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道晖

（中国法学会 法理学研究会，北京 西城 100034）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法治中国”的宏大目标，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做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战略部署，两次全会都强调“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等方针。其中“法治中国”“法治社会”在执政党的政治语汇中属于新概念和新命题。“法治国家”与“法治中国”的内涵都包括“国家”，这两个提法是一回事、概念重叠，还是不同的范畴、概念？“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同在一个国境之内，它们是同一的或相互包含的概念，还是互有区别、相对独立和相互对应的实体？对此的许多解读，似乎还停留在旧的“法治国家”范畴和观念上。譬如对于“法治社会”，理论界往往只是把它当作一个涵盖国家的大概念，与法治国家是同一的，要么将它包含于国家之中，社会是国家的社会；要么把它等同于法治国家，人们讲法治社会，与讲法治国家是同义语。

其实，法治社会是相对于法治国家而言的。单讲建设法治国家，而不问建设什么样的法治国，搞不好有可能造成对国家权力神圣性的过度崇拜，走向国家至上主义，导致实质的“不法国家”、专制国家。1920年代—1930年代，德国魏玛共和国实行的就是实证主义或国家主义法制国，认为“法律就是法律”，只要是主权者（国家）制定的，不论其良恶，都是合法的，都必须无条件服从。这种国家至上的法制国为后来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专政开启了闸门。

再者，历史实践也表明，法治国家如果没有法治社会作为与其互动的基础力量，则很难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