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金华

(中共武汉市委党校，湖北武汉 430023)

1991年1月，新加坡政府颁布了《共同价值观白皮书》，将“国家至上，社会优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社会关怀，尊重个人;协商共识，避免冲突;种族和谐，宗教宽容”五大共同价值理念作为国家的主导价值观。为广泛传播共同价值观，新加坡政府采取了有力措施推进价值观建设，取得了理想的成效。借鉴新加坡价值观建设的成功经验，对推进我国核心价值观建设有着深刻的启示。

一、新加坡共同价值观提出的背景

新加坡共同价值观的提出有其深刻的国际和国内的背景，历史与现实的原因。共同价值观是新加坡政府在深入分析其所面临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困境与挑战的基础上，经过广泛讨论、反复磋商而达成的价值共识。

(一)多元种族价值观的引领与整合

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族的移民国家，以“兼存东西方，汇合百家文，流传万国语，容纳多宗教”而著称，不同的种族有其不同的文化传统、宗教信仰和价值观念，多元化是新加坡的一个重要特征。多元意味着矛盾与差异，也意味着互融与共生。面对不同种族、不同文化传统和价值观的碰撞和冲突，迫切需要人民行动党和政府通过共同价值观建设消除不同文化的隔阂和相异价值观的冲突，从而对社会加以凝聚、引领与整合。诚如李光耀所说，“我们是汇合了来自中国、印度以及马来世界不同地域的移民，我们必须传授给我们年轻的一代以共同的基本行为准则、社会价值观以及道德教条。这些准则、价值观以及教条将能塑造完整的未来新加坡人。”［1］P394－395

(二)西方价值观渗透的规避与应对

新加坡作为一个曾遭受西方殖民统治一百多年的国家，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对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殖民的过往使得新加坡国民的民族国家意识比较淡漠，价值观比较紊乱。独立之后的新加坡在实行对外开放、学习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同时，西方的腐朽思想观念、价值理念和生活方式也随之在新加坡社会蔓延开来，尤其是青少年受“西化”的侵害更为严重，传统的亚洲价值观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和挑战。1989年，新加坡总统黄金辉在其讲话中指出:“传统亚洲价值观里的道德、义务和社会观念，在过去曾经支撑并引导我们的人民。现在，这种传统亚洲价值观已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西方化、个人主义和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生观。”［2］为了抵御西方腐朽思想文化和价值观的渗透与侵蚀，秉持和继承新加坡优秀的传统价值理念，迫切需要在全社会倡导和建设共同价值观。

(三)社会危机的化解与防范

20世纪80年代，新加坡在经济上已经顺利实现了从建国初期的一穷二白到工业化现代化的跨越，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了发达国家收入水平。“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产生秩序混乱的原因，不在于缺乏现代性，而在于为实现现代性所进行的努力。”［3］P38此被称之为“亨廷顿悖论”。现代化必然伴以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随着国家经济现代化的实现，一些深层次的矛盾、问题与社会危机开始显现，社会阶层分化趋势加大，拜金主义盛行，人与人之间关系冷漠，社会不满情绪日渐滋长，海外移民人数大大增多。这些伴随现代化而来的危机引起了政府的思考，李光耀总理指出:“新加坡的生活，并不只靠着更多的旅馆，更多的宴会，越来越多的餐厅，更多的汽车……更多的十三个月薪金——这一切固然是需要的，但是，如果我们在这发展过程中，迷失方向，不能认识自己，把自己和那些不同类的混淆起来，……那么以上所说的一切都将是徒然的。”［4］这些问题和危机使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和政府意识到建设共同价值观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

二、新加坡共同价值观培育的途径

为了推动共同价值观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化，实现国民的广泛认同，新加坡政府通过制定完善的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儒学文化滋润价值观培育，建设廉洁高效的公务员队伍予以引领等方式合力传播和培育共同价值观。

