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姚 桓



从严治党规律探析

□ 姚 桓

从严治党是共产党的性质和历史使命决定的必然性要求；从严治党的主线不变而具体要求又不断变化，执政后从严治党具有更大的紧迫性和艰巨性，总趋势是越来越严格；从严治党是贯穿于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各个领域的系统工程，要坚持“五位一体”，使各项工作相互配合、促进；从严治党与改善党内政治生态是辩证统一、密切结合的，要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以从严治党作为改善党内政治生态的根本举措，又以政治生态的改善推动从严治党的落实；从严治党与党群关系建设呈明显的正关联，要以从严治党作为密切党群关系的战略措施，打造“党离不开人民、人民离不开党”的命运共同体。

从严治党 规律 五位一体 党内政治生态 党群关系

从严治党是有规律的。习近平总书记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总结会上提出了要把握从严治党规律的重要课题。只有深刻认识规律并自觉实践规律的要求，才能不断提高从严治党的科学化水平，使从严治党取得应有的实效。

一、从严治党是共产党的性质和历史使命决定的必然性要求；遵循这一要求并自觉实践，党的事业才能不断发展、胜利

无规矩不成方圆。政党作为追求特定纲领的政治组织，要组织起来并实现纲领，必须制定并执行自己的规矩，并以此要求党组织、党员。但政党性质不同，政党制度不同，其规矩的内容和执行的严格程度差异很大。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政党一般是由国会的派别发展而来，长期在稳定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框架下活动，主要任务是组织竞选和在议会通过符合本党目标的议案。这样的环境和任务决定了这些政党组织上比较松散，纪律要求不甚严格，有时甚至党员的党派身份也难以确定，党员从一个党转入另一个党的事情经常发生。共产党则完全不同，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担负着彻底改造社会的艰巨历史使命，诞生时大都无合法地位，处于旧政权压迫之下。为发展和取得胜利，必须把自己凝聚成为思想统一、组织团结、行动一致的战斗整体，把力量集中在一个攻击点上，去克服困难、战胜敌人。正是共产党的性质、历史使命引发出从严治党的必要性要求，也成为共产党建设上的显著特点和重要优势。由于入党是先进分子自觉的政治诉求，是一种自愿行为，参加党就意味着愿意接受党的纲领章程，接受组织纪律的约束，所以从严的要求既是必须做到也是能够做到的。从世界共产党的发展历程看，马克思在创建早期工人阶级政党时指出：“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1](P413)在马克思恩格斯指导下制定的第一个共产党章程《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中规定了严格的纪律，要求盟员的生活方式必须符合同盟的目的。从严治党思想也体现在列宁建党的全部实践中。按照列宁的设想，在俄国要建立的党不是旧式的、松散的、改良的社会民主党，而是担当推翻旧政权的革命任务的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党是组织的总和，组织能使力量增强十倍；共产党必须以先进理论为指南，实行严格纪律；入党必须参加组织，接受组织管理和监督。列宁以此作为入党的一个条件，为此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正因为列宁建立了那么一个好的党，才能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2](P44)中国共产党是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帮助、指导下诞生的，面临着更险恶、更困难的环境，在酝酿建党过程中，克服了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所以从严治党的要求一开始就非常明确，而且始终如一，体现在历届党章和全部党规党法中。早在1921年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中就规定了严格的入党条件和严格的纪律。老革命家彭真在参观一大南湖红船时意味深长地说，这只船很小，但前途远大。确实如此。党诞生时只有几个小组、几十位党员，历经90多年奋斗，至今成为拥有8000多万党员、几百万个基层组织的大党，而且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成功执政60多年，创造了世界近现代政治文明史上的奇观。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之道何在？除了正确的符合社会发展规律、代表人民利益的纲领路线，就是依靠从严治党保持了党的战斗力、凝聚力，有效地执行了党的纲领路线。正是有了从严治党，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政治上最先进的政党，而且成为组织得最好、最有效率的政党，具有最强软实力的政党。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一系列卓有成效的从严治党举措，是在深刻认识必然性基础上自觉发挥主动性、能动性的结果。今后，为了党的事业继续发展，还必须继续发挥这种主动性，自觉践行从严治党要求。

