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文彪 孙娜

对年初经济形势的几点判断

明文彪 孙娜

当前的经济形势分析不宜囿于“三驾马车”的传统理论框架和救治方案，要把大国经济、技术冲击、制度变迁置于生产函数内部。值得注意的是，增长潜力只是理论上的可能，能够转换为真实增长，依然有赖于风险管控和政策配合

年初数据显示内需依然疲软，不少人怀疑经济增速会继续回落。另一方面，大国崛起、新技术革命、新创业运动、市场化改革方兴未艾，预示中国正跨入全新时代，经济增长或有充足空间和较强潜力。我们认为，当前的经济形势分析不宜囿于“三驾马车”的传统理论框架和救治方案，要把大国经济、技术冲击、制度变迁置于生产函数内部，用新的视角看待变化着的世界和中国经济。

密切关注影响当前经济增长的四大力量

细心的人们可以察觉，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诸多知名机构，每期的世界经济展望对中国经济的预判总是高挂“达摩克利斯剑”。当日历翻到2015，一带一路、亚投行、互联网+、中国制造2025，我们发现自己已经完全被新思想、新概念、新理念包围。

大国崛起的力量。“一带一路”和各国及地区对亚投行的追捧证明，中国经济已具有举足轻重地位，无论是高铁出海，还是自贸协定谈判，中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地位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一方面，投资由境内转移到境外，产能过剩的压力一定程度得到缓解；另一方面，由于跨国因素的加入，投资效率快速递减情况也可能会得到遏制。国内企业“走出去”拓展全球资源布局，国内生产总值（GDP）或已不足以真实反映国民财富能力，国民生产总值（GNP）将成为衡量国民财富创造的新尺度。当然，短期可能对央企更有利，浙江传统小微企业受益有限，但中长期会影响这些企业的治理结构和资本结构，更重要的是有助于全球视野的形成。

新技术革命的力量。后发国家的关键是加快新技术扩散和应用，而目前随着劳动力价格上升和消费升级的到来，中国的技术应用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阿里巴巴、腾讯、百度、华为、小米等公司，将互联网浪潮从太平洋东岸带到中国的千家万户，并一夜间改变了整个社会生态。尽管没有明确证据表明，当前中国已经掀起了技术革命，但传统产业和传统企业家或主动或被动接受新技术的改造已成为不争事实。在全球范围看，大数据浪潮、信息技术和制造业的融合，以及能源、材料、生物等领域的技术创新空前活跃。特别是，信息技术革命在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进入广泛和深度应用阶段。对于经济增长而言，具备新技术思维的传统产业将会获得重生，而因循守旧的企业将很快被市场淘汰，“毁灭性创造”将改写中国的生产函数。

新创业运动的力量。若在杭州的茶楼呆个半天，很容易听到身边的人都在谈自己的创业公司，“万一实现了呢”，大家如是说。数据显示，近两年企业数量井喷式增长，浙江新登记市场主体保持月均新设2万户以上的势头，这中间既有简政放权放宽创业门槛的因素，但更多反映了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的时代烙印。本轮创业热潮不仅有大学生创业潮，还有精英离职引发的创业潮，更有体制内的官员下海创业潮，具有全民参与的复合性。轻量化、个性化、网络化成为本轮创业热潮的共同特征，对传统创业文化是一种彻底颠覆，创业主体集中在80后、90后，企业可能不再需要实体办公地点，甚至不再需要雇佣员工，一个鼠标就可实现钱货两清，微博、微信、APP等媒介取代了传统营销手段。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现行统计数据可能无法跟踪这种消费行为，也极可能低估经济活动的热度。

市场法治推动下的制度变迁的力量。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走向成熟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基础。经过两年疾风骤雨的改革，尽管法治思维真正深入人心仍需要较长的时间，但法治市场经济的体系脉络已基本明晰，包括近期推行的一系列措施，审批制度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党的制度建设等等，为约束政府行为开了个好头。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一方面，政府消费继续回落，对部分带有政商痕迹的行业产生冲击；另一方面，寻租等交易成本下跌，会反过来刺激大众创业的发展、民间资本的兴起，而这正是经济增长的源泉。

对年初浙江几个经济现象的解释和澄清

（一）年初消费非常规回落的原因探讨

1—2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8.2%，增幅比去年同期回落3.3个百分点，是200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我们认为，年初消费的非常规回落主要受价格波动和基期因素影响，基础消费增速并不低，年内将逐步回升。另外受制于统计限制，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对新兴消费的覆盖相当有限。

价格和基数原因干扰开局消费。国内成品油价格持续下跌，汽油出厂价格由去年8月中旬的8945元/吨降至3月底的6670元/吨，跌幅高达四成，直接导致浙江石油及制品类零售额同比下滑13.5%，拉低浙江消费增速2个百分点左右，如剔除此项，浙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0.0%左右。同时，受杭州汽车限牌政策影响，去年一季度杭州及周边城市汽车销售火爆，汽车类零售额对比基数较大，今年1—2月汽车零售额增幅比去年同期回落11.2个百分点，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贡献率从去年同期的24%回落到12.1%。

