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凯，李先明

(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东曲阜273165)

论整理国故运动对齐鲁文化发展的启示问题

王凯，李先明

(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东曲阜273165)

整理国故运动是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影响最大的文化思潮之一，它有力推动了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由于其学术理路的一些缺陷及当时时代背景的影响导致这场运动的最终衰竭。本文对整理国故运动这段历史的兴衰原因进行简要探究，并从致用与求真两个视角解读整理国故运动对当下齐鲁文化发展的启示问题。

整理国故;齐鲁文化;社会责任;中国梦;学术求真

民国时期是中国文化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一时期，欧风美雨以强劲势头席卷而来，中西文化激烈的碰撞交融。各种新思潮的涌动和相关新材料大量发掘大大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同时也猛烈的冲击着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认知，在这种情景下，中国文化的前途如何抉择成为摆在新旧知识分子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围绕着这一问题，民国的大师们纷纷采取了不同的方法和手段并展开激烈的论战，由此掀起了一场风起云涌的整理国故运动。从这场运动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民国的大师们对待中西文化的不同态度以及他们在处理和解决中国文化前途问题过程中所体现的思想智慧，剖析这段历史对于当下我们研究和推动齐鲁文化的发展是有着极为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从整理国故到整理国故运动

民国的建立形式上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但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并没有根本改变，救亡图存仍是时代主题。在民族国家危亡之际，民族主义情感空前高涨，在民族情感的刺激下，各界人士纷纷通过自己的方式来反帝反封建。传统文化带有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其优秀部分是激励国人救亡图存的精神动力，而糟粕部分则是阻碍社会发展的重要障碍。如何推动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及处理学术与救国间的关系成为摆在新旧知识分子面前一个棘手的问题。当时进行国故整理的主要有三派:保守派、调和派和新文化派。各派精英在推动整理国故运动的兴盛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各派的追随者、政界要员、下层民众及西方学者在整理国故运动兴盛中所起的作用也不能忽视。

(一)保守派的作用。保守派多秉承一种“东方文化中心论”的观点，视西学为威胁传统文化正统地位的大敌，在中西文化观念上抵制西方文化，反对用西方文化来改造甚至取代传统文化在中国的地位。保守派知识分子如桐城派领袖林纾等以政府、军阀为靠山，在当时有很大的影响力，他们是阻碍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重要因素。保守派有着深厚的国学功底，对国故甚为推崇，因而他们的整理国故带有浓厚的“复古色彩”。不可否认，守旧派也是参与国故整理的重要力量。在胡适等新文化派主张用科学方法来整理国故之初，保守派曾极力攻击新文化派整理国故的主张，后期整理国故运动的几乎成为保守派推行“复古主义”的旗帜，这也是导致带有新文化性质的整理国故运动走向衰竭的重要原因。由此可见，整理国故运动成为当时影响巨大的文化思潮，与守旧派势力的作用不无关系。

(二)调和派的作用。调和派在中西文化观上较为开明，大多认为“欧化”与“国故”可以融合。他们积极参与整理国故，认可科学在国故整理中的重要作用，在《国故》与《新潮》论战中可以看出，调和派认为中学和西学在实现“再造文明”的目标有着同样重要的作用，反对部分新文化派人的“全盘西化论”。新文化派整理国故的口号和内容亦在很大程度受到章太炎、邓实等国粹派的影响。顾颉刚称章太炎为整理国故的先驱，而胡适“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灵感也在某种程度上受益于邓实的“古学复兴论”。概言之，章太炎等人在国故整理工作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是推动整理国故运动的兴盛的重要力量。

(三)新文化派的作用。整理国故运动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派，胡适主张整理国故，反对盲从调和，他提倡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由此将整理国故作为新文化派的专利。整理国故运动初期，陈独秀等人对胡适的整理国故采取支持的态度，后来由于整理国故运动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方法与目标，理想与现实的脱轨，引起热心于社会现实政治问题的陈独秀等人的不满，转而对胡适不问世事的“整理国故”持一种强烈的批判态度，由此导致了新文化阵营的分流。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揭示的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可以看做是整理国故的指导思想，“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胡适进一步指出，著名德国哲学家尼采所说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八个字，可作为“评判的态度的最好解释”，［1］(P152～153)这种“评判的态度”对于我们当下整理研究传统文化仍旧意义重大。当时的部分新文化派在整理国故时多采取以西衡中的研究态度，从而暴露出整理国故内在理路的缺陷。加之整理国故运动与当时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脱离，最终导致了20世纪30年代整理国故运动的衰竭，作为整理国故运动的主导力量，胡适等新文化人在推动整理国故运动兴盛中的作用不言而喻。

