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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睦邻:以党建促自治
——以江苏宜兴X社区为例

2015-01-31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 2015年6期
关键词:睦邻居民转型

王 顺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 上海 200237)



党建睦邻:以党建促自治
——以江苏宜兴X社区为例

王 顺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 上海 200237)

社区发展转型要求基层党建形式的转变,这意味着基层党建功能的重新定位。X社区“党建睦邻点”的创新实践正是通过加强组织建设、完善自我管理,以自我服务彰显治理功效。党建睦邻创新的价值依归是实现睦邻自治,就要通过运用民主协商构建自治机制、以形塑社区意识构建自治基础。

党建;治理;睦邻自治

随着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迁,单位社会逐渐解体,“单位制”的解体是社区转型发展的前提条件。这意味着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党的建设空间的战略性转移”,[1]要适应“社区制”的发展要求就要转变基层党建形式,实现“单位制”党建向社区党建的转型。X社区在社区发展转型的背景下,探索基层党建与睦邻点的结合,不断完善党建睦邻点的治理结构,发挥了党建的引领作用,提升了睦邻自治的水平,彰显了基层党建的社会功效,正适应了社区自治的现实要求。

一、时代背景:基层党建转型

(一)基层党建形式发展转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是“从‘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转变”[2]的过程,具体表现为单位社会的解体,“中国社会的结构形式就逐渐从原先的单位制结构开始向社区制结构转化,其核心表征是社会主体不再以单位为其最终的依归,而是以社会为其最终的依归,相应地,人们不再以单位为核心来安排自己的生活,而是以人在社会中的全面实现为核心来安排自己的生活”。[3]社会转型的背景要求党建形式的转型,传统的“单位制党建”是在“单位社会”的背景下产生的基层党建模式,已经不适应社会的变迁,尤其表现在组织设置缺位、党员管理固化、运作机制科层化、动员能力弱化上,在这样一种由“形态固化、主体单一、纵向垂直、相对封闭的‘单位社会’逐渐向形态流动、主体多元、横向扁平相对开放的‘后单位社会’”[4]转变的背景下,保证基层党建与“后单位社会”的契合度尤为重要,因为“党的基层组织的有效性和战斗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的基层组织与中国社会结构之间的内在契合性”。[5]

从“单位制”党建向社区党建的转型是基层党建形式的重要转型,是在社会转型背景下、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的党建发展方向,是“政党适应性”的表现。这种转变意味着在社区发展中不能再通过一元化的行政化垂直领导方式,而要明确自身作为社区治理多元主体的作用,实现“行政化”向“社会化”运作方式的转变,这是一种强调“党内民主、沟通协商、利益协调、社会关怀等更为贴近新型社会结构要求的多样化运作逻辑”,[6]因为“面对高度同质化的社会结构变成了异质化的社会结构,面对利益多元化的人群和社会组织的不断涌现和共同生活,党组织显然已无法依托行政权力对他们实行动员与控制,这就要求党组织必须从行政权力的结合中分离出来,回归政党的社会化”,[7]这既是政党社会化运作方式的转变,也是政党社会功能定位的表现。

(二)基层党建功能重新定位

社会转型促进了基层党建形式的转变,这是一个“单位制”党建向社区党建的转变过程,是封闭走向开放、单一走向多元的过程,更是“党的基层组织的功能定位从高度行政化的功能定位转向高度政党化的功能定位”[8]转变的过程。社区党建作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要首先明确其功能定位,在基层党建中要淡化其政治功能,强化社会职能,因为“社区党建,作为执政党在城市最基层的组织体系,直接面对的是多元化的然而又“碎片化”的利益群体,这种社会结构状况,要求党组织必须具备引领社会、凝聚社会、整合社会的能力与本领”,[9]尤其是在这样一个社会转型期,多元化社会利益的协调、社区管理、社区服务的提供、社区共同体的培育以及社区自治能力的培育都离不开基层党建作用的发挥。

