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继凯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第一研究部，北京　海淀　100080)



习仲勋在陕甘边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

王继凯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北京海淀100080)

【摘要】习仲勋在领导陕甘边革命斗争中，从当地实际出发对革命道路问题进行了多方面探索。他坚持以建立和发展严格的党组织体系为突破口，确立革命发展的核心力量和基本框架；以政治建设为灵魂整顿和发展革命武装，形成革命发展的基本支撑和战略力量；以梢林为割据中心区并实行多区域呼应发展，形成特有的根据地发展模式；以社会改造为动力因地制宜加强根据地建设，建立革命发展的广泛社会基础。这些特有贡献，丰富了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历史、理论和实践内涵，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财富。

【关键词】习仲勋；陕甘边；根据地；革命道路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的红色政权理论在华南地区得到广泛实践，取得很大成绩，但也遭遇重大挫折。唯有在西北地区创建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后发展为陕甘革命根据地)始终坚持下来，对中国革命全局产生深远影响。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将革命理论与当地实际相结合而创造的历史成果。习仲勋作为陕甘边革命斗争的主要领导者之一，在和刘志丹、谢子长等人共同创建发展根据地的过程中，对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作出了特有贡献。

一、习仲勋在陕甘边早期土地革命战争的特殊环境中积极探寻开辟革命新局面的基本途径

1.从长期斗争和兵变失败的教训中，认识到发动群众建立革命队伍和根据地的重要性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陕西省委就积极贯彻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开展武装斗争，力争在中国西北地区建立党的军事根据地，以与东南地区革命相呼应。但是在南方的湘鄂赣闽粤等省边界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展的情况下，陕甘地区的根据地却迟迟没有建立起来，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此时中国革命的重心偏于南方。国共合作和大革命兴起以来华南即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地区，党和武装力量主要集中于此，中共独立领导土地革命战争也就主要从南方发端，陕甘地区党组织和革命力量相对薄弱。二是中共中央起初对北方地区的革命没有也无暇给予足够重视。这使得陕甘党组织在偏远的西北地区进行更加独立的奋斗和探索时面临更多困难，以致中共陕西临时省委还对中央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意见：“陕西在西北说来也算是很重要，但中央始终不注意，如：(1)几月来除通告外，没见过专函的指示。(2)几年来未见过中央派人来视察。(3)陕西最近工作这样糟糕，没见中央指示一点办法和纠正。(4)中央的刊物如《布报》、《红旗》等(内外的)陕西同志上自省委下至支部(来上海者除外)，是只能闻其名而不能见其面的，但中央也不设法。(5)东南各省过去和最近斗争的情形、方法和经验，中央也不设法供给输送到落后的陕西来。”[1]三是陕甘党组织还没有摸索出适合自己的革命途径。虽然他们较早地提出“党到农村中去”，“要在土地革命的政纲之下，加紧农村中的阶级斗争”，但在实践上则主要致力于争取和改造旧军队，并“积极的介绍精壮的农民以及被恶势力压迫立足不住的武装农民团体”加入旧军队，[2]希望以此为支撑迅速开创革命新局面。1928年以后，虽然开始注意领导广大农民群众的武装斗争，但又一度受到党内“左”倾路线影响提出进行全陕总暴动，[3]实践中必然遭遇挫折，几十次兵变和起义先后失败。

在一次次挫折和失败中，习仲勋和刘志丹、谢子长等一道也在不断思考着革命之路究竟应该怎么走。1932年4月，习仲勋等在甘肃两当发动兵暴，失败后辗转来到照金找到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陕甘游击队。面对心情沉重的习仲勋，刘志丹开导说：“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七十多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4]4谢子长也帮助习仲勋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这使习仲勋受到很大启发，深刻认识到发动群众建立自己的革命队伍和根据地的重要性。1932年9月，刘志丹、谢子长率陕甘游击队转战其他地区，习仲勋留在照金地区坚持斗争，开始进行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工作。这时，中共陕西省委已在渭北地区初步建立了根据地，习仲勋即率照金游击队进至渭北苏区。

