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末农事试验场的创办

2015-01-31苑朋欣

枣庄学院学报 2015年4期

苑朋欣

(临沂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临沂 276005)

清末时期的中国，有许多前所未有的新事物涌现，这其中之一便是全国所有省份都建立了农业科学研究和试验机构——农事试验场。这些试验场的创办，揭开了近代中国农业技术试验与科研史的第一页，标志着近代意义上的农业科学试验的发端。因此，对清末农事试验场的研究就有着特别的意义和价值。然而，目前学术界对农事试验场创办情况等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有鉴于此，本文拟专从这一方面作一较为深入全面地探索。

一

中国最早建立的农事试验场是1898年上海成立的育蚕试验场和1899年淮安成立的饲蚕试验场，它们都已开始用新法进行养蚕、育种、防病等方面的科学试验。但从当时实际情况来看，这两处试验场规模还比较小，而且只是进行蚕业一科试验的专门性的试验机构。自1902年直隶省城保定农事试验场的建立为标志，规模较大、分科较全的综合性农事试验场才真正在全国各地陆续诞生。

直隶农事试验场的建立，离不开袁世凯对改良和发展农业的重视。1901年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次年实授，鉴于“直隶地瘠民贫”，他认为“非讲求地利，振兴农务，不足资生计而裕度支”。而直隶农业技术落后，靠农民直接经验为基础的传统农业技术，已难以促进农业的发展。如何讲求地利，振兴农务呢?在袁世凯看来，“惟农功必期实验考察，不厌其详”［1］(P632)。也就是说通过科学实验，采用农业新技术。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袁世凯拨开办经费银二万一百两，奏请在省城保定西关外灵雨寺北设立了直隶农事试验场。该场作为清末新政时期成立最早的省级农业试验机构，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重要作用。

1903年9月，清政府在中央设立商部，作为管理全国农工商实业的行政机构。为在振兴农业方面发挥职能作用，当年10月，商部就奏请通饬各省振兴农务，先在《奏请旨通饬各省实力振兴农务折》中提出把“立农学堂，兴试验场”，作为振兴农务之法，后又奉谕旨通饬各省切实兴办。清政府要求各省兴试验场的饬令下达后，京畿邻省山东率先响应。1903年冬，山东巡抚周馥令济南府农桑总会设农事试验场一处，该试验场在省城东七里堡北，经费银15000两，共购地500余亩，聘日本人为试验场技师。同年底，山西省农工总局也筹办农事试验场一所，该场在省城农工总局西偏，定名为山西农事试验场，经费由山西巡抚筹拨，共地180余亩，延日本农学教习冈田真一郎等为技师。到1906年，福建也在省城划地50亩创办福建农事试验场。

商部自1903年奏请振兴农务，奉谕旨通饬各省兴办试验场、农学堂，但当时大部分省不并十分热心，据商部1906年奏称:“现除直隶保定府及山东山西河南福建等省有试验场农林学堂数处外，其余各省呈报者尚属寥寥”。在这种情况下，商部决定于京师奏设京师试验场。关于在京师设立试验场的原因，商部在一份奏折中讲道:“京师为首善之区，树艺、农桑又为臣部所职掌，自宜择地设立农事试验场一所，以示模范。”在试验场选址上，商部以为“试验场用地非寻常开垦可比，欲便于观览，则不宜偏僻之区，欲利于研究，则不宜荒瘠之地。屏除两弊，相度维艰。兹查得西直门外有乐善园一所，该园地段广计10有余顷，园中屋宇花木悉经毁弃，惟土脉肥饶，泉流清冽，以之作试验场，种植灌溉最为相宜。”［2］(P113)可见，商部奏设试验场，通过“树艺蚕桑各项均按新旧理法试验研究”，“期于首善之区，藉示农业模范，为广开风气，振兴实业之基础”［3］(P8)。其后，农工商部(1906年11月商部改组为农工商部)又多次咨请各省设试验场。如1907年农工商部咨请各省设立农会，关于农会应办事宜，就在《奏定农会简明章程》中，要求总会地方应设农事试验场一区;1909年11月，农工商部又咨请各省仿照京师设立农事试验场。