从社区党建的功能来看,其社会功能可以划分社会性定位和社会化定位两个方面。一方面,从社会性定位来说,主要体现为社区党建在社区事务上的作用,具体可以指“社会利益的表达与凝聚、社会组织动员与群众支持制度化”、[10]“服务功能”、“社会整合功能”,[11]此外,社区党建在社区事务上的作用还体现在社区党组织作为社区治理多元主体的作用,以及协调社区组织之间相互关系上的作用;另一方面,从社会化定位来说,主要体现为“社区人”的培育上的功能,既包括政治社会化的功能,又超越了政治社会化,因为政治社会化是“社区人”培育的一个方面,具体指,“研究个体与政治体系的关系,也就是个体习得政治系统的规范,同时政治体系通过对其成员进行观念和技能的教育,培养其对政体的认同和支持,最小化其治理成本,在这个双向过程中,蕴涵着政治信息的传播和个体政治心理的发展”,[12]通过政治社会化培育,对政治发展意义重大,因为“当政治社会化过程造成社会政治成员对现有政治体系的强烈认同的政治心理和政治思想时,它对于现有的政治体系具有极大的维系作用”,[13]此外,社区党建在“社区人”的培育上还包括民主意识和公共精神的培育,以党员积极分子的社会参与带动居民的广泛参与,这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是一个“社区人”精神的培育过程,更是社区共同体意识和社区精神的培育过程。

二、实践探索:党建睦邻的治理结构

社区党建模式的创新是在基层党建形式的转型和功能的重新定位前提下产生的,是社区发展转型的现实要求。X社区不断加强基层党建,建立“纵向到户、横向到单位”的党建网络,实现党的组织和工作全覆盖,构建党总支、支部、党小组、党员中心户四级网络体系,以区域化党建实现辖区单位资源共享,构建社区党建新格局,并且,通过楼组党小组与睦邻点的结合,探索党建睦邻模式,不断完善党建睦邻的治理结构,以“党建睦邻点”创新党建形式。

(一)以组织建设构建治理主体

作为一个居民自发成立的草根组织,睦邻点起初具有地域性、自发性、暂时性、娱乐性的特点,功能比较单一,管理比较模糊,在社区中起到的作用比较小。随着街道在社区发展转型中治理理念的提升,社区也在不断探索和创新社区治理形式,构建楼组党小组与睦邻点的结合就是社区创新基层党建形式,完善基层多元共治的探索。社区于2011年成立楼组党小组,实现楼组党小组与六个睦邻点的结合,夯实了睦邻点的组织基础。一方面,通过楼组党小组,完善了对在职党员、在册党员、离退休党员、流动党员的管理,打破了党员分类管理的局限,整合了社区党员资源;另一方面,通过在睦邻点中完善党小组学习制度和活动制度以及创新党员设岗定责制度,调动了党员参与睦邻点的积极性。社区在不断完善睦邻组织建设的基础上,使其成为社区治理的多元主体,发挥社区治理功效。

(二)以自我服务彰显治理本质

社区睦邻点作为社区治理主体,通过自我服务彰显其治理本质。首先,开展公共活动,社区通过开展各类活动满足居民的多元需求,通过开展“春节、端午、中秋、重阳”等传统活动,丰富小区居民文化生活,其中光荣东路睦邻点每月一次的大活动和北门巷睦邻点开展的适合老年人的保健竞答活动都是自我服务的品牌;其次,提供志愿服务,包括与独居老人结对帮扶、与老党员“一对一”、与困难家庭结对帮扶服务、在职党员进社区志愿服务,其中,“为老服务”作为北门巷睦邻点的品牌,现在已经成为社区的“暖巢关爱”服务;最后,完善公共服务,“小广场改造”和“停车位”问题是睦邻点主动承担改善公共服务提供社区服务的表现,光明东路睦邻点改造的小广场已经集“文化、娱乐、健身、绿化”为一体,交通局睦邻点在楼组党小组的带动下,依靠居民和车主的参与,在不断讨论和协商的过程中解决“停车位”问题,提升了对睦邻点的认同感。社区睦邻点提供的各类服务是自我服务能力的体现,满足了睦邻点居民多元化的服务需求,这是其作为社区治理主体参与社区的表现。

三、睦邻自治:党建睦邻的价值依归

党建睦邻模式使党建功效得到了最大发挥,扩大了党的社区参与,党的参与与社区自治是相互促进的关系,这表现在“党的参与是基层群众自治的发展的重要政治资源,而基层群众自治则是党实现有效社会参与,巩固和发展自己社会基础的重要舞台”。[14]社区中的“政党嵌入”[15]是引领社区自治的重要路径,在“楼组党建”的支撑下,依托睦邻点平台,发挥政党的社会功能,完善治理结构,以党员的社区参与为引领,为社区提供公共服务,解决社区公共事务,着力彰显公共性培育作用,在运用自治机制、构建自治基础中实现睦邻自治。