新型消费和刚性消费依然强劲。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不是全口径的零售消费，它不包含大多数的服务类消费，即使在实物消费中，也排除了部分网络消费，微信支付、海淘等多种消费途径产生的消费额，显然这些新兴消费行为已经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另外，虽然1—2月份存在石油制品、汽车等消费的波动因素，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类中食品等刚性消费仍然坚挺，食品、饮料、烟酒类零售同比增长12.6%，高于去年同期6个百分点。因此，当前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统计能在多大程度上真实反映实际消费，值得进一步探究。

消费增长有望逐步回暖。首先，原油已在2月份经历了小幅反弹并逐渐企稳，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原油再次大幅下跌的概率较小。其次，去年浙江汽车消费从4月份开始快速下滑，全年处于低位，预计未来汽车消费增长面临较低基数，同比增速回暖概率较大。第三，3月份以来，房地成市场迎来一系列政策套餐，有利于释放改善性住房需求，相关住房类消费回暖可能在后续季度中逐步显现。今年两会报告中提到“让亿万群众的消费潜力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未来不排除将会出台相关刺激政策。

（二）股票市场和实体经济背离之谜

经济下行风险还在加大，而股票市场正在迎接大牛市，上证综合指数已超4000点，相较去年年中涨幅已几近翻番，全民炒股的场面再度出现。历史上看，两者相互背离较为常见，但像这样“冰火两重天”的情形却并不多见。我们认为主要有三个原因。

政策利好传导到股市更为迅速。2014年特别是今年以来，中央和地方出台了一揽子远超预期的稳增长政策，既有着眼长远发展旨在标本兼治的“改革举措”，如审批权限下放、自贸区扩面、众创空间发展，又有直面下行压力旨在立行立改的“短期工具”，如路条批复加快、利率和准备金率下调、地方债置换、房地产限购全面放松，等等。股票市场作为经济的晴雨表，首先是政策的晴雨表，在如此密集的利好政策刺激下长线飘红，是十分合理的。对于实体经济，最大的问题是产能过剩风险，这并非一早一夕形成，“短期工具”对其产生影响会有一段滞后期，而“改革举措”所需要的时间相应更长。可以预料，上半年国内需求依旧比较疲软，下半年会逐步企稳回升，到明后年，股票市场和实体经济或将出现同向而行态势。

中国经济的新兴势力正在全面崛起。十八大掀开了中国改革发展新的一页，这在2014年下半年以后已经相当明朗，“新常态”和“四个全面”的阐述已经从口号，实实在在落到具体举措中来。整个社会似乎又出现了上世纪80、90年代蓬勃向上的激情。从公务员的辞职下海到各种新产品、新模式的涌现，有理由相信下一轮的大众创业创新会超出我们的想象。与此同时，传统的产业、因循守旧的企业家，却面临积重难返的境地，产品无法满足新一代消费者的需求，盲目扩张的生产线、见异思迁的管理方式又将企业拖入债务泥潭，特别是在传统政商关系以及“人格化交易方式”逐渐土崩瓦解的市场体系中，旧的生产方式和企业实体破产退出的命运已经无法挽回。中国经济正处于新旧全面分化、新兴势力全面战胜传统力量的转折窗口期。股票市场是对未来的展望，实体经济则是过去和现状的描述，一热一冷很好地衡量了两者的力量对比。

中国资本市场尚不健康。股票市场具有天然的非理性特征，特别是对资本市场尚不成熟的中国而言，更是如此。这种不成熟除了金融结构扭曲、市场深度不足、行政干预较多外，违规操作泛滥、贪婪文化盛行、股票表现与企业业绩关联不大等是关键因素。研究指出，如果一个利好或一只股票价格上涨，就会导致无数个利好或无数股票价格上涨，并且这些股票的上涨都有其合理性，盈利在增长，市盈率在下降，但这里隐藏着巨大的泡沫乘数效应，即股价的上涨或市盈率下降可能是股市泡沫多次传导带来的结果。这种现象的出现与推进金融体系繁荣，提高国内金融体系综合实力是完全相悖的。因此，在承认股票市场部分是对未来增长前景预兆的同时，也要对本轮牛市保持高度的警惕，避免2007年“530”事件重演。

（三）通货紧缩的可能性预警

当前结构性通缩客观存在，输入型通缩、产能过剩、地产行业调整基本上是通缩的三大源头。年内物价可能呈现“CPI稳、PPI弱”格局，要警惕PPI持续负增长的传导风险。

目前形成全面通缩的条件尚不具备。当前对经济是否陷入通缩存在较大争议，从学术定义上来看，通缩是指物价的全面持续下降。从当前的情况看，并不存在全面的通缩现象，本轮物价的下行表现为PPI持续下行，而CPI处于低通胀状态，比较符合结构性通缩特征，而与我国1998—2002年以及2009年的全面负增长有明显的不同，从国际上来看，与历史上美国大萧条时期和日本1990—2000年间物价全面负增长并连带实际产出负增长或低增长有本质区别。

