域的靠拢。前一种情况表现在，在迁移空间上，农民工趋于流向最近的城市。[39]显示出，距离对其外出决策和外出务工目的地选择具有的重要影响。虽然在现代交通条件下，距离对迁移决策的影响可能具有复杂性，但就整体而言，务工者的期望务工距离和实际务工距离分布相似，同时具有一定惯性，仍以本地为主。[40]后一种情况主要表现为农民工在城市对“乡土性”的“执着”。从熟悉情境中脱离，向陌生情境的嵌入。农民工在进入陌生城市环境时，难免会参照农村旧的熟悉场景和行为模式，从而安排自己的工作与生活，尤其是在初进城市时更是如此。

其次，空间距离虽然是影响农民工空间依恋产生的直接原因，但在某些情况下，人际关系的影响可能超越空间距离的意义，在空间依恋的产生中扮演重要角色。马克思指出，“一定的社会关系同麻布、亚麻等一样，是人们生产出来的，[41]在社会意义上，人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42]因此，人不可能脱离社会关系而存在，农民工也是如此。在由农村向城市流动与迁移的过程中，原有乡村社会关系因距离的产生而面临维系困境。在这样的情况下，对原乡土社会关系的依赖可能引发农民工的乡土空间依恋。最直接的表现和行为，是与家人和亲朋好友的频繁互动。间接的表现则是在城市寻找某种替代性的乡土关系。同乡组织、相同农村背景的工友关系是最可能的替代性关系。然而，正是这种群体共享乡土背景的同质性社会关系，影响农民工市民社会关系的建立及对城市的认同。激发和强化了农民工群体内部共同的乡土情感。[43]

再次，城市融入难阻碍农民工城市归属感的形成，刺激农民工对流出地农村形成空间依恋。空间依恋是人与空间之间的情感纠结，是人与空间长时间互动的产物。因此，空间依恋可以视作是一个社会性建构的过程。如果农民工能够充分融入城市，形成对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建构对城市的空间依恋，对农村的空间依恋就会逐渐消失。然而，受制度性障碍、社会资本缺失、城市排斥等的影响，绝大部分农民工的城市融合目前都面临困境。城市融合受阻，农民工即便在城市务工，实际上仍然被困在由农村走向城市的半途中，即便对于很多青年农民工来说，也是如此。[44]在城市所遭遇的“局外人”待遇导致农民工容易形成对农村的依恋。这既是农民工城市融合难的某种反映，也是农民工在城市“自处”的一种策略。这是一种在新的社会环境中主体的负面体验所激发的空间依恋情感。

最后，农民工的空间依恋还受到许多个体因素的影响。比如农民工的宗教信仰、年龄、农村家中有留守人员等。马祖达曾指出，宗教朝圣中个体会努力接近自认为有意义的地方。[45]也就是说，具有宗教信仰的人，更容易形成对有意义的宗教地方的空间依恋。调查显示，愿意返乡定居的农民工中，在流出地有过宗教信仰的比没有宗教信仰的多10.4%。年龄对空间依恋也存在影响。地方依恋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强。[46]这种影响的解释是，年龄越大的人，在某一地方生活时间较长，那么，对该地方越就容易形成空间依恋。在对老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80后”农民工关于在老家农村定居意愿的调查比较中发现，老一代农民工选择在老家农村定居的比新生代农民工比例高18%；在与城市老乡的交往方面，老一代农民工的比例也明显高于新生代农民工。总的来说，年龄对于农民工的空间依恋具有显著影响。老一代农民工群体更容易产生对农村的空间依恋。除此之外，从空间依恋的对象来讲，人也是空间依恋的内容之一。对于农民工来说，空间依恋的对象也可以是农村老家的留守人员。据统计，2013年 住户中外出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总数的79%。显然，无论是留守子女、老人，还是配偶，都是外出农民工牵挂的对象。对这些留守人员的牵挂不仅是维系农民工与乡村的最有力纽带，也是农民工乡村空间依恋产生的重要来源。