(四)追随者的作用。20世纪20年代各派精英纷纷从事整理国故，这对各派的追随者产生很大影响。陈西滢针对胡适等人的整理国故提到，“前面得有披荆斩棘的先锋，熟识道途的引导者。适之先生的地位应当在那里，可是他杀回头去了，所以虽然还有一些人在新路上往前觅道，大部分的人只得立住了脚，不知道怎样好。更不幸的，一般近视眼的先生，不知道胡先生是回去扫除邪孽，清算烂账的，只道连胡先生都回去了，他们更不可不回去了。于是一个个都钻到烂纸堆里去，……弄得乌烟瘴气迷蒙天地。”［2］(P21)可见胡适等新文化派的精英们整理国故对于他们的追随者影响之大。保守派和调和派精英们及其追随者整理国故的热情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国学一时大热。从当时的知识青年自身而言，受语言、书籍、知识储备及对传统文化的情感等因素影响，研习西学亦非易事，因而他们也倾向整理国故，所以整理国故运动的兴盛与各派精英的追随者的广泛参与亦有很大关系。

(五)政界要员的作用。当时国民政府的一些官员言论对于社会文化的发展有着很重要的导向作用，在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上，政界要员们也各有见解。从当时政界要员的主流言论中可以看出，政界与旧派知识精英的关系更为密切，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上多倾向保守。当时的中央宣传部长叶楚伧撰文《由党的力行来挽回风气》一文提到“中国本来是一个由美德筑成的黄金世界”［3］(P214)表达了对传统文化一种肯定的态度，从中可以看出，一些政界要员在提高不同阶层对传统文化的重视程度方面也是不遗余力，因而，整理国故运动成为20、30年代席卷大江南北的文化热潮与政界要员的倡导是有着密切关系的。

(六)下层民众的作用。20世纪20年代兴起的整理国故运动取代五四新文化运动成为主流思潮并非偶然，那些无声的力量——下层民众的作用也不容忽视。此处仅以解放前山东根据地为例，据了解，当时山东地区各种反动会道门有40余种，下层民众多与这些会道门存在关系。这些反动会道门代表传统文化中的封建糟粕，下层民众加入这些会道门多是为治病或寻求庇护，这种心态也是传统文化中经世致用思想的折射。战时，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则是激励山东人民保家卫国，反抗外来侵略的重要精神武器和力量源泉。从中可以看出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所以整理国故的兴盛亦更显“地气”。

(七)西方学者的作用。欧战后，“欧洲文化破产论”大为盛行。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否认“科学万能论”向国人传达出某种“科学破产”的信息，这给国人极大刺激，推动了整理国故运动的兴盛。同时，西方学者也掀起一股“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潮，国内学者出于“学战”目的纷纷开始研究和整理国故。所以说，欧战后“西方文化破产论”及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关注也刺激了整理国故运动的兴盛。

这场声势浩大的整理国故运动在30年代逐渐走向衰竭，其中反映出两个重要原因:一、整理国故运动与当时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脱轨;二、以西衡中的研究方法、偏重考据以及强烈的感情色彩等因素暴露出整理国故运动自身学术理路的缺陷。但是就学术研究层面而言，胡适等新文化人的整理国故有力的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这是调和派和守旧派对难以做到的，这些认识对于我们推动齐鲁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二、社会责任:齐鲁文化应与“中国梦”相结合

与社会现实脱轨是整理国故运动逐步走向衰竭的重要原因，这对于我们如何促进齐鲁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就当下而言，齐鲁文化的发展须与“中国梦”相结合，这也是不同人士推动齐鲁文化发展需要承担社会责任，齐鲁文化与时代主题间的结合程度也是影响当下齐鲁文化能否繁荣发展的重要因素。

从齐鲁文化几千年的发展史来看，齐鲁文化有着强烈的时代精神:尧舜时代的“五教”;秦汉至明清时期的"三纲五常";民国时期的礼义廉耻。每一历史时段的核心价值观都出自齐鲁文化。可见齐鲁文化不仅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同样也有着十分丰富的时代内涵。齐鲁文化所包含的自强不息的刚健精神、崇尚气节的爱国精神、经世致用的救世精神、人定胜天的能动精神、民贵君轻的民本精神、厚德仁民的人道精神、大公无私的群体精神、勤谨睿智的创造精神等都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些优良品质决定了齐鲁文化与“中国梦”的双向互动必将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