输入型通缩和内需不足是物价下行主要原因。从居民消费价格来看，1—2月，全省CPI比去年同期上涨0.4%，单月已经是连续4个月在1%以下运行，月度累计涨幅是2009年12月以来的最低点。食品价格涨幅不明显，居住类价格表现疲软，油价下降导致的燃料等价格下滑是主要原因。从生产者价格来看，1—2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2.9%，已经是连续38个月下降，再创2012年10月以来的新低。在过去较长时期内，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走低使原材料进口价格下滑，是拖累PPI增长的直接原因，而宏观经济走弱，工业需求不足也是造成PPI难以走强的重要因素。

PPI较难摆脱负增长区间。PPI走势是国际大宗商品以及国内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前者主要影响生产资料价格，后者主要影响生活资料价格。由于全球经济整体性的影响，世界范围内生产资料价格的波动具有较强同步性。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领先于PPI的CRB商品指数去年5月开始快速下降，如果全球经济恢复可以维持，大宗商品价格将会止跌，但反映到浙江层面或许有1—2个季度的时滞，最早下半年省内生产资料价格才有望逐步回正。对于生活资料价格，国内需求的低迷，以及上中游产能过剩均形成制约，短期仍难摆脱通缩状态。另外，考虑到稳增长政策持续加码，但PPI降幅反而扩大，地产销售的改善也没有拉动上中游企业大幅补库存，意味着工业品达到供需平衡以及PPI同比转正所需时间将延长。

CPI涨幅预计逐步回升。当前猪肉价格已经开始小幅反弹，未来食品价格可能会出现一定上涨，受地产政策影响，未来居住类相关价格具有回升空间，而由于劳动力价格上涨所导致的服务类价格上涨将具有持续性，且下半年翘尾因素逐步下降，全年CPI可能呈现前低后高格局。需要注意的是，我国PPI向CPI的传导一般较弱，且已经出现CPI和PPI走势分化趋势，当前CPI更多受到需求端影响，即使PPI持续负增长，对CPI的影响也并不大。

（四）房地产政策托底的作用分析

3月底，央行宣布居民购房首付比例再次调低，住房转让营业税征收年限大幅缩短，政策力度远超预期。政策出台几天来，商品房成交量回升迹象明显。我们认为，房地产下行对经济最大的拖累已过，但房地产市场真正回暖还为时尚早。2015乃至整个“十三五”浙江经济增长动力来自房地产的力量或将较弱。

浙江房地产市场进入全面去库存阶段。根据房屋存量和房价水平做一个衡量，浙江房地产可以分解为四个阶段。第一段，2007年之前，房地产供需总体处于较低水平；第二段，2008年到2011年，房地产经历了非常猛烈和非常显著的积累，存货水平出现极其显著的回升，价格经历了广泛的上升；第三段是2012年到2013年底，部分城市房地产存货出现下降局面，新开工面积增速负增长，且明显低于销售面积增长，温州等城市房价涨幅开始负增长；第四段是2014年初至今，全省城市普遍意义上进入去泡沫、去存货周期，房价水平开始全面松动，销售金额增速持续低于销售面积增速。

去库存可能将持续3-6年。不考虑2007年以前累积的房屋存量，仅观察2009年以来的商品房新开工面积，扣除销售后至少还有2.2亿平方米的房子有待消化。与历史正常存货相比，现在的存货水平至少高出1.5倍。按照历史情况预判，销售量年增长的峰值为20%，按照-10%的新开工、10%的销售增速推算，恢复到历史存货水平大概需要5—6年时间。即便考虑到城市化加速、限购政策取消等因素可能引发的销售量的爆发式增长，恢复到历史存货水平也需要3—4年时间。这就意味着，若要彻底化解存量泡沫，未来3—6年内浙江房地产的投资和新开工必须显著低于销售增长，整个“十三五”时期经济来自于房地产的支撑力量将会非常弱。

部分城市、商业地产以及中小开发商资金链风险值得关注。开发商“真实”的去存货过程将会导致交易量的扩大和成交价的下降，数据显示浙江刚性需求依然较旺，房屋销售情况已明显好转，全省范围系统性风险总体可控，但区域性、局部性风险值得关注。分城市看，温州商品房价格在连续33个月下滑后已稳定下来，房地产投资也于今年4月份开始止跌，但杭州、宁波、舟山、金华等地商品房销售尚处于下降通道，特别是部分县市和新城的去库存周期进一步延长。分项目看，经济增长趋缓、网络经济冲击下的商业地产项目总体供大于求，浙江写字楼平均销售价格2013年首次回落。分开发商看，房地产开发商利润率大幅下降，但去年大型开发商依然保持8.5%增幅，而中小型开发商销售利润增幅仅增长1.3%左右，预计未来浙江中小开发商的资金压力将会越来越大。

综上，需要在传统“三驾马车”分析框架上，加上消费升级、跨国投资、大国经济等因素，对中国和浙江的潜在增长率适时进行上调，预计“十三五”乃至2030年，中国和浙江经济依然有保持7%左右的潜力。值得注意的是，增长潜力只是理论上的可能，能够转换为真实增长，依然有赖于风险管控和政策配合，一个根本标志是，熊彼特所言“毁灭性创造”成为市场主旋律，而这仍需要付出不懈努力。

作者单位：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