2.在参与领导渭北苏区革命实践中，获得发展根据地的初步经验并开始了对“左”倾错误教训的理论思考

习仲勋到渭北苏区后，先后任游击队指导员、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委员、共青团三原中心县委书记等职。他率领游击队打击地主武装，领导群众分粮分地斗争，发展地方党团组织和革命队伍，开展学运和兵运工作，有力推动了渭北苏区的发展。在斗争实践中，习仲勋对当时革命中存在的“左”倾错误也有了一定认识。渭北苏区一些领导由于执行陕西省委的“左”倾路线，盲目组织力量在敌人统治中心示威游行，不顾实际一味强分土地，反对所谓“富农路线”，使根据地和革命队伍遭到严重损失，“当时遭到了同志们在实际行动中的反对”[5]15。三原中心县委领导赵伯平还与习仲勋就此交换了意见。他们在全面总结以往革命历程和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达成共识：今后在革命中一定要注意克服“左”倾方针、政策的影响，尤其是对武装工作方面的干扰。[6]这说明，习仲勋已经通过亲身实践，开始对革命道路中“左”倾错误有了清醒认识和理论思考，成为比较实事求是的正确思想倾向的代表之一。

二、习仲勋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发展中坚持从实际出发，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作出特有贡献

1933年3月，习仲勋被派往照金红26军，参与领导开辟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他和其他领导人一道，从陕甘边革命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开展土地革命和游击战争，开展根据地建设、党的建设和人民军队建设，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作出了特有贡献。

1.以建立和发展严格的党组织体系为突破口，确立革命发展的核心力量和基本框架

土地革命战争初期，陕甘边党组织力量十分薄弱，虽然军事斗争不断，但难于很快打开局面。1932年底陕甘边革命又遭到国民党残酷镇压，1933年初党组织准备重新恢复时，当地“只有6个同志，3个参加游击队，3个因为白色恐怖而逃跑”[7]167，党员数量和质量都很成问题。中共中央和陕西省委都曾急切指示陕甘边要把发展党组织作为最主要的中心工作，强调“现在那样稀少的党员是担负不起”革命任务的，必须“坚决的与脱离党的路线，单纯军事路线作最坚决的战争”[7]65，119。从陕甘边的实际情况看，能否在远离革命中心、革命基础薄弱的困难条件下建立和发展严格的党组织体系，成为推动革命发展的关键突破口。

习仲勋在领导陕甘边革命斗争中，始终注意抓住党组织这个关键，确立革命发展的核心力量和基本框架。早在领导兵运期间，他就在国民党军队中普遍建立党组织以凝聚和发展革命力量。1933年3月到照金后，他和金理科等人很快组织力量成立中共陕甘边特委，金理科任书记，习仲勋任军委书记，形成了有力的领导核心。他们在耀县、旬邑、淳化、正宁一带积极发展党组织，逐步建立起一批农村党支部和区委会，并加强对所属县委工作的领导，迅速建立各种地方武装、群众组织和各级政权，初步形成以照金为中心的根据地。后来，陕西省委机关遭到破坏，陕甘边特委独立担负起领导根据地和红26军的重任。

照金苏区失陷后，特委委员被迫随红军主力北上南梁地区分散活动。党的组织领导和革命发展再次面临困难。当时除各部队原有的支部外，地方党仅有华池苏区内三个不健全的支部。“因为党的领导太薄弱，一切的工作远远的落后在客观形势的后面”[8]。为了创造和发展新苏区，红26军提出了发展陕北、南梁、关中三路游击区的战略规划，但是党的组织力量显然不能适应形势需求。习仲勋等人想尽各种办法加强和改善边区党的领导，于1934年5月恢复了中共陕甘边特委。7月，特委作出决议，对党的组织发展提出了新的政治纲领，要求在老苏区和新苏区都要大力恢复和发展党组织，在三路游击区都要建立起区委和各支部组织系统，并加强红军和游击队党的领导，使党真正成为“苏区的核心”、“部队的核心”，同时强调要立即转变领导方式，“一切领导机关必须深入下层，倾听群众的意见，密切党的关系，严密党的组织”[7]225-226。这些组织建设纲领是实践经验的积累和总结，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到1935年1月，陕甘边党已发展为包括边区革命委员会党团、各地方党(县委—区委—支部)、红42师党(师委—团委—连支部)、各游击队党(总部政委会—支部)；农民联合会各总会党(区委—支部)等各成体系又统一于特委领导的复杂组织系统，[7]241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也得到充实和扩大，最终发展为巩固的西北革命根据地。