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陈俊宏对“中国梦”这样阐释:第一，“中国梦”是中国人对于自己的国家、民族和自己个人未来前景的美好梦想，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是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基础上的梦想。第二，“中国梦”靠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来实现，也需要两岸同胞共同来圆，是包括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梦想。第三，“中国梦”是坚持和平发展、坚持合作共赢、参与全球治理的梦想，是推动建设公正、民主、和谐的世界秩序的梦想。第四，“中国梦”是维护人类文明多样性，不同文明、不同价值观相互交融和包容的梦想，是中国人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梦想。第五，“中国梦”与世界和平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实现中国梦，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各国人民。中国好，世界会更好;世界好，中国同样会更好。［4］(P34)这些具体阐释对当下齐鲁文化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导向作用，齐鲁文化的发展与“中国梦“的结合有助于齐鲁文化与时俱进，在新的时代情境下发展繁荣，进而对“中国梦”的实现产生积极地推动作用。

三、学术道德:齐鲁文化研究应坚持“求真”为本

虽然整理国故运动最终走向衰竭，但是它有力的推动了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胡适等新文化人主张学术研究要坚持“求真”的原则及科学方法对于我们当下研究齐鲁文化仍然意义重大。1923年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对如何整理国故作了简要说明，“如果想要提倡古学的研究，应该注意这几点:(1)扩大研究的范围; (2)注意系统的整理;(3)博采参考比较的资料。”［5］(P6)这三点对于我们在学术层面研究齐鲁文化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胡适针对“扩大研究范围”提到，“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国故’包含‘国粹’;但他又包含‘国渣’。我们若不了解‘国渣’，如何懂得‘国粹’?所以我们现在要扩充国学的领域，包括上下三四千年的过去文化，打破一切的门户成见: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统一切，……便可以把一切狭陋的门户之见扫空了。”［5］(P6)齐鲁文化有着丰富的历史内涵，有精华亦有糟粕，这给学者们提供了一个较大的研究范围，我们应摒弃门户之见和“有用无用”的观念，本着学术“求真”的原则研究齐鲁文化，尽可能的还原齐鲁文化的原貌而非人为的筛选。

(二)胡适在“注意系统的整理”中提到，“系统的整理可分三部说:(甲)索引式的整理;(乙)结账式的整理;(丙)专史式的整理”。［5］(P8～11)长期以来，许多学者在齐鲁文化有系统的整理过程中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也取得了很多可喜的成果，在他们的努力下，齐鲁文化的内涵更加清晰。系统的整理工作无疑是齐鲁文化的建设和发展的基础性工作，新时期齐鲁文化的发掘研究仍需要继续坚持系统整理的方法进行下去。

(三)胡适在“博采参考比较的资料”中提到“我们现在治国学，必须要打破闭关孤立的态度，要存比较研究的虚心。……学术的大仇敌是孤陋寡闻;孤陋寡闻的唯一良药是博采参考比较的材料。”［5］(P13)目前，许多海外学者对于齐鲁文化的研究有着很高学术水平，我们在挖掘和研究齐鲁文化时必须借鉴外国学者的先进研究成果，进行博采参考比较研究才能在齐鲁文化的研究工作中取得更大成绩。

对于这三点，胡适最后强调:“我们提出这三个方向来做我们一班同志互相督责勉励的条件:第一、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第二、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资料;第三、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理解。”［5］(P14)在齐鲁文化的整理研究过程中我们必须要扭住这三个方向不动摇，不论是齐鲁文化中的精华或者糟粕，只要是齐鲁文化的一部分都有挖掘整理之必要，唯有如此才能够更好的实现学术的“求真”目标，这也是在学术层面研究齐鲁文化的学者必须要坚守的学术道德，这对于齐鲁文化的长远发展是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总而言之，整理国故运动这段历史对当下促进齐鲁文化发展的启示有两点:一、文化发展要与现实接轨:齐鲁文化的发展要尽可能与“中国梦”的时代内涵相结合，以更好的推动社会时代的发展;二、学术研究应实事求是:学者们研究齐鲁文化应恪守“求真”原则，坚持科学的研究方法，不应过多地考虑“致用”问题，应该警惕“致用”因素对学术研究可能会造成的危害，尽可能去追求建立一种独立的“学术世界”。不同人士在促进齐鲁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只有各司其职，各尽其能，尽可能的处理好求真与致用之间的矛盾关系，才能让齐鲁文化的明天更加辉煌和灿烂。

［1］胡适.新思潮的意义［A］.胡适文存(第4卷)［M］.上海:亚东图书馆，1925.

［2］陈西滢.整理国故与“打鬼”——西澄跋语［A］.胡适文存(第3卷)［M］.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

［3］胡适.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A］.胡适文集(第3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2013.

［4］陈俊宏.中国梦的五层含义［J］.中国职工教育，2013，(11).

［5］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A］.胡适文集(第2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2013.

［责任编辑:杨全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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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6－03

王凯(1988－)，男，山东威海人，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李先明(1970－)，男，山东济阳人，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社会史、文化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