二、从严治党的主线始终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和战斗力，具体要求又与党的环境、任务和自身状况密切相联；执政后从严治党具有更大的紧迫性和艰巨性；执政后的每个阶段也都不断提出新要求，总的趋势是越来越严格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从严治党的主线始终不变，即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同一切弱化先进性、损害纯洁性的倾向做斗争，在此基础上保持和提高党的战斗力。由于党的情况不断发展变化，从严治党的具体要求又是与党在不同时期的环境、任务及自身状况相联系的，具有时代特征。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处在白色恐怖和残酷武装斗争中，革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当时的环境、任务突显了从严治党要解决的两个问题：一是在发展、扩大党的队伍同时防止投机分子混入党内，也拒绝落后分子入党，保持组织上纯洁性，这对党来说是生死攸关的问题。例如，党的四大提出，“在现在的时候，组织问题为吾党生存和发展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3](P379)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为党制定了“大胆发展而不让一个坏分子混入”[4](P524)的方针。二是面对农民小资产阶级成分在党内占多数的现实，注重思想建设，以无产阶级思想克服农民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保持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的先进性。对此，刘少奇在七大修改党章报告中指出，“在我们党内，最本质的矛盾，就是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其中最重要的是无产阶级思想同农民、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因此，我们党的建设中最重要的问题，首先就是思想建设问题，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去教育与改造党员、特别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问题，就是和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斗争并加以克服的问题。”[5](P14)当时，一方面由于在残酷的斗争考验面前，缺乏信仰的人一般不会冒着生命危险加入共产党，革命意志不坚定者，也很容易被淘汰，所以在当时的客观环境下，严格要求党组织、党员相对容易些。另一方面，党紧紧把握自身建设上要解决的问题采取了得力措施，所以从严治党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党执政后，地位、环境、任务、自身状况都发生根本变化，党的建设进入新阶段。从严治党在客观上更具有紧迫性，落实的难度也更大了。这里有三个因素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一是执政后许多人的入党动机呈现复杂、多样的特点而且在和平环境下难以检验；二是执政条件下党员队伍不断扩大是必然趋势，党在保持先进性的同时也日益发展了群众性特征，党员队伍管理的任务更加繁重；三是党执政后要经历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其中又分为不同时期，所谓经受执政的考验，每个时期都有一些突出的问题需要解决。具体分析，党执政初期，最迫切的问题是防止骄傲、贪图享乐等消极腐化情绪，抵制资本主义思想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腐蚀。解决这些问题，党才能保持自身的纯洁性，巩固政权。当时的“三反五反”运动就是着眼于这些问题的。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政权初步巩固后，情况有所变化。需要解决的问题是防止执政党脱离群众、克服官僚主义；是如何严格要求党员，“为提高党员的标准而斗争”，[6](P242)八大后也采取了相应措施。进入新时期后，党的主要任务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实现现代化，从严治党要解决的问题是确保党成为领导现代化建设的坚强核心。十二大正是以此作为党的建设根本指导思想的。十二大后的30多年，这个思想始终在坚持。这个新时期也经历了不同阶段，每个阶段也有不同的具体要求。从1978年到1980年代中期，主要是克服“文化大革命”给党造成的思想、组织、作风不纯，特别是端正党风，恢复、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为领导现代化建设做思想、组织、作风的准备。1980年代的整党就是为此开展的，确定了“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等四项任务。十三大后我国改革开放步伐明显加快，特别是十四大后我国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即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随着形势发展和改革深入，执政、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和外部环境的考验更加严峻，党的思想、政治、组织、作风建设都面临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这里既有领导能力不适应领导需要的问题，也有思想、组织、作风状况不符合党的性质、宗旨的问题，包括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和消极腐败等等。所以，这一时期的从严治党，一是要提高党的执政水平、领导水平；二是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从十四大到十七大，党都在强调这个问题。从1990年代的“三讲”，到2000年代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学习实践科学发展活动、创先争优活动，都内在地蕴含了这些要求。十八大开启了我国深化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又一新阶段，为了完成这一艰巨任务，需要党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具有攻坚克难的打铁硬功夫；同时更好地贯彻群众路线，实现对人民群众的再动员、党心民心的再凝聚。因此，十八大以后的从严治党也聚焦于两个问题：一是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克服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提高群众工作本领；二是集中力量做好反腐倡廉工作，并逐步从治标转向治本。这两方面工作的收效都十分明显。回顾历史可以看出，党的事业发展不断给从严治党提出新问题，从严治党的总趋势是越来越严的。以对党员的要求为例：一大纲领提出，接受党的纲领和政策，愿意忠于党，经过党员介绍，方可加入党，但入党前，需断绝同反对党的纲领的任何党派的联系。五大后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增加了党员还要服从党的决议，参加在党的一个组织中工作并交纳党费的内容。七大党章首次规定了党员的权利和义务，使党对党员的要求更加严格，更加具体化、规范化。十二大党章规定了党员的基本条件：即党员“是中国工人阶级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除了制度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外，所有党员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从十二大到十八大，对党员义务的要求也不断充实新内容。历史表明，只要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没有完成，从严治党就永远在路上，永远是个常讲常新的课题。党必须紧紧把握时代脉搏，紧密结合实际，迎接新挑战，提出从严治党的新要求，完成新任务，使从严治党成为加强党的建设的锐利武器。