2.以政治建设为灵魂整顿和发展革命武装，形成革命发展的基本支撑和战略力量

陕甘边革命初期，由于党的领导相对薄弱，革命武装建设也相应存在严重不足。一是忘记了红军的根本任务，以致于“农民还认为是刘大人、谢大人的军队，还没有听过红军是什么，更谈不到苏维埃了”。二是忽略了宣传、组织和武装群众，“不能与广大农民群众联成一气”。三是军队政治工作非常微弱，“每个游击队员还是不知道自己的任务是什么”，甚至“时常有哗变携械逃亡的可能”[7]37,47。四是不讲原则地盲目发展游击队，“用改编土匪的办法代替了在斗争基础上组织游击队工作”，“不论什么人来一报告，于是就给他一张委任状，编为多少多少支队。……这些土匪部队利用我们的红旗到处随意勒索群众，奸淫掳劫无所不为……群众都逃走了”[7]208。这些严重问题说明，在陕甘边锻造一支革命队伍绝非一举之功。针对这种情况，习仲勋等人以坚持党的领导和加强政治建设为灵魂，对革命武装进行全面整顿和提高，逐步开拓出适合陕甘边实际的建军道路，建立起强有力的西北红军队伍。

首先是加强政治工作，纯洁革命队伍。1933年4月，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重新改组，习仲勋担任政委。他们坚决遣散纪律涣散、成分不纯的人员，建立政治工作制度，开展阶级教育和纪律教育，培养革命的政治观和群众观，努力把游击队建设成为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在党的领导下，游击队的政治军事素质大大提高，重新树立了革命队伍在群众中的形象，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拥护。队伍数量虽然减少了，但实际战斗力大大增强。这从根本上扭转了陕甘边革命队伍不稳定的发展态势，保证了其在艰难斗争环境中的成长壮大。

其次是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形成合力。1933年夏，红26军南下失败，几乎全军覆没，陕西省委和各地党组织遭到毁灭性破坏，国民党调集重兵“围剿”照金根据地。在陕甘边革命面临极大危险的历史关头，不少人产生悲观失败情绪。有人主张分散活动，不打红旗；甚至有人主张放下枪停止武装斗争，红军“以后连游击也不能打了”[4]12。这实际上是意志动摇，对革命道路和前途失去信心。8月，习仲勋等人在陈家坡主持召开陕甘边党政军联席会议，批判了党内错误思想，指出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把武装力量联合起来一致行动，才能粉碎敌人的“围剿”，坚持和发展根据地。会议决定成立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加强党对军队的集中统一领导；并制定了不打大仗打小仗，积小胜为大胜，集中主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7]252-253这一发展方针成为陕甘边红军和革命发展的重要关口，此后新组建的红军主力部队接连在外线取得一系列胜利，各游击队在根据地也有很大发展。

最后是立足群众力量，实现地方武装和正规红军一体建设。革命的武装力量源于人民，但普通群众必须经过党的教育引导和发动，才能形成政治力量。习仲勋在陕甘边十分重视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挨家挨户地宣传发动群众，凝聚民心民力，广泛建立农会、贫农团、赤卫队、游击队等群众组织和武装，领导人民开展土地革命和游击战争。在群众武装逐步发展的基础上，再“经过一个时期的训练，成排成连的编到红军里去”[7]258，形成具有战略影响力的主力红军。同时，逐步加强军队正规化建设，制定统一的军事条例、制度、规定等。1934年夏季以后，陕甘边先后成立了保安、定边、庆北、合水、南区、富甘、安塞等游击队，以此为基础相继成立红二团和红一团，再加上此前由地方部队发展而来的红三团和骑兵团，这样，红26军就成为一支西北地区的革命劲旅。中共中央评价说：陕甘边红军现在“已不是幼年，而是在长期战争中锻炼出来的一支革命武力，成为西北革命运动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因子。依靠党的正确领导与广大群众热烈拥护，必将在新的战斗中，顺利的走上铁的红军的道路”[7]234。