(一)坚持以法律法规、政策制度推进共同价值观建设

新加坡是一个法治非常严明的国度，人民行动党以法立国，为了增强共同价值观培育的有效性，新加坡政府制定了完备的法律法规、政策体系，涉及和涵盖国家、社会和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一方面，通过严刑峻法对民众的价值选择和价值行为进行约束和震慑。迄今为止，新加坡还是世界上少数几个保留鞭刑和绞刑的国家之一。另一方面，强化政策制度体系支撑，通过完善和发展相关的政策制度、体制机制等守护和保障共同价值观的推进。例如，为了应对养老挑战，鼓励孝道和建构“家庭为根”的价值理念，新加坡将“赡养父母”立法，于1995年政府颁布了《父母赡养法》。同时，政府的“居者有其屋”计划在分配和购买组屋时本着孝顺者优先购房、骗购者坐牢的原则，对愿意和父母同住或就近居住的，给予一定的政策优惠。李光耀是“性恶论”的信奉者，他曾明确指出人性本恶，必须加以限制，制止人性中恶的一面。制度作为硬约束，可以通过建立合理的制度来发扬人性善的一面，遏制人性恶的一面。正是通过这些细致入微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向社会传导了正确的价值取向，从而对国民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加以引领，对社会秩序加以规范。正如李光耀所说:“任何司法制度的严峻考验，并不在于其理想概念的伟大或崇高，而是在于是否能够在人与人，以及人与国家之间，产生社会秩序和精神意义。”［1］P320

(二)坚持传统与现代融合，以儒学文化滋润共同价值观

新加坡共同价值观蕴含了十分深厚的儒家伦理思想，李光耀把忠孝仁爱礼义廉耻概括为儒家文化的核心，推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信条，强调要重视发挥儒家文化的当代价值，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发挥儒学的作用，通过对儒学文化的古为今用，继承、发展与创新，成功地进行了价值重构与道德重建。“儒家文化中固有的天人合一思想，有利于东方社会走出生态陷阱，尽快实现文明的转型;儒家文化中固有的清心寡欲和节欲意识，有利于东方社会走出消费陷阱;儒家文化中固有的仁爱精神，有利于东方社会走出伦理陷阱……”。［5］P227杜维明从“儒教中国”和“儒学传统”两个层面对儒家思想进行了分辨与清厘，“政治化的儒家思想就是国家权力高于社会;政治高于经济;官僚政治高于个人的创造性。这种形式的儒学，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必须加以彻底批判，才能解放一个国家的活力。另一个方面是儒家个人伦理，它注重自我约束，超越自我中心，积极参与集体的福利、教育、个人的进步。所有这些价值，对新加坡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6］P116共同价值观以传统中的儒家思想为基础，同时还借鉴了西方文明中的现代性元素，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共同价值观虽然从总体框架上带有浓厚的东方文化色彩，但在内涵上已相当程度上‘现代化’了”。［7］P355坚持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与交流，东西方文明之间的对接与整合，有效规避了“理想自理想，现实自现实，终古为一不落实的文化”的流蔽。儒家文化与民主制度的高度融合和有效结合，造成了新加坡的成功崛起，“只有儒家思想，没有民主制度的保障，儒家的以民为本、以民为贵的思想不能落实;若只有民主观念，不能辅以儒家伦理补之不足，民主制度也会产生不少流弊，无法达到理想的实现。”

(三)坚持引领示范，以廉洁高效的公务员队伍传播共同价值观

新加坡用了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就实现了国家的崛起与经济的腾飞，其成功和成就与其公务员的廉洁和高效是分不开的。人民行动党作为执政党带头践行，率先垂范，国家领导人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公务员作为社会的中流砥柱和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其价值观状况对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和引领效应。李光耀指出:“防止新加坡被少数败类所腐蚀是我们首先要考虑的”，“公务员的廉洁与高效率工作，是国家机器正常运转、国家政策得以顺利实施的关键，而公务人员的腐败最终将使整个社会制度彻底崩溃。”［8］P34新加坡政府通过严格的选拔、激励、监管、培训等制度确保公务员队伍的廉洁勤政、高效务实，从而有效地保证了各项政策的贯彻与落实，有力地促进了民众的认同与社会的信任。

