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佳翠，胥思省，梁萍萍

（遵义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管理学院，贵州遵义563002）

论川盐入黔的历史变迁及其对黔北社会的影响

王佳翠，胥思省，梁萍萍

（遵义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管理学院，贵州遵义563002）

川盐入黔是贵州用盐的主要途径，它不仅解决了贵州的食盐问题，而且打破了黔北闭塞状况，加快了该地区对外开放的步伐，带动了沿岸交通运输业、酿酒业、采矿业等的发展，推动了黔北城镇化进程，对促进黔北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而川盐入黔的形式随着社会的变化而不断变迁，文章论述了川盐入黔的历史变迁及其对黔北社会的影响。

川盐入黔；历史变迁；黔北社会；影响

黔省无盐，历来均由外省输入，而以川盐为主。故食盐在贵州又称“盐巴”。黔乃山国，水陆运道艰辛。而食盐从来关系国计民生之大要，所以，黔省食盐运销自古就是关系黔民生活、黔省安定的头等大事。尤其以清代盐政的治乱受到统治阶级的高度重视。在此以后，川盐才能更加方便地进入黔北地区，形成了川盐入黔的四大口岸。从而使黔北成为川盐入黔通道上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对黔北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川盐入黔的历史变迁

“盐为人人日用所必须，一举箸间，实为财政命脉所系，国家存亡所关”。[1]P2正因为盐的重要性，所以川盐运黔对于黔北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也备受历朝政府之重视。今天遵义城区的盐务街、沙盐路等地名以及仁岸的吴公岩等古迹还折射出当时黔北盐务的重要性。川盐入黔历朝历代虽然以“官督商办商销”为主要形式，但随着政治、经济、交通的变化，其形式也有所变化。

川盐入黔，除了与全国各省盐政积弊相同外，更多出一条运输艰险的难题，使川黔盐务更趋险恶难办。贵州省北部及西北部处于从云贵高原向四川盆地过渡区域，山高谷深，地势险峻，山道崎岖，猱猿难攀。水道又以流量小，险滩多，岸高壁陡，险阻难航为特征。所以川盐入黔须历尽千难万险，用足人类千百年间所能创造出来的所有水陆运输手段，方能达到目的地，其运费之昂，历代居高不下。贵州盐务之难，川盐入黔之累，山国盐价之贵，黔人食盐之苦，可以想见。故千百年来，黔人始终把“吃盐当过年”，“黔人十钟粟不能易一斗盐”。直至解放前夕，绝大多数贫穷民众过着“斗米斤盐”的日子。富人尚能贵食，穷人则无非淡食而已。

1．元、明时期

明代之前，由于黔北地区土地比较贫瘠，几乎没有汉人在此居住。此处少数民族较多，其所食用的盐多数是过往的盐商贩卖的。因此，为了解决黔北老百姓的缺盐问题，元朝统治者在四川设置专门管理食盐和茶运输的“转运使司”，负责征收盐税和把外面运来的食盐卖给商人。当时管理食盐运输通道的官府非常腐败。为了能够从中获取暴利，纵容盐商哄抬食盐价格。因此，老百姓都买不起食盐。在《新元史·食货志》中就有“民不堪命”的记录。[2]P302

明代中期以来，随着中央政府对西南边疆的开发，黔北地区人口增加，对盐的需求量也不断上升，从而推动了政府对于盐的管理。明洪武六年（1373）二月二十日，朱元璋批准招募盐商以粮易盐供应播州等地的军食，从此这一地区的人民主要以所产粮食换取食盐。这种“商人纳米给盐”的制度，一直沿袭到明穆宗隆庆六年（1572）十二月，商人才可用银钱交纳盐课和向盐运司购买食盐进行运销。这种商买商运商销的办法，弊端甚多，使贵州食盐长期陷于供需失调，盐价涨跌不定的混乱之中。自然黔北人民亦深受其苦。