在农工商部示范和督促下，各省都加快了试验场的创办工作。当然，这也与这些省大吏对农业重要性的认识分不开。如奉天农事试验场1906年由盛京将军赵尔巽设立。“奉省地大物博，旷土尤多，人民习于故常，不知讲求地利”，赵尔巽到任以后，“确知奉地宜农，首于招垦放荒两事实力举行，惟是农智未开，亟宜示以新法”，而当时示以新法办法“大率设农业学堂、立试验场所”。赵尔巽以为，“考究他种实业，自宜以学堂为先，试验为辅，至农业似宜以试验为主，学堂为辅。盖农学深邃，若纡迥于理化、格致，毕业不知何时?且农多校少，普遍为难，对乡愚而谈学理，解者几人?诚不如试以浅近之实效，自能争相仿效”，因而，于省城东郊辟治官地一区，建试验场一处，延聘日本农学博士为场师，招集近郊农民，广购各色籽种，按土地之宜试行栽种。［4］(P4)“甘肃地广人稀，荒芜之地所在皆有，而僻处西北风气迟开，于一切种植新理又鲜讲求，非设场试验则农事之窳败既无所观感，终不免故步自封居于劣败之地”，于是，1906年甘肃农工商矿局总办彭英甲奉陕甘总督之令在省城西门外贡院地方，开辟一农事试验场，“凡甘省未有嘉种皆购置试种，以开民智而树风声”［5］。吉林农事试验场1908年创办。“吉林夙称农国”，但农民“安于固陋”，“非特东西洋之新农学无所发明，即旧有之刈禾、耕耘亦未尽得其法”，以至地有弃利，“民鲜上农”。吉林巡抚朱家宝以为皆因官方劝导不力，于是督饬劝业道在省城南面松花江对岸勘出官地26晌，添购民田十数晌，设立农事试验场，“以为农业模范”，“延订技师分科治事”，“以启导知识、改良方法、增殖物产为目的”［6］(P1427～1428)。江苏农事试验场的设立也离不开该省巡抚的重视。巡抚陈启泰意识到，“非有试验场为之化验土质，测量气候，播种嘉种，研究新法，无以换农民之知识而收改良之效果”，即令农工商务局司道于距省城10里之浒墅关地方圈用荒地383亩，建农事试验场一处，“选聘技师，考取生徒，学习种植”［7］。湖北省农事试验场在省垣保安门外七里之南湖场地，面积700余亩，由劝业道报请湖广总督批准后，于1908年创办。地处偏瘠的贵州也设立了农事试验场。因该省农民对农事“素鲜讲求，以致收获不丰，地利坐失”，贵州巡抚庞鸿书把设试验场作为补救之策，1908年就省城附近设一农事试验场，“以为各属模范”［8］，该场占地81亩，开办经费6000余两。云南在云贵总督李经义的督促下，于省城设一农业试验场，“用改良之法，实地试办种植、畜牧、水利等事”［9］。1910 年，新疆巡抚联魁也在省城北门外办一农事试验场。其他像河南、江西、安徽、浙江、四川、湖南、广东、广西等地的省级试验场大都由该省大吏奏请设立。到1911年初，全国22省的省一级农事试验场全都建立起来。