(四)坚持实践育人，以活动为抓手宣传共同价值观

为了提高共同价值观建设的实效性，新加坡政府把开展全国性的运动作为共同价值观建设的重要抓手和平台，通过开展全国性运动，以丰富的活动为载体，向国民宣传共同价值观。如通过“礼貌月”活动，对全体国民进行“礼”的教育，持续而深入的礼貌月运动使新加坡成为世界公认的文明城市和花园城市。通过“国民意识周”活动，激发国民的爱国热情和爱国意识，增强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为了从小培育公民的爱国情怀，政府规定小学每天都要举行升国旗和唱国歌仪式，并进行宣誓:“我们是新加坡公民，我们宣誓:不分种族、语言、宗教，团结一致，建设一个公正平等的民主社会，为了实现国家的幸福、繁荣与进步，共同努力。”通过“家庭周”活动，增强作为社会基石的家庭的凝聚力，实现由家庭和谐促进社会和谐。还有“敬老周”、“睦邻周”活动，强化尊敬老人、与人为善、互助友爱等价值。据不完全统计，新加坡每年举行这样的活动二十余次，通过这些全国性的活动，使国民在实践中升华对共同价值观的理解和认同。

三、新加坡共同价值观建设对中国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启示

总结和提炼新加坡推行共同价值观的成功经验与有益做法，对我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一定的启迪和借鉴价值。

(一)强化“良法善制”，实现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制度化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离不开道德层面的宣传教育，更需要政策制度的循循善诱和法律法规的保驾护航，要通过“良法善制”引导和守护价值观建设，需要通过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向社会传导正确的价值取向。核心价值观只有真正融入制度，借助于制度的力量和实践的中介才能现实化。若制度和价值相背离，不但会造成对价值的质疑，也会造成对制度的否定。实现核心价值观制度化，有助于提升价值观自觉、增强价值观自信，有助于更好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提高制度认同，增强制度自信。

首先，将核心价值观作为制度精神和制度灵魂嵌入国家制度体系建设，实现制度的建构和运行与“三个倡导”的核心价值观之间有效对接与关系契合，从而弥补价值与体制的裂痕，克服现实中存在的“价值悬置”与“制度空转”的弊病，实现“价值制度化”(价值观引导、融入制度)和“制度价值化”(制度体现、承载价值观)的有机统一。实现制度建构与核心价值观建设相辅相成、互益同构和互促共进，确保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常态性、长效性和可操作性，使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真正“落细、落小、落实”。其次，制度与价值应互相依赖、互相促动，价值引领制度变迁，制度体现和回应价值。要全面建构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互相融合，互激互励、良性互促的动态平衡系统，使制度体系与价值体系有效对接与有机结合。“一种具体的社会制度的好坏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有两个重要环节，其一是制度体系的建立与国家或社会发展的基本目标和价值理念是否相符;其二是一种与社会发展基本价值理念相符合的制度体系在具体实践过程中被执行的程度，即制度化程度。”［9］再次，将制度化从两个主体维度展开:一是国家和社会维度，将核心价值观转化为制度精神融入社会制度中，体现在国家的顶层设计中，建构宏观层面的制度生态。二是个人或公民维度，将核心价值观融入各种规章制度和法律法规中，建构微观层面的规范体系。

(二)秉持传承创新，以优秀传统文化涵养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价值与精髓的创新与发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思想和文化资源，两者具有价值层面的契合性、内容层面的融合性和建构层面的互动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思想上有大智，科学上有大真，伦理上有大善，艺术上有大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和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精华，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习近平指出:“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根植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今天，我们提倡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汲取丰富营养，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10］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11］

其一，价值层面的契合。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蕴含着丰富的价值资源，要深入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的价值资源并给予现代性的阐释，实现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传统中国以仁爱为核心的“仁、义、礼、智、信”的价值体系，“温、良、恭、俭、让”的传统美德，“忠、孝、勇、恭、廉”的民族气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等等，经历了几千年的洗涤与锤炼，在今天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我们可以剔除其为剥削阶级服务的思想，把其从原来的封建思想体系、阶级属性和时代局限性中剥离出来，结合新的时代特征，重新予以诠释与改铸，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