(三)空间依恋对农民工城市融合与市民化的影响

空间依恋是农民工与流出地农村之间自流动伊始就存在的特殊情感联结。伴随着农民工的流动与迁移，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合具有积极和消极的双重作用与功能。既可能扮演促进的角色，也可能起到阻碍的作用。

对农村的空间依恋有助于农民工进城初期的工作稳定和生活适应，尤其是在面对逆境时，能够保持自强、坚韧。空间依恋是一种积极地情感。正如迟丽萍指出的，它会带给主体安全、放松、预约等正性情感。[26]一直以来，由于城市缺乏对外来人口社会融入的公民导向机制，农民工作为一个外来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往往是一个单向的嵌入过程。在城市导向机制欠缺的情况下，以往生活经历获得的经验就成为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唯一、直接导向。群体聚居、乡土性移植既是农民工农村空间依恋的具体表现，更是其自我引导和适应的选择。尤其是在农民工进城初期，这种对农村的空间依恋对农民工迅速适应城市生活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尤其是移植的乡土关系的再建立，小范围内社会关系的重新整合，提供了农民工进城后新的替代性社会关系保障。使农民工在面对市民社会的排斥和质疑中得以自处。[43]

要在一个陌生的城市空间重新展开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并非易事。大多数农民工会面临社会排斥、经商失败、工作不顺、经济压力等困难。而对农村的依恋，尤其是对其留守家人的记忆，能够帮助流动者保持坚韧的性格和城市融入的积极性。在有关乡村移民的研究中就发现，对家乡的记忆和流动者本人对来自家人期盼的认识，促使外出流动者即便在城市面临种种困境，但仍然能够承受许多变化，适应糟糕的生存环境。尤其是都愿意为了改善自己和下一代的生活付出最大的努力，都“很能吃得了苦”。[47]

对农村的空间依恋对其城市融合是一把“双刃剑”。有助于农民工城市适应的同时，也可能对其城市融合和市民化带来阻力。强迫变换住所会对人们的健康有害，[48]因为，人们在怀旧时，往往会因为美好的过往一去不复返而对现状感到无奈和悲伤。[49]农民工对农村的空间依恋在固执、封闭的情况下对其城市现代性的习得与内化具有延缓和阻碍作用。在极端的情况下，对城市文化的排斥不仅会招致市民社会的反排斥，同时，与城市文化上、空间上隔离性的划分和配置，还会助长流动人口剥夺感和挫折情绪。并产生一系列与主流文化不相符，甚至是相悖的行为方式与病态文化。[50]许多城市不稳定因素和流动人口与当地市民的矛盾、对抗性行为都是因此而发生。

结语：“空间”的“外延”与“内敛”

大卫·哈维说：空间是关系和意义的集合，是功能和社会属性的表征，作为一种对世界的叙述，空间的属人性表现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在场与不在场、参与和排斥的对应关系。[51]在人口流动性日益加剧的今天，邻里或城市依然是最受偏爱的地方空间类型。[52]对于农民工来说，流动源于对城市的偏爱。然而，邻里，尤其是农村熟人社会邻里关系依然不可或缺。在向城市的流动、迁移过程中，个体身份、邻里关系、空间功能与意义、社会属性等都发生了变迁。如何解释这些空间要素的变迁，及其对农民工城市融合的影响，是空间依恋理论要回答的问题。作为空间社会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和理论，空间依恋理论给予了我们诸多方面的研究启发：

首先，空间依恋理论作为空间社会学的一个分支，秉持了空间社会学有关空间社会性的分析观点。重视空间中的社会结构与过程，同时也反映社会结构与过程对空间的再现。因此，空间依恋理论承袭了空间社会学结构与过程、宏观与微观并重的分析视角。将两种分析范式统一在空间依恋的理论话语和解释框架内。为分析农民工的城市融合提供了整合的视角。