三、从严治党是系统工程，贯穿于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各个领域；要坚持“五位一体”，使各个领域的工作相互促进，才能提高从严治党的水平

从严治党是一个系统工程，体现在思想、组织、作风、反腐倡廉和制度建设各个方面，而这些方面又是相互联系、影响的。中国共产党明确这一思想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建设概括为思想、组织、作风建设三大领域。在当时条件下，尽管也制定出一些基本制度，但由于紧张的战争和根据地的不断变化，很难有系统的制度建设。执政后，历史的惯性和认识的局限性导致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未能把制度建设放在突出位置，解决党内各种不良倾向和不正之风，主要依靠思想教育和执行纪律，或者通过运动进行整治。一些思想建设、作风建设的好做法，也没有以制度形式固定下来。例如八大虽然强调了民主集中制，但对于如何发扬党内民主，特别是对于中央内部的民主生活，缺乏制度上的保证，加之其他一些原因，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坏，给党和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历史的代价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经过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邓小平明确提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2](P333)要避免类似“文化大革命”的悲剧重演，“要从制度上解决问题”。[2](P348)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进一步指出，鉴于“文革”的教训和党的现状，必须把党建设成为具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的党。由此在实践中开启了制度建设的新时期，制度建设也作为单独一项建设出现在党的文件中，党的建设扩展为四大领域。党是一贯重视反腐败斗争的，改革开放以来尤其强调反腐倡廉建设，但在很长一段时期，反腐倡廉作为作风的一部分出现在党的文件中。实践是理论发展和创新的动力，反腐倡廉的丰富实践和严峻形势表明，这项建设具有战略性和全局性，关系执政党的生死存亡，仅仅从作风角度去认识是不够的，况且廉政建设许多内容也不是作风建设所能涵盖的。从十七大开始，反腐倡廉从作风建设中抽出来，单独作为一项建设加以布置和阐述。至十七届四中全会，第一次形成思想、组织、作风、反腐倡廉和制度建设五位一体的格局。这五项建设是相互联系的整体。其中，思想建设上的严格要求是党的全部建设的前提。因为党员的先进性来源于高度的思想觉悟；党的纪律既有强制性，又是靠党员对党的忠诚和献身精神来维持的。以科学理论为指导，通过思想教育坚定理想信念、强化宗旨意识、党员意识、纪律意识，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遵守纪律的要求才能落实。因此思想建设居于首位。组织建设上的严格要求是基础。组织建设一是要把好入口关，按照党章规定的党员标准发展和管理党员，及时、妥善地处理不合格党员；二是贯彻民主集中制，在党内形成既有整体目标和严格纪律、又有个人积极性创造性的生动局面。作风是思想的外在表现，作风建设上的严格要求，实质是把思想建设、组织建设的效果见之于行动，纠正各种不正之风；同时也是巩固思想、组织建设的成果。反腐倡廉建设既是纠正思想、组织、作风方面的突出问题，也是促进思想、组织、作风建设的有力行动。上述四个方面的严格要求都要由制度建设来保证，或者说，制度建设贯穿于四个方面。所以，制度建设包括制定和执行制度上的严格要求，是从严治党能否落实的关键。五个方面相互影响、相互依存，任何一个方面缺失，就如同木桶出现一个致命的短板，从严治党效果就会大打折扣。按照“五位一体”的思路落实从严治党要求，最重要的是把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思想建设始终是党的建设首要任务，但是思想教育不是万能的。改革开放以来，少数地方、单位的集中教育活动一度取得成效，但并不巩固，往往呈现两个抛物线现象：即活动是“发动——高潮——回落”，群众心理是“希望——振奋——失望”。究其原因，是教育的成果没有及时用制度巩固下来，制度不健全的问题未能及时解决，活动过后干部思想出现反复，不正之风出现反弹。而制度作为根本行为规范，兼有导向作用和纠正作用，可以更有力地规范人们的行动，弥补单纯思想教育的不足。但制度也要靠人来制定、执行和维护。离开多数人的自觉性，制度终究会流于形式。因此必须使二者密切结合，思想教育领先，教育成果及时用制度巩固。同时也不能把制度建设看做简单的程序性、技术性工作，建章立制的每一步都伴随思想教育。思想教育领先，制度跟进，在制度基础上形成机制。机制是以制度为依托建立的有明确工作目标、实施办法和保障措施的工作系统，是执行制度的方式。只有形成健全的机制，制度才得以执行。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两方面的结合真正体现了共产党从严治党的特点和优点，既不是抽象空洞的口号和可做可不做的一般性要求，也不是简单盲目的生硬规定和不教而诛的惩办主义。只要思想教育启发的自觉性和制度特有的约束性紧密结合，内在动力与外在督促相结合，从严治党的要求就会真正实现。