(一)运用民主协商:构建自治机制

民主协商机制是居民自治能力的表现,“城乡社区协商是基层群众自治的生动实践,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有效实现形式”,[16]本质上是一种“嵌入性治理资源”,[17]对社区治理和社区发展意义重大,居民自治水平的提升更离不开民主协商机制的构建,因为“从居民自治的发展历程来看,最为关键的是一系列诸如协调、沟通、参与和议事等带有协商民主元素的机制”。[18]“党建睦邻点”的治理功效正是体现在创新基层党建形式的基础上,通过以“党内民主”带动“社区民主”,“加强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鼓励和支持党员干部积极参与协商活动,切实发挥好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引领城乡居民和各方力量广泛参与协商实践”,[19]发挥社区睦邻点的“议事园”功能,在民主决策的基础上处理社区公共议题,提供社区服务,锻炼“党建睦邻点”的自我管理能力。

构建民主协商的自治机制就是在党建的引领下,以楼组党小组为组织载体,在居民广泛参与的基础上,以培育居民自治机制为价值维度,“规范协商的程序,运用规范、恰当、灵活的方式,从制度上保证每位参与者的权利,尊重每位参与者的意见,使协商过程充分、真实、民主”。[20]

(二)形塑社区意识:构建自治基础

构建居民自治基础离不开居民对社区的广泛参与及对社区的认同感,这是居民自治的社会基础。“党建睦邻点”的创新使党小组嵌入有了平台依托,通过身份嵌入激发了广大党员参与社区的积极性,整合了社区党建资源,在引领社区事务的过程中,不仅孕育了社区公共性,还形塑了社区精神,这是提升居民自治意识的助推力,也是居民自治能力的表现。

居民自治的社会基础主要表现在共同体意识培育和公共意识提升两个方面。一方面,社区共同体意识与居民自治意识的提升息息相关,“社区共同体意识薄弱制约了社区自治能力的提升”,[21]对社区认同感的弱化会导致公民社区参与度的下降,大大降低社区社会资本的积淀,参与与合作的缺失使得社区自治缺乏必要的社会基础和情感基础,“只有社区成员的广泛参与,才能培养起现代公民应有的社区意识,形成社区范围内有效的组织结构和运作机制,切实发挥好社区固有的各项功能,社区成员才能真正成为社区的主人和社区发展的主体”,[22]为了构建居民自治的社会基础,“党建睦邻点”发挥党建功效,以开展公共活动培育社区共同体意识,实现从“私人”走向“居民”的转变,塑造自治能力发育的社区空间,提升社区自治水平;另一方面,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增强了居民的公共意识,公共意识的提升是社区居民自治能力水平的表现,“党建睦邻点”正是在处理社区公共事务的过程中,发挥党建功效,以倡导公共议题培育社区公共意识,完成了从“私人”走向“公民”的转变,在理性讨论、参与社区事务的管理和对公共问题的关注中提升自治意识。

共同体意识培育与公共意识提升是相互促进的,是公共性彰显的典型表现,是构建居民自治社会基础必不可少的两个方面,“正是因为有了公共生活的长期熏陶和滋养,才使得他们的公民性获得发展和提升,从而建构起一个具有高度自治意识和自治能力的日常生活领地”。[23]

四、结语

在社会结构转型的时代背景下,要实现社区发展转型,离不开基层党建的转型。X社区在社区党建转型基础上,不断探索基层党建形式,实现了楼组党小组与草根组织睦邻点的结合,通过社区党建的引领,睦邻点已经构建了以楼组党小组为主的组织架构,在自我管理的基础上不断完善睦邻点的各项制度,在组织公共活动、解决社区公共困扰中实现了睦邻点的自我服务。

党建睦邻的探索通过自我管理,锻炼民主协商能力,构建居民自治机制,在自我服务的基础上培育共同体意识和公共意识,形塑社区精神,构建居民自治的社会基础。这种以睦邻点为平台的自治状态,是党建引领下的居民自治,可以把这种居民自治理解为睦邻自治,即在睦邻点这个地理单元内,通过发挥睦邻点党建功效,以党的社区参与带动居民的广泛参与培育共同体意识和公共意识,构建居民自治的社会基础,在解决公共事务和提供社区服务的过程中依托于民主协商机制,提升居民的自我管理能力和自我服务水平,这是居民自治水平提升的过程,同时,也是睦邻点作为组织单位的自组织能力提升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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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卫令海)

2015-10-27

王顺(1991-),男,安徽蚌埠人,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研究生,研究方向:社区治理与社区党建。

D267

A

1672-1071(2015)06-005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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