其次，空间整合视角的引入，在农民工城市融合研究中产生出新的解释概念。空间依恋理论关注农民工在城市空间上的居住习惯、日常生活中的空间行为、空间中的交往等。有学者指出，正是因为农民工对农村的“念念不忘”与“依恋”，导致其将农村生活的上述空间特征移植到了城市中，从而表现出与市民空间隔离的一面。即农民工使城乡界限由“城乡之间”移入到“城市之中”，“流动的象征性边界”的概念就此提出。[53]受空间依恋理论的启发，学者还提出了“乡土移植”和“双重脱嵌”等概念。并指出，农民工从农村到城市的空间脱嵌与再嵌入不仅是身体上的。所谓“拔出萝卜带出泥”，农民工身体从农村空间脱嵌的同时，也将农村空间中的惯习、文化、记忆等带到城市中来。对这些农村惯习、文化、记忆的秉持与依恋，导致对城市的嵌入面临空间、文化、惯习等方面对接的难题。农民工对农村与城市呈现出“双重脱嵌”的特征。[54]

再次，空间依恋理论为解释农民工的城市融合提供了新的方法和工具。在现有的绝大多数有关农民工城市融合研究中，对其融合困难的解释，无论是从组织、社会、心理、经济、政治的视角来分析的，都主要关注的是农民工当下的即时性原因。定量的和经验的研究方法都没有突破共时性的框架。而空间依恋理论既关注空间中农民工即时性的体验和状况，同时更关注农民工在乡城流动中，历史性的空间流变。尤其关注农民工在过往空间中的经验对其当下空间中实践的影响，以及农民工对过往空间经验的回忆与依恋。这种历史性的回溯与强调突破了共时性的研究限制，在空间流变的架构下审视农民工个体的生活史。兼顾了横向与纵向的双重分析方法，特别注重历时性因素的共时性穿插所带来的后果。

最后，从辩证的角度重新审视人与空间的关系，强调“空间的二重性”。指出农民工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农民工城市生活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成为新的研究课题。一直以来，对于农民工的城市融合研究，都认为，农民工之所以存在城市融合的困境是因为，农民工作为陌生的外来者，缺席了城市的建设和维护，只是现有城市的参与者，而不是创造者。这种观点忽略了农民工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没有看到人与空间的互动是辩证的过程。空间依恋理论对农民工城市融合困境的解释正反映出空间的二重性。即人创造空间，同时在适应空间的过程中也受空间的制约。农民工受乡土空间生活的影响，移植乡土社会和再造农村生活场景，不仅生动说明了人对空间的创造性，同时也表现出空间对人具有的显著影响。实际上，城市是不断变化的，农民工也具有主动性和创造性的一面。于是我们看到，在统筹城乡规划、发展与户籍制度改革的空间背景下，基于农民工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城市空间生产与再生产，成为流动人口城市融合与转移人口市民化研究的新议题。

空间依恋理论所带来的新的研究启示表现出了空间理论本身的“外延性”。不过，作为国外社会学理论的“舶来品”，在运用空间社会学分析社会问题的同时，必须要避免“空间决定论”的倾向。运用空间依恋理论分析农民工的城市融合问题时，我们应该认识到中国城乡二元空间以及城乡居民二元性的特殊国情。流动虽然与空间依恋有关，但二者的关系并不是固定的。在城乡一体化发展和户籍制度改革与农民市民化的政策背景下，城乡空间的关系和人口流动将呈现出新的特征，在新的政策与社会背景下正确运用空间依恋理论分析农民工的城市融合，要紧贴实际。让“空降理论”最终“落地”中国，分析中国特殊的社会问题，实现理论的本土化，始终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注释：

①数据引自：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405/t20140512_551585.html. 2014-05-12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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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小 冰)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城市流动人口服务管理问题研究”(批准号：11&ZD036)。

2015-10-16

谷玉良(1987-)，男，山东枣庄人，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城市社会学，理论社会学。

C913

A

1672-1071(2015)06-008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