3.以梢林为割据中心区并实行多区域呼应发展，形成特有的根据地发展模式

毛泽东开创的中国革命道路的核心思想就是在远离敌人统治中心的农村地区首先实行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革命胜利。陕甘地处西北，各派势力矛盾复杂，相对于国民党力量集中的南方，陕甘地区在战略上更是割据的理想之地。但是，陕甘边具体在哪里建立根据地的中心区域，是经过反复选择实践而成熟的。渭北苏区是陕甘边建立的第一块根据地，它几经周折最终失败，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的‘左’倾机会主义者迷信城市中心论，从夺取西安、三原等中心城市出发，反对所谓‘上山逃跑主义’”[4]6，妄图在国民党统治中心地区建立根据地，迅速取得革命成功。这里四面受敌包围，且地处平原没有山川险阻，不适宜割据。此后，陕甘边又建立了照金苏区，它是西北党和红军第一次在山区建立根据地的尝试，对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习仲勋指出：“照金毕竟还是距离敌人统治中心太近，它的活动回旋余地不够广大，作为长期巩固的支撑革命的后方基地还是有困难的”。[7]253最后，陕甘边红军选择以陇东南梁为中心建立根据地，终于站稳了脚跟。但当时的上海临时中央局和中央驻北方代表仍然指责红26军是“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梢山主义”等等。习仲勋等人坚持认为，革命要生存发展，只有实行梢山主义，从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山区去开展新的进攻。[9]实际上，这一时期党内“左”倾错误发展到顶点，红军第五次反“围剿”面临失败，中共陕西省委也连续遭到破坏，陕甘边与上级党组织联系中断。在整个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的情况下，习仲勋等人独立担负起领导陕甘边革命的重任，并排除各种干扰，坚持正确道路，“表现出政治上的成熟和独创”[7]263。习仲勋后来总结这段历史时说：“我们把苏区叫做‘梢林’，这是从三原、渭北平原碰钉子碰出来的……在平原上于敌人有利，于我们则是有害。‘梢林’，距敌人统治中心较远，其统治力量鞭长莫及，有利于革命力量的生长和存在，有利于根据地的开拓和发展”，“‘梢林主义’是创建根据地的马列主义”[7]262。

陕甘边根据地最终能够建立起来，除了正确选择中心区域，还有一个重要方针就是实行多区域呼应发展的战略。它不是保守南梁一隅，而是按照“狡兔三窟”的设想，建立三路游击区：第一路陕北，以安定为中心；第二路陇东，以南梁为中心；第三路关中，以照金为中心。红26军南北策应，逐步把陇东、关中和陕北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革命根据地。这种发展战略，就是“在确定中心区的基础上，以主力红军为骨干，建立多处游击区，扩大回旋余地，互相呼应配合，把革命力量的积聚和扩大统一起来”[7]262，这是习仲勋等人对根据地发展道路的特有创造。

4.以社会改造为动力，因地制宜推进根据地建设，建立革命发展的广泛社会基础

如何在边远落后的西北地区建立一个能够得到各方支持的全新社会，是陕甘边革命也是中国革命面临的特殊历史课题。对此，习仲勋作为边区政府主要领导，坚持以社会改造为动力全面推进根据地建设，进行了多方面积极探索，做了开创性工作。

在政治方面，努力创造适合当地特点的民主法治制度，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他创新民主选举制度，对政府领导成员的选举，首先按照选举地区、单位人数和成分比例从基层投票选举产生会议代表，然后通过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政府委员。这种办法代替原来由群众团体直接推选的办法，落实了基层民主权利，群众十分欢迎，纷纷赞扬说共产党和国民党就是不一样。在其领导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还完善了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和工农监察制度，积极发扬民主作风，使苏维埃政府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信。边区政府还积极加强革命法治建设，制定了统一的《土地分配办法》和严格的廉政法令、军事法令和条例等，初步建立了自己的司法体系和司法制度。边区的廉政法治建设尤其突出，规定贪污十块大洋就要枪毙，对负责干部的要求更为严格，所以边区基本没有贪污现象，形成了清正廉洁的作风。