各省在省城农事试验场设立后，其府厅州县也开始了试验场的创办工作。这些府县级试验场大都仿效省级试验场，有的是在上级的督促下筹建，有的则由府县官吏主动创办。例如，甘肃省城试验场开辟后，“自应广设试验场以资仿效，若仅于省城设立一处，而各属仍囿于见闻，其于考究种籽，改良农具，配制肥料诸法，必不能望其普及”，因而劝业道“札饬各厅州县一律设立农事试验场，并因宁夏府各项新政举办最早，即饬由该处先以为各属之倡”，到1911年7月，“宁夏府及固原州、张掖县、陇西县、安定县、西和县、泾州、镇原县、文县、山丹、成县等 11 处先后申报设立”［5］。在安徽，“石埭县境自兵燹以后，官荒民荒未经开垦者甚多，而农民于耕种一事习于懒惰”，知县许某到任后，“以振兴农业开辟利源为当今切要之政”，“拨款开办农事试验场，广为种植，以兴利源”［10］宁国县知县田某也创办农业试验场一处，“延聘教习，参用新法，任人听讲，俾得互相传述，以便改良”［11］(P65)。在直隶，束鹿县知县将县城南关外庙地10亩辟为农事试验场;广昌县知县也辟地10亩作为农事试验场，购办各国五谷佳种及各省土产在场试验。值得一提的是，有些府县官吏为改良农业，还捐廉开办农事试验场。如江西瑞州知府吴祖椿选择合适地段，创办农业试验场一处，为该府高安、上高、新昌三邑“开其风气”。此场由该知府督同三邑知县捐廉开办，常年经费拟饬三县派捐，按季归府支用。［12］江西南康府知府朱锦以该府“四乡种稻岁仅一收，其童山荒地弃若弁髦，皆由于农智未开，无人提倡之故”，于1908年春间择得暑东官荒地约17亩，开为农林试验场，“采买各色籽种，按时布种”，计开办经费400余千文，皆由该知府自垫。［13］安徽和州一带旷土甚多，该州知州任廷枚上任后，“即以重农桑、兴畜牧为治民要务”，捐款就城内文昌宫东首隙地10余亩，设一农林试验场，“专办开垦兼种桑、茶，并另雇素谙树艺之园丁，令其管理”。该知州还不时“亲莅考查，以兴地利”。［14］不难看出，不少府县官吏创办试验场还是比较认真的。当时各地普遍库款支绌，这些府县官吏克服财政困难，设法筹款，对农事试验的开办发挥了重要作用。

清末新政时期进行教育改革，新式农学堂纷纷成立，当时有不少农学堂也附设农事试验场，作为学生试验实习之地。如湖北省垣武胜门外农业试验场，面积400余亩，1904年由湖北农务学堂附设，为农学堂学生实习之用，该场聘有专门技师，分动园、树艺、畜牧三部。1904年江苏省江南格致书院改设农工实业学堂后，附设农业试验场一所，开办之初，仅地20余亩，总督端方到任后，扩大试验场规模，“续购距实业学堂相近之地160亩，合计180亩，遴选谙练农务人员委令办理”［15］(P1506)。贵州农林学堂1908年附设农事试验场一处，“用备学生实习”，“凡学堂内预备高等之农圃、森林、蚕桑、畜牧四科学生均就近赴场试验”［3］(P11)。郑州农工实业学堂“以实业各科首重实验，而农业尤非亲临种植不可，特在州城西南辟地数10亩作为试验场”［11］(P63)。其他地方也有不少农事试验场由农学堂附设。

清末农事试验场因主办者不同、经费来源不同，分官办、民办、官民合办三种，其中，以官办试验场为主。而民办试验场多由士绅创办。这些乡村士绅有经济势力，在当地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他们当中不乏以改良农业为己任者。例如在浙江，刑部员外郎袁某等绅于1904年在江干闸口驾涛仙馆地方购地80余亩，创建植物试验场，“业经厘定界址，雇人辟除榛莽，仿取各国新法种植”，“并拟续拓就近荒芜废地试行种植，俾变硗瘠为膏腴”［16］;绍兴银山坡地方原为南宋时开矿采银之所，地势宽广，土性肥沃。该地士绅王某等禀准将其辟为农业试验场，“提倡改良农务种植并兼畜牧”［17］。在安徽，广德州地方“地土肥沃，五谷森林均宜种植，惟地方土民于新法种植未经研究，若非详加试验考求，恐不足振兴农业而利民生”，于是该州士绅筹款开一农事试验场，“广购农林籽种试验艺植”［18］;宣城县乡绅刘家栋世守农业，家道小康，其于耕种农林等事颇有心得，即在该县文星敬亭地方设立了农林试验场。［19］在河南省，绅士王秉仁“以振兴农业首宜设试验场以资研究，特自捐田地10顷作为场基，并捐资 2000 金藉充经费”［20］(P47)，建农事试验场一处。

