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一场社会福利大改革

刘晓忠2015年10月16日在《新京报》撰文指出，当前中国需要一场社会福利大改革，通过经济社会基础架构的重新梳理，为转型发展提供基础性防护性保障，进而释放经济社会的活力。过去30多年，中国更多强调“做大蛋糕”，甚至为经济增长而牺牲社会福利。过高的宏观税负、过度向政府与企业倾斜的收入分配制度等问题凸显，成为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羁绊。当前中国经济社会中累积的诸多问题，尤其是起点公平、程序正义和代际公平问题，是一个经济体发展过程中必然历经的阵痛。这需要在公共服务和体制机制上进行一场深刻的变革，在中央层面推出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社会保障服务包，适度推进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在公共服务领域等引入多元化的参与主体，推进公共服务购买和外包改革，解决国内公共服务的供给缺口。

基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分析中国的社会事业体制改革

郭昭君、张妍在《中国管理信息化》2015年第18期撰文指出，新阶段如何有效进行社会事业体制改革，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的“聚集、非线性、流和多样性”可以有所借鉴。“聚集”特性要求社会事业体制改革具有协调性和合作性。过去，政府对社会领域的事务包揽过多，过分强调“公益性”和“政府主导”，而实际政府并不具有大包大揽的能力。因此，必须突破传统改革思路，推进公平准入，实现供给主体多元化，政府要加强与社会各界的合作，政府集中精力包“基本”，而“非基本”部分通过产业化、市场化来解决。“非线性”特性要求改革具有自主性和反应性。政府在社会事业体制改革中处于主导和主体地位，在制订相关政策时必须要充分洞察市场环境的变化和公众的利益诉求，制定弹性政策，同时量化政策指标。“流”特性要求加强改革的透明度，把公众的诉求上升为政策，使公众能共享改革成果。同时，还要培育思想觉悟高，业务素质强的公务员队伍来适应社会事业体制改革的需求。“多样性”特性要求改革具有自主性和学习性。

转变政府监管社会组织的方式

祝建兵在《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撰文指出，为节约政府监管社会组织的成本，提升监管效果，发达国家的普遍做法是重点监管数量较少的支持型社会组织，其他小型社会组织的管理则更多地依靠理事会的自律管理、公共监督以及支持型社会组织的间接管理。支持型社会组织的兴起与发展有利于政府职能的进一步转变，实现政府向社会分权，从政府直接管理向社会自主管理的转变。政府不再需要对所有社会组织进行全面监管，而是突出重点，以对支持型社会组织的监管为抓手。部分地方政府探索“构建枢纽型社会组织工作体系”，是这一理念的实践，其主要做法是在性质、类别与领域相同的社会组织中组建较大的联合型组织，并通过这种联合型组织对众多分散的中小型社会组织进行整合、联系与服务，以此构建一个系统的、有机的组织网络。在社会管理创新背景下，要实现对社会的组织化管理，支持型社会组织应该也可以成为政府实现社会整合的重要工具。

打破基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结构性矛盾

《中国行政管理》2015年第6期刊登了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研究员张楠迪扬的文章，以顺德网吧行业准入制度改革为例，透视了我国基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现状。文章认为，基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前段改革对后段改革具有撬动效应，但此撬动效应并不足以推动下一阶段改革。基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受制于改革链条以外的结构性制度因素，国家政策与条块分割是基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两个关键限制。因此要推动基层行政体制的改革，仅靠前项改革的撬动效应是不充足的，必须同时配以结构支持。一是为重点改革试点地区建立政策建议直通管道。建立重点区域基层政府与国家主管部门的政策直通管道，有利于减少行政层级对信息递送的过滤，使顶层设计更贴近地方实践与需求。二是常规化部际联席会议，将基层事务列为例行讨论议题。基层政府作为政策的实际执行主体，若搭建上下贯通的决策机制，可以使顶层设计更好汲取基层改革实践的经验，基层政府也可在顶层设计的框架下更有效地推进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