四、从严治党与改善党内政治生态是辩证统一、密切结合、良性互动的；要以从严治党作为改善党内政治生态的根本举措，又以政治生态的改善推动从严治党的落实

所谓党内政治生态，就是指党内政治生活现状，政治生态综合反映党内各方面状况，主要是反映党内风气尤其是领导干部的作风。从总体和本质讲，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但党内不是全体党员、干部素质整齐划一的“无差别境界”，事实上党内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先进、中间和后进的差别，作风上也往往是优良作风与不正之风并存。问题是，在一个特定时期、特定环境里，什么样的价值导向、什么样的风气占上风。这就决定了此时此地党内的政治生态。如果一个地区内从总体上讲，党性原则能够坚持，党内政治生活正常，执政环境表现为风清气正，多数人走正道、干正事、谋正业，会有力地抑制歪风邪气，搞不正之风没有市场，那么这个地区政治生态就是良好的；反过来说，如果潜规则代替原则，“不跑不送，原地不动”成为规则，“做事不如作秀”成为习惯，“能干不如能吹”成为标准，“联系群众不如巴结领导”被视为升官之道，甚至出现官场“逆淘汰”，就意味着这个地区政治生态的退化乃至恶化。政治生态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敢不敢正视问题、敢不敢解决问题，也就是取决于对从严治党的重视程度、执行力度和实际效果。正如刘少奇所说：“如果把我们党比做一个人的肌体，那么，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肌体，它完全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医治那些暂时地、局部地感染到的病毒，而且在医治病毒之后，增强身体的免疫力。[7](P712)从根本上讲，共产党是有自我净化能力的，但只有认真而不是敷衍地实行从严治党，才能使自我净化能力充分发挥出来。从严治党的过程实质就是医治病毒、增强免疫力的过程，是弘扬正气、打击歪风邪气、激浊扬清的过程，自然也是改善政治生态的过程。古人云，“取乎其上，仅得其中，取乎其中，仅得其下”；又云，“风俗既正，中人以下，皆自勉以为善；风俗一败，中人以上，皆自弃而为恶”。如果说优良作风有很好的导向作用，不正之风一旦形成，负面效果也很大：流风所及，难免会给好人造成不良影响，导致原则废弃、是非不辨，让越来越多的人由不满失望到习以为常，继而效法，同流合污，这就产生了“破窗效应”。一个时期以来，由于在一些地方从严治党未能完全落实，歪风邪气迟迟得不到制止，官场上少数人热衷于跑官买官，一时间搞得乌烟瘴气。有人以为积重难返，因此丧失信心。有的党组织也放弃从严治党责任，寻求“相安无事”，这就助长了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形成腐败、不正之风与政治生态退化的恶性循环。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除率先垂范、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外，更以刮骨疗毒的决心和扎实有效的举措惩治腐败，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态度纠正不正之风，尽管时间不长，但从宏观和大部分地区看，效果非常明显，党心民心为之一振。这说明政治生态的改善是事在人为的。另一方面，由于政治生态的改善，从全党看，实行从严治党的动力足了，阻力小了，正能量不断注入，严于律己、自觉遵守制度在全党基本形成共识。一些过去看似难以执行的规定也得到执行，一些过去屡禁不止的歪风也初步刹住了。实践证明，只要把从严治党与改善政治生态相结合，使二者良性互动，常抓不懈，久久为功，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建设就能提高到新水平。

