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刑法的通说将“经单位集体讨论或单位负责人决定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作为单位犯罪的核心要件。但是，这种理解具有难以划清单位代表或机关成员的犯罪和单位自身犯罪之间的界限、扩大或缩小单位负刑事责任的范围、不符合现实社会中的单位犯罪的实际情况、无法适用于规模较大的现代企业等弊端。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2- 0601（2015）08- 0013- 02

作者简介:解冬梅（1983-），女，学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法律政策研究。

Criminal Law of Criminal Liability in Unit Crime

XIE Dongmei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Business Staff，Harbin 150001，China)

Abstract：China’s criminal lawgenerallyregards that“the anti- social behaviour decided tobe implemented bythe unit group discussion or unit leaders”as the core of elements of the unit crime. However, this understanding is difficult to draw the boundaries between the crime ofunit representatives or authoritymembers and the crime ofunit itself, toexpand or narrowthe scope of criminal resonsibility of the unit, to accord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in the real society and to be suitable for modern enterprises with large scope.

Keywords: corporate crime; corporate will; criminal liability

在单位犯罪的研究中，单位犯罪刑事责任的本质，即单位到底是因为自己固有的原因而承担刑事责任还是对其组成人员的犯罪行为负连带责任的问题，历来是单位犯罪研究中的难题。在坚持后一种见解的场合，通常主张应以单位组成人员为中介来追究单位刑事责任；而在坚持前一种见解的场合，便主张不应以单位内自然人行为人为中介而应根据单位自身特征直接追究单位刑事责任。[1]在我国，虽然刑法理论上主张单位犯罪是单位自身的犯罪，单位的刑事责任也当然是单位自身的刑事责任，但是，就目前一般所主张的单位犯罪的概念来看，仍然是以单位内自然人行为人为中介来追究单位刑事责任的。现行刑法虽然明确否定了以前的多个刑法草案以及学术界多数人所主张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为本单位谋取非法利益，经单位集体研究决定或者由单位负责人员决定实施犯罪的，是单位犯罪”的主张，而代之以“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现行刑法第30条），但是，从目前我国刑法理论界的探讨及司法实践的实际操作来看，仍然是以“经单位集体讨论或单位负责人决定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作为单位犯罪的核心要件的（注：另外，虽然通说根据刑法第30条的规定，认为所谓单位犯罪，是指由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依法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危害社会的行为，但是，在单位犯罪特征的分析上，仍然认为，这种犯罪是单位集体研究决定或者由负责人员决定，并由直接责任人员实施的。以下从这一角度出发，谈谈笔者自己的看法。

一、通行的单位犯罪刑事责任认定标准的弊端

我们认为，以单位组成人员的自然人（包括单位代表或机关成员）的行为和意志为基础来判断单位犯罪并追究其刑事责任，将“经单位集体讨论或单位负责人决定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作为单位犯罪的核心要件，这种认识方法之中具有以下弊端：

首先，难以划清单位代表或机关成员的犯罪和单位自身犯罪之间的界限。的确，单位负责人或单位机关成员是代表单位发言、行动的人，将他们的行为理解为单位自身的行为是最符合单位活动的实际情况的，因此，我国刑法学界的通说将按他们的决定所实施的犯罪理解为单位自身的犯罪，是有其道理的。[4]单位既然完全没有自己的意志可言，完全听命于单位代表或机关成员的操纵，就像是单位代表或机关成员手中的一个道具一样，当然就不存在所谓单位犯罪了。

其次，上述理解有扩大或缩小单位负刑事责任的范围之虞。按照上述理解，单位集体决定或单位负责人的决定就是单位自身的意志，因此，只要是按照单位负责人或单位全体成员的决定而实行的违反刑法、构成单位犯罪的行为，即便该行为是完全背离单位的宗旨或业务范围，或违反单位的有关防止违法行为政策的行为，也仍将该行为转嫁给单位自身，追究单位自身的刑事责任，这明显是在不当地扩大单位负刑事责任的范围；另一方面，当单位的一般从业人员按照单位的既定规则或政策展开业务活动时，即便引起了严重的危害社会结果，构成犯罪，但只要没有证据表明单位代表或机关成员和该犯罪行为有关，单位就可以不承担任何刑事责任，这显然是在不当地缩小单位负刑事责任的范围，其结果，客观上只会鼓励单位代表或机关成员将单位作为道具实施某些个人犯罪，或疏于对手下的一般从业人员的监督管理。

再次，上述理解也不符合现实社会中的单位犯罪的实际情况。在现实社会中的单位犯罪，除了由单位代表机关或机关成员亲自组织、策划、实施的犯罪类型之外，还有另外两种类型：一种是单位的一般从业人员在从事单位的业务活动过程中所引起的危害社会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之下，单位代表或机关并没有直接参与其从业人员的犯罪活动。尽管如此，但我们认为，单位仍得承担刑事责任。其负责任的原因是，因为其没有尽到应尽的防止手下的从业人员实施违法行为的注意义务；另一种，是由于单位自身的原因而引起了危害社会结果发生的情况。

最后，上述理解无法适用于规模较大的现代企业。在规模较大的企业中，由于拥有复杂的政策决定程序，业务实施责任分散，因此，单位代表或机关往往并不直接干预具体的业务，而是授权给各个职能部门，由他们具体操作实施，所以即便单位的一般从业人员在单位业务活动过程中实施或引起了违法犯罪行为，也常常会因为难以认定这些行为和单位上层人员之间的关系而被作为个人犯罪处理。相反，在一些中小企业中，由于单位代表人的权限比较集中，常常参与企业的具体业务活动的具体策划和实施，因此，在这种小型企业的从业人员实施了犯罪行为的场合，因为比较容易确定其代表人员同已经发生的犯罪行为之间的关系，所以，往往比较容易被认定为单位犯罪。

二、单位刑事责任论的提倡

由于以上情况的存在，近年来，国外便出现了从与具体的行为人的行为相独立的单位行为、意思中考虑单位责任的见解。[1]这些见解与传统的将个人责任转嫁给单位并以此为基础来追究单位刑事责任的方法不同，而是试图从单位作为社会组织体的本质或者说独自存在的复杂特征中探求对单位进行谴责的根据。在此，单位犯罪前后单位自身的对应措施，根据单位的政策、规则、结构、议事程序、历史传统等形成的单位文化，以及单位的为防止从业人员实施违法行为的制度可组织性的措施以及使这些措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配套措施等便成为判断单位是否具有纵容、鼓励、默许单位成员犯罪，或单位是否履行了其防止、监督其从业人员的注意义务的指标。因此，即便在现行的刑事责任理论的体系之下，这种从单位自身特征出发，追究单位自身的观念也是值得我们借鉴和考虑的。

那么，该如何判断单位没有采取防止、监督单位组成人员的违法犯罪行为的措施呢？在这一问题上，可以从单位内部是否存在制度性的、对单位成员的行为进行监督的防治措施方面来判断。因此，单位代表或机关成员在有关单位的业务实施过程中所形成的犯罪意识和所实施的犯罪行为，毫无疑问地可以归于单位自身；当单位的一般组成人员依照单位代表或机关的决定实施行为时，也可以将该种行为归于单位自身，单位的一般从业人员在单位的业务活动过程中所实施的某种犯罪行为，该种行为虽然不是基于单位自身的某种决定所实施的，但是，该种行为的发生，是由于单位中没有建立起有效的防止单位组成人员的违法犯罪行为的机制而引起的场合，也应当将这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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