在经济方面，制定适合社会民情的土地革命和经济发展政策，积极维护各阶层群众利益。在土地革命中，按照主要生活资料的来源和剥削或被剥削的程度科学划分阶级，优先照顾贫雇农、中农和红军家属，没收地主和富农出租部分的土地；根据农民要求和当地实情采取灵活的分地办法，分川地不分山地，先在中心地区分土地，边沿地区待发展成中心苏区后再分地，田、苗一齐分；[7]258在春耕时节为了不误农时，按照“原种归原主”的办法分配土地。[4]116这些政策基本克服了当时盛行的“左”倾机会主义倾向，保证了土地革命的顺利进行和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体现了陕甘边土地革命的特色。其他具体的经济政策还有：鼓励农业生产，增加粮食；成立牧场，养猪放羊；建立流动仓库，分散储藏；成立集市，便利交易；保护小商人，允许其来苏区做生意；发行苏票，流通金融等。[7]258陕甘边区长期以来经济落后，人民生活贫困，这些措施活跃了苏区经济，改善了人民生活。

在社会文化方面，针对不同情况和问题实行不同的社会改造政策，最大程度争取各方面支持。对民团、土匪要根据其政治态度分别采取中立、争取、消灭等政策；对哥老会以及扇子会、红枪会等会道门主要采取争取政策；对反革命分子区分主犯和从犯，实行镇压、感化等政策；对俘虏采取争取和改造使用政策；对政治上清楚的知识分子，一概相信并分配适当工作；对红军家属、社会上的孤寡残疾，发动群众救济，政府也给想办法；同时颁布并宣传禁烟、禁赌、放足等条例，引导群众移风易俗；兴办列宁小学推动农村青少年教育。[7]259-260这些政策措施最大限度地发展了自己，孤立了敌人，也推动了陕甘边区社会面貌、文化水平和人民精神状态的改变，为陕甘地区后来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奠定了基础。

三、习仲勋在陕甘边探索革命道路的历程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财富

1.习仲勋在陕甘边探索革命道路的历程中始终坚持和发展党的群众路线，是创造性地贯彻群众路线的典范

习仲勋在陕甘边探索革命道路的历程中深刻认识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并自觉成为贯彻群众路线的模范。具体来看，一是坚持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他每到一地，总是“一村一村做调查，一家一户做工作”[7]262，为开展革命活动奠定充分的群众基础。二是相信群众，从中汲取智慧。他在工作中总是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对年长的同志请他们多指教，对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请他们多批评。刘志丹赞扬他说：“你做得好，有你这样的作风，咱们就会立于不败之地”[10]。三是关心群众，代表群众利益。习仲勋经常到农村帮助群众犁地、推磨，了解农民要求，和百姓亲如家人。群众最恨旧社会的贪官污吏，边区政府就订了惩处条例；群众最希望办学，他就在各乡办起列宁小学。四是依靠群众坚持斗争。不论是组织武装、开辟苏区、建立政权，还是在反“围剿”斗争中，他都和群众生死相依，一起坚持战斗，受到广大群众拥护。习仲勋始终坚持深入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成为在群众中很有威望的模范干部，后来被毛泽东称为“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4]30。

2.习仲勋在陕甘边探索革命道路的历程创造了治国理政的宝贵经验，是中共执政兴国的重要历史借鉴

习仲勋在陕甘边探索革命道路的历程，也包含着在西北地区独立进行局部执政的实践。他作为边区工农民主政权的主要领导者，创造了治国理政的宝贵经验。其一，坚持正确的政治路线。政治路线决定前进方向，习仲勋对革命道路的探索就是在同“左”右倾错误的斗争中取得成功的。他曾指出，革命政权不出“左”右偏差最好，但“左”比右更可怕，危害更大，政治上搞‘左’倾机会主义，必然在组织上搞宗派主义。[4]104,119,188所以，他不仅在革命时期，而且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工作中，都特别重视克服和抵制“左”倾错误，同时反对右的错误。其二，实行广泛的统一战线。习仲勋说：“陕甘边的斗争史，是统一战线的又斗争又联合的历史。”[7]262这是陕甘边革命的突出特色之一。他们对国民党部队、地方军阀、民团、土匪、江湖帮会等各种势力区别不同情况，采取争取、教育、改造、中立等不同方针，最大程度地争取革命力量和有利环境，为保证革命胜利建立了深厚基础。在以后的革命和建设工作中，习仲勋一直坚持和发展这条重要经验，解决了一系列历史问题。其三，建立科学的执政方式。陕甘边根据地能够创造出政治清明、经济社会发展、根据地不断壮大的良好局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习仲勋等领导者在艰难的革命战争环境中开始了民主执政的可贵尝试，今天我们仍然可以从中寻求历史智慧。