五、从严治党需要人民的支持、监督，也会从人民中汲取不竭的动力，从严治党与党群关系建设呈现明显的正关联；要以从严治党作为密切党群关系的战略措施，打造“党离不开人民、人民离不开党”的命运共同体，这是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证

从严治党是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这种净化和完善不是关门进行的，需要人民群众的支持、监督，也一定能够得到人民的支持，从严治党也自然成为赢得人民群众支持的关键性党建举措。因为通过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纠正一切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正是为了更好地贯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任何时候，从严治党与党群关系建设都呈现明显的正关联，在党执政后尤其如此。执政后，党群关系出现新特点：人民群众对党的认同逐步由历史认同、感情认同转为业绩认同、利益认同，对党有了更高的要求和期望，更加不能容忍党内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从党这方面看，执掌权力带来以权谋私、损害群众利益的可能；体制的某些缺陷又会助长这种情况。随着时间推移，中青年干部成为队伍主体，很多人对党的群众路线有认知，但缺少群众工作的经历和经验，缺少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防止党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在代际更迭中遗失，成为党的建设重要课题。从党员队伍看，抱有不良动机的人也愿意进入执政党来争权夺利。由于这些因素，执政后脱离群众的危险、危害都比以前大大增加了。更严重的是，由于掌握着权力和全部国家资源，一个时期的错误和不良风气不会立即威胁到党的生存，加上经济发展成就可能掩盖社会矛盾，胜利和掌声可能淹没群众的不满，因而一部分干部会忽视脱离群众的危害和危险，甚至面对危机麻木不仁。因此，越是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越是要强调从严治党，及时克服和纠正一切脱离群众、损害群众利益的思想、行为。世界政治文明史一再证明，人心向背决定政党命运，任何政党只有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才能够长期、有效执政。这可以说是一条“执政铁律”。苏共失败的教训证明，一个大党老党，执政几十年后非常容易在党群关系方面出现大的问题，出现党与人民相疏离，甚至相分裂的现象。以苏共为鉴，深入分析我国现实情况可以认为，今后若干年，中国共产党正处于打破历史周期律的关节点上。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此有极为清醒的认识，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坚定的信心，采取一系列从严治党举措，得到人民群众的热情支持和坚决拥护，党和人民群众联系得到进一步增强，这又为实行从严治党提供了更好的社会环境和民意基础。实践证明，要以从严治党作为密切党群关系的战略措施；实施从严治党以人民满意为标准；从人民的批评和不满意中发现问题；从人民的支持、监督中吸取从严治党的力量 ，打造“党离不开人民、人民离不开党的命运共同体”。这样，党的事业就会不断取得胜利。

[1]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2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4]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刘少奇.论党[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6]邓小平文选(第一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7]刘少奇论党的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杜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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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3(2015)02-0011-06

作者：姚桓，全国党建研究会特约研究员、中共北京市委党校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执政党建设。邮编：100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