还有一些试验场为农会所办。清末农会有着官督民办性质，以讲求农务，推广农业技术为宗旨，而创办农事试验场则是其重要活动内容。农会所办试验场，有着官民合办的色彩。当然，有的试验场官办色彩更浓些，在山东省就是如此。当时山东省的大部分试验场由农会筹办。如上述山东农事试验场就是由济南农桑总会设立。此外，宁阳县农桑支会1906年拨教场地基20余亩辟为农事试验场;莒州农桑会将朱陈店村东十余里外玉皇顶官山一区作为农事试验场。［21］(P75)其他像寿光、牟平、德平、齐河、平度、冠县、鱼台、平阴、泰安等州县农会都设有农事试验场。在他省，如广东农务总会成立以后，于广东城内土名狗头山开办试验场［22］(P146);广东合浦县农务分会也设试验场一所。江苏奉贤农务分会在县城设立农业试验场，试验“分棉稻、园蔬、果品三种”［23］。

除以上综合性的试验场外，清末还有一些专门性的试验场设立。这些试验场或为官办，或为民办，或官民合办。当时，因种桑养蚕备受重视，不少府县设立了蚕桑试验场，专门从事蚕桑试验。如1903年，江苏青浦县知县田宝荣于该县北门校场辟蚕桑试验场，以该县澄照寺所捐荡息购买桑秧，进行栽桑育蚕科学试验。［24］(P105)1907年，顺天府尹孙慕韩“以讲求农桑为近当务之急”，将通州东西二仓地基共六百数十亩，改作农桑试验场，“以期实地考验，逐渐改良”［20］(P45)。直隶肃宁知县李某于蚕桑一事颇为注意，种小桑数千株，设立蚕桑试验场，通过试验以资提倡。［25］安徽省芜湖县在文庙两旁隙地创办一蚕桑试验场，“以光大固有之实业为宗旨”，一年种桑，二年购地，三年实行试验。［26］造林试验在清末也受到重视，有些地方设立了专门性的林业试验场，通过试验来推广林木种植。如1904年9月，山东省济南农桑总会在省城南燕子山、千佛山、马鞍山等处开办林业试验场;泰安县士绅高安容素于树艺之学甚为注意，1907年特购地10数亩辟作试验场，遍植杂木及各种果木，灌溉培植一切均仿用新法试验。［27］安徽宣城县监生刘家谅在该县西北乡共购山地600余亩，设立农林试验场，试种桐、茶、松、桃等树共135500余株。［28］黑龙江、直隶、山西、浙江、江苏、湖北、四川、新疆等省都有林业试验场成立。此外，专门性的农事试验场还有黑龙江省的柞蚕试验场、木棉试验场，江苏的植茶试验场等。

由于各地官绅的重视，清末农事试验已成风气。1911年初，农工商部将各省已办农林工艺实业开具清单，上奏朝廷御览，据该清单所计，各省共有农事试验场98处［29］。

二

清末农事试验场的建立，离不开时人对改良和发展农业的重视。甲午战后，随着清王朝自身的衰败和半殖民地化程度的加深，中国传统农业日趋衰落，农民生活日渐贫困。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有识之人士重新提出了农业为“立国之本”的主张。认为“天下大利，首在兴农”。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国家的经济命脉，应该以农为本，以农为体。如张謇就讲:“上溯三代，旁考四州，立国之本不在兵也，立国之本不在商也，在乎工与农，而农为尤要。”［30］御史华辉也指出:“夫国用何出，出于民，民财何出，出于地，地利何出，出于物，工作之成，成以此也，商务之通，通以此也，轮舟铁路之运运以此也，故董劝农桑，讲求物产为古圣王生财之道，即今日养民致富之真源也。”［31］这些言论，既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农业基础地位的认识，也反映了一种新形势下的农本意识。

但是，清末农业技术十分落后。如连农业技术水平一向较高的江苏省，“凡从事于田间者，类皆不学无术，固步自封，举凡农事所必须之知识艺能如辨土宜、选种子、用肥料、去害虫种种新法，茫乎未闻。”［32］显然，要发展农业，实现以农为本，应该采用先进的农业技术，以改良落后的传统农业。而在当时情况下，改良农业技术的先导性和基础性步骤，则是通过建立农事试验场，进行农业科学技术试验，进而推广农业新技术。