3.习仲勋在陕甘边探索革命道路的历程铸造了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范，是中共育人兴邦的重要历史资源

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陕甘边的革命探索，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精神风范，其中最主要的是：信念坚定、百折不挠，实事求是、坚持真理，无私无畏、甘于奉献，为民务实、清正廉洁。需要强调的是，这些精神品质，习仲勋一生都在坚持。他的家人曾回忆说：习仲勋对自己处处要求严格，虽当主席，待遇和战士一样。他的这个作风一直延续了一生，汽车从不让家属用，请客不让家属去，住宅不让修理，吃饭是老百姓的家常饭。[4]102习仲勋还一生都把刘志丹当作楷模，说“志丹虽然没有留下一针一线，但他的精神是国家的一份宝贵遗产”[4]102。实际上，作为这一革命群体的代表，这样的评价同样适于他自己。他们的精神风范将与世长存，永远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力量之源和育人兴邦的特有财富。正如王世泰所说：“我们千万不能忘记刘志丹、谢子长等老一辈革命先驱的卓越贡献，不能忘记习仲勋这一代人所做的种种努力，不能忘记他们无私无畏、百折不挠、敢叫日月换新天的革命毅力，不能忘记他们敢于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同一切错误做斗争的勇气，不能忘记他们一贯的、坚定的、毫不动摇的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信念。以他们高尚的情操，崇高的理想，优秀的品德，献身的精神陶冶我们，为实现党的宏伟蓝图而努力奋斗。”[4]62

参考文献：

[1]陕西临时省委给中央报告(第一号)[Z].1929-03-03.

[2]陕西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关于农民斗争决议案[Z].1927-09-26.陕西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关于组织工作决议案[Z].1927-09-26.陕西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关于军事运动决议案[Z].1927-09-27；陕西省军委关于军事情况给中央的报告[Z].1927-11-17。

[3]陕西党与团关于开发游击战争由部分的农民暴动过渡到全陕西的总暴动的通告[Z].1928-01-12.

[4]习仲勋革命生涯[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

[5]习仲勋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6]赵伯平.中共三原中心县委的工作情况[J].陕西地方志,1988(6).

[7]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

[8]陕甘边特委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陕甘边区党的任务的决议[Z].1934-07.

[9]习仲勋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2-11-11.

[10]习仲勋.难忘的教诲——纪念刘志丹同志九十诞辰[N].人民日报,1993-10-24.

[责任编辑刘滢]

Xi Zhongxun，s Exploration into the Revolutionary Path in the Shaan-Gan Border Region

WANG Jikai

(Party History Research Office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Haidian, Beijing 100080)

Abstract:As a leader of the revolution in the Shan-Gan Border Region, Xi Zhongxun explored the revolutionary path in various aspects in line with the local conditions. He established the core power and basic platform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volution by setting up and expanding a strict Party，s organization system as a breaking point; rectified and reorganized the troops mainly through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thus formed the supportive basis and strategic for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volution; formed a development pattern featuring setting up a central regime in dense forest while encouraging development in surrounding areas; built up the Base with social reform as a motive and laid broad social basis for the revolution. These contributions enriched the contents of China，s revolutionary history, theory and practice and provide rich historical inspirations for us.

Key Words:Xi Zhongxun; Shan-Gan Border Region; revolutionary base; revolutionary path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码号】1674—0351(2015)01—0098—06

【作者简介】王继凯(1970— )，男，江苏铜山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处长，副研究员。

【收稿日期】2014-1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