2.清代

清代盐政的治乱兴衰受到统治阶级的高度重视。长期以来，朝廷均视盐政为头等大事，专设官吏主管盐政，钦定盐法和运销制度，凡事涉盐务，多惊动朝野上下。为了改善黔北地区的食盐状况，清朝在乾隆元年（1736）设置了川盐入黔的四大港口。食盐运达港口后，再让承包贩卖食盐的商人分别转送至本港销售区内的各个趸销站及其分支机构，趸售给零售商店和贩运的小商、小贩，供应城乡人民，这一举措使广大群众吃盐难的逆境得到了一定的改善。185l―1874年即咸丰、同治年间，那是个政局不稳、战火纷飞的年代，官商朋比为奸，致使乾隆年间的川盐运输和销售制度几乎荒废，运销体系一片混乱。川盐运输各港盐商，互相排挤，到处贩卖不受约束，囤积食盐，随意断供提价，使各方人士饱受缺盐之苦。清光绪三年（1877），时任四川省总督的贵州省平远州（今织金县）人丁宝桢，对川盐入黔的紊乱情况进行了稽考，并向清廷奏请改革积弊甚多的盐政。在这份奏章中，除了陈述“民有断食之苦，官有淡食之虞”的严重缺盐状况外，还分析了“黔地处处被扰，商民歇业，引滞岸悬，直同废业……睹商力之困竭，念边岸之废弛”，“查知黔省盐岸已废，而川省盐务积弊又深”。[3]P658这些建议被朝廷批准施行后，当即委派候补道员贵州遵义人唐炯督力其事，遵义县团溪举人华联辉襄助之。他们按照“官运商盐，分岸定量，分岸承销”的原则。限定各岸盐商家数，四岸各划销区，规定载额，杜绝私运侵销，在各岸配给保边计盐，发给盐引，指定运道，规定包口的重量，制定各岸盐商组织系统，核定销售盐价，成立盐军安定营，设置河工局，疏通赤水河河道等，于是数年之间，盐务为之大畅，规模为之一新，于国于民获益匪浅。

3.民国时期

中华民国初期，四川盐区设盐运使公署于重庆，主办盐政，在产盐区设立盐务局，负责川盐的生产、供销等事务。取消官运制度，任由盐商自由贩卖。这就导致盐税有时多有时少，根本满足不了当时政府财政的需要，因此，四川盐运使晏安澜又沿袭清朝在黔北的食盐销售制度，建立新的川盐入黔盐运体系。不过由于当时时局混乱，军阀割据，战争连绵不断，匪类猖獗，百姓流离失所，交通不便等原因，盐路时常受到阻碍，而且在运输途中要雇佣人护队，大大增加了运输的费用。当政者只知道贩卖食盐可以获取高额利润，而不过问盐政，任凭盐商哄抬盐价，从中获利，使得黔北一带深受其害。

1926年军阀周西成执掌黔政，认为食盐是可靠的税收来源，乃于次年召集四岸盐商协议，实行包税制度，各岸盐商只需一次认足盐税之后，就不再缴纳任何厘税。食盐专卖便是国家实行独霸专营，当然历朝历代的做法大概千差万别，并不完全相同，但不管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官府对食盐把持经营的本质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从实质上来说，实行食盐专卖制度对增添当局的财政收入、增强国力还是有其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在运作过程中缺乏监督机制和权力制约机制，导致在食盐专卖制度下出现了一些腐败现象。

4.解放后

1949年11月贵州解放后，人民政府接管了原川康区贵州盐务管理局及其分支机构，先后在全省范围内建立起各级盐务管理机构。黔北地区的食盐运销工作，在遵义地区盐务管理分局(后改称遵义专区盐业分公司)的领导下，有序且有效地进行运转，降低和稳定了盐价，增加了盐的品种，提高了盐的质量，满足了各方面用盐的需要，从根本上解决了全区人民长期以来用盐难的重大问题。

二、川盐入黔的主要路线

古时候由于交通不发达，受地形等因素的制约导致了四川运往贵州的食盐多采用水路，所以清乾隆元年(1736)，四川巡抚黄廷桂将川盐入黔的水道分为永、仁、綦、涪四大口岸。史云：“黔岸又分四路，由永宁往日永岸，由合江往抵黔之仁怀日仁岸，由涪州往日涪岸，由綦江往日綦岸。”[4]P1056但是在这四条线路中，永岸的线路没有经过黔北地域。所以，在此只对其它三条路线进行简要介绍。

1.仁岸盐运路线

仁岸从四川省合江县城入口，经赤水河直抵茅台村，再循陆路运至鸭溪、金沙、贵阳、安顺等地。这条水路，大多在当时的仁怀县辖区之内，因而以仁岸名之。从自流井解缆，经四川的邓井关、泸州、合江县，贵州的赤水县城、赤水县的猿猴场(今名元厚）、赤水县土城（今归习水县）、仁怀马桑坪、茅台村。到达茅台村之后向外陆运食盐的路线有两条：一条是经过鸭溪、刀靶水、扎佐到贵阳。从茅台出发，途径仁怀、遵义两县中枢、坛厂、长岗、枫香、白蜡坎。鸭溪到刀靶水为第二站，途经遵义县乐里、八里、南白、三合刀靶水到今修文县的扎佐，路经今遵义县的老君关、乌江、养龙站等入修文境。另一条路经金沙、滥泥沟到安顺。从茅台出发，途经仁怀县的盐津河、鲁班场、吴马口（今五马镇）等入金沙县境，到达金沙后转入滥泥沟、安顺。解放后，随着通往赤水河沿岸诸县的公路相继建成通车。这些地域及其邻近地区所需之盐，先后改为用汽车运输。经历了数百年风雨沧桑仁岸水陆盐运通道，终于完成了它艰辛而重要的历史使命，成为一道永恒的历史风景线。

