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海

文化

汉末三国的“货币战争”

陈忠海

知古鉴今

汉末三国，军阀割据，群雄逐鹿，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几乎都天都在上演着斗智斗勇的战争。在那些血与火的战场背后，还有一场场看不见的“货币战争”。

军阀抢钱

秦朝的法定货币是半两钱，但由于民间私铸不违法，造成钱制很乱，出现了剪边半两钱，就是把半两钱用剪刀剪下一圈，7到8个半两钱能剪出1个半两的铜，用剪下的铜再铸半两钱。

汉初，朝廷大力推行币制改革，设计了新的方孔圆钱，为防止剪边，在半两钱的基础上增加了围边，确定5铢为1枚铜钱的计重单位，称五铢钱。24铢相当于1两，所以这种钱也不太重，不过由于朝廷大力推行，其信誉很好，两汉一直使用。

汉末，天下大乱，汉灵帝驾崩后凉州军阀董卓控制了朝廷，随后关东联军起兵反抗董卓，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下，初平元年（190年）春天，董卓挟天子由洛阳迁都到长安。

临走前，董卓在洛阳实施了疯狂的财富掠夺，洛阳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高官富贾云集，董卓下令在洛阳周围200里范围内大行烧光、抢光、杀光，把富豪集中起来，胡乱安个罪名集体处死，财产全部没收，还命令士兵开棺掘墓，盗取珍宝，邙山一带的皇陵和许多贵族的墓地大都无法幸免。

蜀汉贬值

董卓还嫌不够，又使出一招，下令废除法定货币五铢钱，改铸小钱，相同的面值但铜的用量少了，等于货币贬值，然后强制推行，赤裸裸地掠夺财富。为了铸造更多小钱，董卓下令到处搜刮铜，洛阳皇宫内外的铜佛像、铜马等各种铜像都拿来化成了铜水。

百姓手里的五铢钱不允许流通，只能拿来兑换董卓的小钱，收上来的五铢钱又可以再铸成更多的小钱，一来一往，董卓发了大财。兵荒马乱，物价来本就不断上涨，币制一改，洛阳一带的金融市场彻底崩溃，“由是货贱物贵，谷石至数万钱”。

汉代五铢钱曾经有很强的购买力，太平年代谷价长期稳定在5 0钱一石，现在疯狂上涨了上千倍。

通常使用解剖针扎入花生用打火机引燃，再去加热试管中的水。在花生燃烧过程中，花生常常有脱落现象，会影响测量结果，原因主要是解剖针没有垂直扎入2片子叶中，所以需要用解剖针垂直扎入子叶。

董卓所铸的小钱由于信誉太差，真正流通的领域也有限，所以当时全国的主要货币仍是五铢钱。

赤壁之战后，天下形势逐渐呈魏、蜀、吴三足鼎立的局面，蜀汉立足成都，它的实力相对较弱，人口少，要支撑起巨大的战争负担，经济压力很大，于是首先打起了货币的主意。

早在建安十九年（214年），刘备刚刚占领成都就遇到了一次严重的财政危机，在刘巴的建议下，刘备推行货币改革，铸造大钱代替五铢钱，这种大钱至少有3种不同形制，其中以“直百五铢”最通行。

所谓“直百五铢”，就是面值等同于100枚五铢钱，但它的重量只有4枚五铢钱重，相当于货币一下子贬值到1／25。

三国之中，蜀汉以一州之力对抗着北方强大的曹魏，时刻提防着东面的孙吴，几乎连年都在打仗，需要巨额军费保障，为摆脱困局，“直百五铢”继续不断贬值。1978年，四川省威远县黄荆沟出土了一坛蜀汉铜钱，共中有“直百五铢”400多枚，却有6种大小不同的形制，最大的一种直径2.9厘米，平均重量9.8克，最小的一种直径2.4厘米，平均重量仅有3.2克。

这还不是最轻的，考古发现最轻的“直百五铢”重是不足0.5克，这种钱不仅“超薄”，而且小，根本无法在上面铸出字来。

汉代1铢约0.65克，按原始发行规制，1枚“直百五铢”的重量应该是13克左右，考古发现的最轻“直百五铢”还不到原始发行重量的二十分之一，说明这种本身就是以贬值为目的的货币，一经诞生就在不停地贬值之中。

孙吴紧跟

值，让孙吴承受了巨大压力。

这是因为，在魏、蜀、吴三国中，大多数时候是蜀和吴联手对抗魏的格局，蜀、吴政治关系较好，加上地理上的联系也更紧密，双方贸易和人员往来频繁，蜀汉推出了“大钱”，如果孙吴继续使用五铢钱，吴国的大量货币就会流向蜀汉。在这种情况下，孙吴于嘉禾五年（236年）也推出了自己的新货币“大泉五百”。