其二，内容层面的融合。中华传统文化在其漫长的发展与演进中，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囊括了道、法、墨、释等各家思想，涵盖国家治理、社会关爱、家庭和谐和个人修为等方方面面，如国家层面强调“清廉从政”、“勤勉奉公”、“为政以德”、“民为邦本”、“礼法合治”等;社会层面追求“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家庭层面倡导“尊老爱幼”、“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个人层面崇尚“上善若水”、“仁者爱人”、“诚实守信”、“厚德载物”、“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等，它们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丰富的价值资源。没有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便无法有效地培育。因此，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力普及优秀传统文化，优化教育内容，创新教育载体，使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有机融合和有效结合。

其三，建构层面的互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涵盖三个方面的内容，是一个从宏观、中观到微观、从国家、社会到公民个人的逐渐细化的过程，而传统儒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理念，从某种角度看，修身是个人层面的要求，齐家是社会层面的要求，治国平天下是国家层面的要求。正是一个以自我完善和修养为基础，逐渐深入到社会层面和国家层面的逻辑展开，这与核心价值观的建构实现了高度的契合。

(三)抓住关键少数，发挥领导干部践行核心价值观的示范效应

要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使人民大众真正积极认同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键是要在现实生活中涌现出更多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忠实践行者，用实际行动证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真实性、可行性、普遍性和有效性。价值示范的社会导向作用，比起价值规范的社会导向作用更有说服力，教化效果会更明显。因为人们更多地是从现实生活中汲取示范者的价值观念，塑造自己的价值取向的。领导干部阶层是社会发展的领导者、决策者和组织者，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中起着推动者、引领者和示范者的作用。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处在执政掌权的地位，是人民群众关注和仿效的对象。他们的思想道德状况和精神境界如何，对于全体人民的思想道德状况和整个社会风气状况，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就十分重视为政者的言传身教，特别是身教的重要性，即“身教重于言教”。孔子在《论语》中指出:“政者，正也”，“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其身正，不令而从，其身不正，虽令而不从”。“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民风跟着官风转，官风决定民风。“民以吏为师”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上行下效，上级怎么做，下级就会跟着怎么干。对此，习近平指出，“领导干部是作风建设的主体，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要做到;禁止别人做的，自己坚决不做。要防止隔岸观火光吆喝、卷起袖子不干活的现象，带头把自己摆进去，既抓好本级，又带好下级，一级带着一级干，一级做给一级看。”领导干部带头认同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广大人民群众具有率先垂范的引领效应与带动作用。这就需要通过党员干部阶层身体力行的践行，使价值示范与价值规范相吻合，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出表率，为普通民众的价值行为作出榜样，从而增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解释力和说服力。

(四)加强实践养成，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常化生活化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在认同，难在落实，关键在于日常化、生活化和常态化。要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借助社会实践这个平台，不断强化和加深民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和理解。

一是要以社会实践为平台，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效应。“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习近平指出，“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要注意把我们所提倡的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11］社会实践是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重要环节，让民众在社会实践中加深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涵的理解和把握，深刻地认识、真切地感知，透彻地领悟，做到“日用而不知，体认而不察”，从而把他们培养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定信仰者和模范践履者。二是要充分利用传统节日(如“五一”劳动节、“五四”青年节、“七一”建党节、“十一”国庆节等)、重大纪念日如抗战胜利纪念日、烈士纪念日、国家宪法日等重大事件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教育。三是要重视党团组织等的作用，通过这些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题的学术讲座、征文活动、演讲会、报告会等活动，使民众在潜移默化的活动熏陶中实现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

［1］〔新〕联合早报编.李光耀40年政论选［M］.北京:现代出版社，1996.

［2］〔新〕黄金辉.黄金辉总统的施政演说［N］.联合早报，1989－01－10.

［3］〔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三联书店，1989.

［4］〔新〕王永炳.新加坡的儒家伦理教育［J］.孔子研究，1990(1).

［5］蔡德贵.孔子VS基督［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

［6］〔美〕杜维明.新加坡的挑战［M］.北京:三联出版社，1989.

［7］李路曲.新加坡现代化之路:过程、模式与文化选择［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6.

［8］中国精神文明考察团.新加坡的精神文明建设［M］.北京:红旗出版社，1993.

［9］竹立家.重构政府价值与制度——实现中国梦的制度逻辑反思［J］.阅江学刊，2013(4).

［10］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N］.人民日报，2014－05－05.

［11］习近平.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N］.人民日报，2014－0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