2.綦岸盐运路线

从自流井出发，经过四川省的江津县江口、贵州省的桐梓县松坎。水路运输分为三段，从江口出发，经綦江县、羊蹄洞、赶水、盖石洞，到达松坎。然后陆运至贵州各地。陆路有两条：一条是松坎到遵义城，另一条是由松坎入正安县。綦岸的食盐运输最开始是靠船运、车运和人力畜力并行。到1935年川黔公路通车后，运输就是靠汽车和马车，后来汽车渐渐增多了，运盐的几乎都是汽车，这就大大增加了运盐的速度，节省了运盐的成本，降低了老百姓的负担。

3.涪岸盐运路线

从四川省的涪陵县城进口，沿乌江水道经四川的武隆、彭水等县地域入贵州省沿河县辖境。复经龚滩、新滩、潮砥等转运站，直抵思南县城起岸，分别陆运至各销售地区。这段水路命名为涪岸，一方面它是从乌江与长江汇合处的涪陵县城入口，另一方面又先后经过古代涪陵县、涪陵郡、涪州所辖地域之故。

三、川盐入黔对黔北社会经济的作用

1.推动了黔北交通的发展

在古代交通不便的时候，船和牲畜是主要的交通工具。但因为贵州的地形和环境等一些因素，运输食盐一般都是走水路。为了加快运输食盐的速度，清朝初年至解放以后，都先后对赤水河、綦江、乌江、永宁河等几条黄金水道进行过不同程度的开凿疏通。清乾隆十年(1745)冬月，贵州总督张广泗按照官民的反映和他的实际考察奏报朝廷，请求开修赤水河航道，以求达到贵州的矿产、木材等运输出去，食盐运进来的目的。遂遣遵义知府陈玉壂等官员领帑38040两，治理赤水河上游共68滩，至此盐船抵达茅台村，舟行700里。清朝光绪年间，四川总督丁宝桢经过实地考察，并与黔北各界人士协商，上报朝廷准备在贵州实行新的食盐法。为了使盐法顺利施行和盐运的畅通，运销两便，丁宝桢又开始着手整治四岸航道，以图克服黔道天险，利商裕民富国的目的。抗日战争时期，为满足因迁徙而陡增的贵州人口食盐之需，民国政府的赤水河道工程部于1941年底至1945年秋季，对赤水河中、下游河段进行了一次规模较大的整修。这次整治以炸险去浅为主，43处漕滩化险为夷。据《整理赤水河航道碑》记载：“全河整理工程，除险十之八，去浅十之七，缩短全河航行时间三分之一。”每年可由四川直接运盐32万担入黔北。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古老的河道能够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1953年对赤水河流域进行一次整修，进一步改善了黔北的交通。

2.促进了黔北矿产资源的开发

贵州矿产丰富，其中尤以铅为最，但是在古代，由于贵州的交通不发达，陆路艰险，崎岖的山路，主要靠人力和牲畜运输，运输量小并且成本高。盐道的开通，大大提高了运输量。而铅是当时制造铜钱的主要金属原料之一，所以贵州的铅，为古代的货币事业做出了贡献。黔北地区煤炭资源非常丰富，在贵州省都名列前茅，然而这些资源留用量比较小，大部分运往全国各地，增加了黔北地区的财政收入。但是大量的煤炭运输到外地，需要较大的运输工具来完成。共和国建立以后，黔北人民政府又多次维修了河道并且修建多条通往外省的公路，缓解河运的压力，改善了黔北地区煤炭资源向外运输的便利，由于运输量的增大，经济效益好，资源得到充分利用，人们的收入大大增加，其生活水平得到显著的提高。

