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晓林

（作者系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我所在的社区叫万兴里。万兴里比较小，面积为2.7平方公里，人口5000多人，但是包含动物园、台湾政治大学的一部分，实际上管辖的范围并不大。里长（相当于内地的居委会主任）是个体育发烧友，曾多次到香港、温州和厦门跑马拉松，当里长已经35年。里长说：“台湾的法律规定，23岁就有被选举权，我23岁满三天就选上了。”里长办公室门口，贴有原台北市长郝龙斌的表彰证书。因为里长对体育的偏好，万兴里的体育运动设施比较齐全，在河滨建设各类体育设施，有溜冰场、棒球场、篮球场，往动物园处走，有网球场、足球场。社区内还建有老人健身器材，2013年还建成一个遥控车练习场。

里长由里民选举产生，每届任期四年任满后换届，选举后当选里长，由市长任命。在办公经费方面，每年可获得30万（新台币）建设金。由于临近文山区的垃圾焚化场，里办公处每年可以得到70多万（新台币）的回馈金。里长个人每月可以从市政府获得4.5万（新台币）的补助费。30万（新台币）的建设金中，项目小的例如整修街道、修理公园等由自己处理，超过10万（新台币）的需要由区公所对外招标。所有的经费预决算都要在台湾社区内公布，供里民监督。同内地居委会一样，里办公处并非法人组织。一个典型的案例是，里长要动用政治大学的体育设施举办一场体育活动，首先是向区公所报备，然后以区公所的名义同政治大学协商，最后以万兴里承办的方式举办体育活动。这说明，由于没有法人资格，里组织的自主性受到限制。

里办公处包括里长、邻长（万兴里有31位邻长），邻长任期满两年后换届一次，要在区公所报备。平时，里长主要通过邻长来组织工作，区公所派一位里干事，每天下午三点左右来帮助里民处理公务。市政府给每个邻长每月发2000元交通费、400元报纸经费。

因为靠近政治大学，里长选择走“学校社区化、社区学校化”的道路，透过政治大学的力量来规划社区发展，带动师生参与社区发展；同时，里长跟学校的日常联系也很融洽，得到的资助较多。

同其他社区不一样，万兴里并没有成立独立于政府和里组织的社区发展协会。在里长看来，社区发展协会一般会跟里办公处有一点对立，在一些社区里，里长和社区协会理事长处于竞争地位，因为社区发展协会是属社会局管辖的，里办公处是属于民政局的，实际上是政府内部竞争向社区的延伸。

在台北市万华区的西门里，其临近台北市西区最重要且国际化程度最高的消费商圈，现有人口1922户，3915人，分为16个邻。里长现年86岁，担任里长60多年。因为这个里已经建设得十分成熟，平常里长所要处理的事务并不多。由于里长深耕多年，这个里也没有成立社区发展协会。里长的解释是：我们这里全是做生意的，没人成立社区发展协会。

治理反思

里长由里民选举产生，由市长任命，这不同于大陆地区。台湾将里长定位为“半官方组织”，直接给了里办公处作为政府与民众沟通渠道的定位。里长听命于区公所（相当于大陆的街道办事处），但并没有出现行政事务大量向社区下沉的情况。同时，由于缺乏外部制约和竞争的情况，里长工作的自由裁量权很大，30万（新台币）建设经费基本由里长掌控。也就是说，在没有竞争的情况下，里长在社区建设上会打上深刻的个人印记。那么，在可做可不做的情况下，如何确保里长能够发挥积极性呢？值得反思。台北的封闭社区也越来越多了，对原有的治理格局造成很大的冲击。如何管理这些“gated community”，也是台湾面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