所谓“大泉五百”，就是一种面值500钱的大钱，一枚相当于500枚五铢钱！但是它的重量仅有12铢，相当于2枚五铢钱多一点儿。

这种贬值的力度可谓空前，蜀汉的“直百五铢”只能望其项背。但这并不算什么，仅仅过了两年，孙吴觉得这种钱还无法满足需要，又推出了一种新货币“大泉当千”，每枚面值1000钱。

与蜀钱不断减轻钱币自身重量进行贬值的“小打小闹”不同，孙吴货币贬值的手段就是直接加大货币面值，在“大泉当千”后，大约在赤乌年间，孙吴还推出了“大泉二千”、“大泉五千”两种新钱，把货币战争推向了空前的高度。

曹魏死扛

作为三国中真正的经济大国，曹魏在这场“货币战争”中头脑相对清醒，当蜀汉和孙吴竞相推出“大钱”的时候，曹魏仍坚持使用五铢钱。

曹魏之所以敢这么做，有一定的基础：一来曹魏幅员广阔，独占了天下地盘的三分之二以上，国家综合实力相对雄厚；二来自曹操开始就特别重视发展生产，通过推行屯田制、大搞水利工程等恢复农业生产，经济上有一定实力；三来曹魏长期以来同时与孙吴、蜀汉敌对，边境封闭，蜀钱和吴钱无法在其统治区内流通。

但毕竟处在战争时期，曹魏的经济发展也受到严重破坏，以五铢钱为基础的金融体系越来越难以支撑，曹魏于是想出了一个办法，“罢五铢钱，使民以谷帛为市”，就是停止使用金属货币，用谷和帛两种生活必需物资暂时充当货币，所有商品都按照与谷和帛的比价进行兑换。

这项实物货币政策推行于曹魏黄初二年（221年），但只实行了6年，到太和元年（227年）就停止了。

实物货币本身就是货币发展史的倒退，选用谷和帛作为货币还有明显的弊端，“钱废谷用即久，人间巧伪渐多，竞湿谷以要利，作薄绢以为市”，就是有不法商人把谷子浸上水增加重量，把绢帛里的丝抽出一些让它更薄，通过这种手段牟取暴利。曹魏政府发现这些问题后，立即严厉打击，但“虽处以严刑，而不能禁也”。

恢复五铢钱后，曹魏虽然继续面临着很大的经济压力，但一直没有发行蜀汉和孙吴那样的“大钱”，扛到了最后。

战争背后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三国是风云激荡的时代，几乎每天都在打仗。看三国的各场战役，从充满传奇的界桥之战、合肥之战，到以少胜多的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再到实现大逆转的夷陵之战等等，每一仗既有看得见的厮杀、胜败，也有看不见的幕后准备和谋划，有些胜负似乎出人意料，但那决不是因为某个人大刀耍得好，也不是某个锦囊里藏有妙计。

战争，固然需要智慧和勇气，但拼的还是综合实力，是后勤保障和经济基础。

为摆脱经济困局，蜀汉和孙吴都使用了币制改革的手段，在解决自身所面临的经济、财政问题的同时，也试图从金融方面打击对手。面对蜀汉率先发起、孙吴紧跟的货币战争，曹魏的应对较为冷静，基于对整体形势的正确分析和把握，曹魏没有盲目跟进，坚持了原有的币制，尽管也遇到了很多困难，但总体上取得了成功，在曹魏政权基础上诞生的晋政权最后统一了中国。

蜀汉从立国到灭亡的43年间“军旅屡兴”，蜀汉推出“直百五铢”并一再减轻其重量，虽然部分解决了朝廷财政困难和巨额军费支出问题，但也由此加重了对百姓的剥削，无法使国家真正富强，造成了“民穷兵疲”、“百姓凋瘁”，诸葛亮虽然也采取了很多办法试图缓解经济上的压力，但他不得不承认“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

蜀汉后期，随着“直百五铢”越铸越薄、越来越轻，货币体系事实上已经崩溃，即使刘禅不傻，即使诸葛亮再活几年，恐怕也无力回天。

当孙吴推出了惊人的“大泉五千”时，意味着它也是这场货币战争的最终输家，虽然孙吴后来对一些大钱进行了停用，但货币混乱、经济衰败的局面已无法扭转，加上孙权以后统治者的无能、贪婪，孙吴也毫无起色。

早年，孙权和曹操抗衡，屡次以弱击强打败了曹魏，曹操感慨“生子当如孙仲谋”，曹丕临江长叹。那时，孙吴曾涌现出了周瑜、吕蒙、陆逊等一代名将，但到了后期，孙吴在军事上只有被动挨打的份了。

所有这些，都是经济实力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