清末农事试验场还是在西学东渐的文化场景下建立的，是当时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结果。商部在一份奏折中就曾指出:“泰西各国罔不以农事为重。美利坚以农立国，富甲全球。日本维新以来，农事改良遂致物产繁兴，工艺发达。闻日本之福冈、北海道等处均有试验场，或数百顷以至千顷，皆为劝农所设，此尤明效确然可证者。”［33］(P112)所以，正是由于认识到日本等国把设立试验场作为劝农之法，并且“明效确然”，商部才屡次督请各省设试验场。后来，也是鉴于东西洋各国，“举凡土质之化分，种子之剖验，肥料之制造，气候之占测，皆设立试验场逐一考求，纵人观览”［34］(P43)，商部才身体力行，1906年于京师亲自奏设京师试验场。一些省份的试验场也是向西方学习的产物。如1902年袁世凯在奏设试验场的一份奏折中就讲，“查外洋虽以工商立国，而尤注意于农务，……故近年欧美农学精益求精。其取法泰西获利最著者，莫如日本。”也正是仿效日本，才有了清末第一个省级试验场在直隶的设立。不仅如此，直隶农事试验场刚一成立，袁世凯就派试验场总办黄璟前赴日本，“查考该国农务各新法回直仿行”［1］(P632)。四川省的一些农事试验场的设立，则是鉴于“欧洲各国以试验著效者，皆历历可睹”［35］(P26)。而且，从全国范围看，早期设立的试验场大都聘有日本农学士充当技师。如直隶、山东、山西、奉天等地的试验场都是如此。这也从另一侧面说明，清末一些试验场是仿照外国设立的，是向外国学习的结果。

清末农事试验场的建立，还与清末新政的推动分不开。庚子之后，处在全面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之中的清政府，为解救危机，于1901年1月29日下诏变法，从此拉开了清末新政的序幕。这是当时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的清政府以主动应变的姿态所展开的一场重大变革。而兴办试验场，改良农业技术，以振兴衰败的农业，恰是清末新政的一个内容。如上所述，自1903年起，清政府就发布上谕，要求各省设试验场。为促使各地重视农业科学试验，商部除咨请各省设试验场外，还在京师专门设立试验场，以为各省模范。此外，在清末新政的推动下，不少地方官吏和乡村士绅积极投入到试验场的创办工作当中。尤其是作为倡导者和组织者，一些地方官吏在设立试验场方面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而作为清末新政的产物，各省成立的有些农业学堂、农会，也为试验场的创办创造了条件。可以说，倡导设立试验场以振兴农业生产，从根本上说，符合清政府通过推行新政、振兴实业、解救危机，以维持其封建统治的需要。

总而言之，清末试验场的建立，是当时各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这些因素和条件，无论是时人对改良和发展农业的重视，还是西学东渐的文化场景，亦或清末新政的推行，皆与清末社会经济的变迁息息相关。所以，清末各地农事试验场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清末社会经济变迁的结果。

［1］台湾故宫博物院故宫文献编辑委员会.袁世凯奏折专辑［M］.台北:广文书局有限公司，1970.

［2］商部奏请拨官地兴办农事试验场折［J］.东方杂志，1906，(6).

［3］农工商部.第二次农工商部统计表(第2册)［Z］.1909.

［4］王树楠，等.奉天通志(卷一百十三:实业一)［M］.沈阳:奉天省公署，1934.

［5］农工商部档案:全宗号20案，卷号22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B］.

［6］徐世昌.退耕堂政书［M］.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影印本.

［7］江苏巡抚陈启泰奏建设商品陈列馆农业试验场折［N］.政治官报，1909－05－29.

［8］黔抚奏设农事试验场片［N］.政治官报，1909－09－05.

［9］云贵总督李经义奏办理农林工艺情形折［N］.政治官报，1911－03－10.

［10］石埭开办农事试验场［N］.申报，1909－06－20.

［11］各省农桑汇志［J］.东方杂志，19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