3.促进了黔北酿酒业的发展

黔北地区的赤水河流域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优越的人文、气候等条件，酿造了茅台、郎酒、习酒等闻名中外的名酒。因此，赤水河又被人们称为“美酒河。”随着黔北盐运的兴起，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商人，自然赤水河沿岸的美酒成为他们必不可少的佳酿。他们借佳酿来抒发心中的思乡情怀。赤水河沿岸的众多纤夫船工、运食盐的马帮、背盐的苦力等都需要酒来解除途中的艰辛和心中的寂寞。这就为酒业的发展提供了又一个原因。也正是人们对酒的需求不断增加才促使酿酒工艺不断改进并继续向前发展。川盐入黔的运输活动，促进黔北地区酿酒行业的发展和繁荣，使它成为了闻名中外的酒乡。

4.推动了黔北城镇化发展

因为川盐行黔，使得各岸盐路经过之处，行旅畅通，商贾云集，贸易频繁，增码头、建仓库、开店栈、充脚夫。船夫、纤夫、船工皆倚盐而谋生。乃至于外境商民移家就食，置办田地，招练开垦，亦相因而至，于是沿途以港口、码头、中转栈点为中心逐渐形成众多的小城集镇，繁荣了盐路商旅，增进了穷乡僻壤的开化程度。“蜀盐走贵州，秦商聚茅台”，这是清代大师郑珍的诗句，从中不难感受到当年赤水河盐道疏通后仁岸茅台商贾云集舟楫往返，百业兴旺的真实写照。再如赤水河流域的丙安古镇。赤水河是古代贵州川盐入黔的黄金水道。而丙安古镇由于滩险水急，川盐船运至此，必须卸载，或由人工搬运越过险滩复载，或在此改由陆路运达目的地。于是，丙安古镇便成了赤水河上的重要盐埠码头之一。往来于自贡、泸州、习水、遵义的商船都要在这里抛锚登岸，船夫们都要在丙安住上两夜。古镇内客栈、饭馆、茶馆遍设林立，食盐、竹木、茶叶、竹笋、毛皮、药材等物资交易频繁；赶集山民、驻行客商云集互市。当时的丙滩场，有如古人所言：“满眼盐船争泊岸，收点百货夕阳中。”再加之茅台、鸭溪，早在清代中叶就被合称为市场繁荣，人口众多的四大贸易名镇。除此之外，仁岸的复兴、土城、坛厂、枫香、南白、东皇、团溪、尚嵇等；綦岸的松坎、板桥、老蒲场、虾子场、黄家坝等；涪岸有绥阳场、大磏场等。这些集镇的出现打破了黔北封闭的自然经济，同时促进了沿途居民生活方式的城镇化。盐道周围集镇经济活动的频繁促进居民的从业方式、生活方式发生了改变。大部分居民改变了原来单一的农耕方式，改从事与盐有关的行业。川盐入黔大部分是用水路运输，而在用水路运输食盐的过程中需要大量的人力来拉动船行驶，这就成为了老百姓谋生的一种手段，运盐收入虽然较少，但对于缓解他们极端贫困的生活，以及这一区域社会生活的安定，都有不可忽略的作用。

综上所述，川盐入黔促进了黔北地区交通发展、经济繁荣，资源开发以及城镇化进程，是黔北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梳理其变迁，可为今天黔北发展提供一定的现实启示。

[1]曾仰丰．中国盐政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2]徐文仲.川盐入黔与黔北的经济发展[EB/OL].http://www. chinadmd.com/file/iipoceuv6earxspzz3xt3erc_5.html

[3]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贵州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贵州分院民族研究所.清实录·贵州资料辑要[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64.

[4]赵尔巽，柯劭志．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

（责任编辑：魏登云）

Onthe History of Salt Transportation from Sichuan toGuizhou and Its Influence upon Qianbei(Northern Part of Guizhou)

WANG Jia-cui;XU Si-xing;LIANG Ping-ping
(School of historical Culture and Tourism Management,Zunyi Normal College 563002,China)

The salt from Sichuan was the main source of salt used in Guizhou,which not only solved the problem of salt in Guizhou,but played an active part in furthering the development of Guizhou,for example,it broke the blockage of the northern part of Guizhou,furthered the speed of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stimulated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portation industry,brewing industry and mining industry,etc.,and promote the urbanization of Qianbei.Besides,the form of transporting salt from Sichuan to Guizhou varies with society.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historical change about the transportation of salt from Sichuan to Guizhou and its influence upon the society of Qianbei.

transporting salt from Sichuan to Guizhou;historical change;the society of Qianbei;influence

F429

A

1009-3583（2015）-0045-04

2014-12-15

遵义师范学院基础教育研究中心课题《高中历史教学中学生文明史观的构建研究》（13ZYJ047）

王佳翠，女，贵州遵义人，遵义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和贵州地方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