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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是现实的运动——重读《共产党宣言》

2015-01-30

知与行 2015年4期
关键词: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马克思

董 艳

(1.北京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5;2.军事科学院 军队政治工作研究中心,北京 100091)



共产主义是现实的运动——重读《共产党宣言》

董艳1,2

(1.北京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5;2.军事科学院 军队政治工作研究中心,北京 100091)

[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合著的《共产党宣言》无疑是整个世界意识形态中的“幽灵”,它经历了19世纪以英国为代表的蒸汽机时代、20世纪以欧美为代表的电气化时代,现在步入了以全球化技术为引领的信息时代,《共产党宣言》仍旧是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指南。然而,不乏一些人认为“过时”是《共产党宣言》的痹症,我们究竟以什么角度来解读《共产党宣言》呢?很多人对于“过时”的推断,不仅是纠缠于这是19世纪的百年文本,而且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对这一重要历史文件也没做任何修改,只是不断撰写结合当时“革命斗争形势”的变化再版序言。这7篇序言的变化以及“矛盾”,甚至被认为是马克思恩格斯当时就放弃了《共产党宣言》。事实上,正是通过这7篇序言的形式,加以补充完善,以此来坚持于发展《共产党宣言》。从文本的线索出发,借此为突破误解的途径,以便重新解读《共产党宣言》。

[关键词]共产主义;共产党宣言;马克思

共产主义到底是不是理想。关于共产主义的论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一卷第一章的“费尔巴哈”里,马克思恩格斯合著明确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1]这种表述一些人认为马克思本人撰写的痕迹较为明显,是继1845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连贯表达。由此,关键词成为了解读“共产主义到底是不是理想”的突破口。“不是……状况,不是……理想”,并明确“共产主义是……现实的运动”,如果还没有清晰的话,紧接的“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关于“彻底的革命”的进一步阐述,是“需要物质基础”的延续。再回头看《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1]288。共产主义并不是社会阶段的终极,其任务是“现实的运动”,是行动,是立即去做、有其目标的行动。

很多学者认为这是矛盾的,矛盾点是《共产党宣言》里对共产主义社会描述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不是……理想”是现实的运动相悖。殊不知,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对社会定义就不是旧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社会。马克思的“社会”某种意义上是能够是现实的人与实现人类解放的社会,是属于人类真正的公共空间。从一定意义上说,共产主义的“现实的运动”与共产主义社会的“全人类解放”是不矛盾的。没有“现实的运动”的整个过程,就不会有“全人类解放”的人类理想社会形态。马克思称之为“历史之谜”的解答是无法以纯粹在思维中确认自身的虚构而达成的,共产主义的本质在于“人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一种追求最佳共同体和最广阔公共空间的历史性实践活动。这种超前的理论解释,就不免被人认为是一个“预言家”,预言被西方社会拿来揶揄为“空想的理想国”。

一、来源于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

我们在探究共产主义究竟是什么的问题之时,总是不自觉存在将它与理想国相类比的倾向。然而,这毕竟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当以马克思世界历史观为出发点时,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认识源于他对传统形而上学存在论的批判。在借助费尔巴哈的感性概念来批判西方传统形而上学过程中,他又逐步发现了费尔巴哈半截子的唯物主义,继承与扬弃,自身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逐渐形成。在马克思那里,“感性”这一概念,从来不是眼鼻喉舌的感官,而是一种生存论层面整体性的领会。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马克思把“存在”理解为人的“感性对象性活动”,在他看来,人“除了这些直接的感官之外,还以社会的形式形成社会的器官”,所以“社会的人的感觉不同于非社会的人的感觉”[2]86-87,人在社会交往中任何全面而又丰富的活动,是人的感性对象性活动的结果,它们包含着十分丰富、具体、多元的历史文化内涵。在马克思看来,理性从来不是人真实的现实生活的全部,唯有将感性实践与感性认识打通,才能真正全面、彻底地理解生活世界。对于自苏格拉底以来理性至上的形而上学,马克思提出了“从人间到天堂”的思维路径,以此来克服只用逻各斯来思考世界的抽象方式。所以,当马克思以现实的人的感性活动作为出发点,避免了以抽象个人为出发点,来通达理想国的理性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他给人们展现的是以批判现实的感性需要为准的现实社会,从而为人们寻找到了一条改变现实状况的可行路径。从这一点上讲,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从开头就与抽象理性至上的形而上学传统分道扬镳。因此,马克思把“存在”理解为社会关系,它只能是人的感性对象性存在,只能是一种感性对象性实践。这样,我们再次回顾《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讨论,可以发现“存在”的本质是“共在”。因此,共产主义是“最符合人的本质的存在形式”,是“人外在的生活形式背后的内在现实”[3]7。

马克思一再拒绝以“未来更为美好”的名义来批判现实社会,他明确指出共产主义不是理想的未来社会,而只是一种“实践运动”,这就撇清了他作为社会预言家的定位。更为深刻的是,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既是现实世界的运动,也是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换言之,共产主义内生于资本主义,又超越了资本主义。马克思发现了,在他那里共产主义不仅是现实的,而且是目前的,它从来不是未来的某样东西。在这里,就巧妙地隐藏着另外的一层寓意:共产主义,在资本主义现实当中存在,并且目前就存在着,而且存在着否定的力量。这种力量对资本主义本身提出了挑战(是一种革命性的挑战),也因这种力量的存在,最终导致灭亡的现实运动。马克思这样的提法既巧妙又科学,这离不开他坚持在哲学上对形而上学的批判:马克思批判形而上学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从来不以抽象的人作为出发点。因此,在共同体、人的探讨上,共产主义的逻辑从来不是抽象的,而是在人类社会本身的历史当中发生的现实的运动,它体现了历史不能自我否定的辩证法,完全合乎历史的内在规律、节奏、进程。

二、是人自由自觉的共同宣言

在资本主义时代,古代人的相互依赖逐渐被现代人对物的依赖性所替代,并且只是在表面上显现出人的独立性。当人的主体性脱离“主人与奴隶”式的相互关系后,现代人并没有意识到对人的依赖性实际是人自己创造的。换句话说,这本身是建立在某种自由行为之上的。依此推断,在社会形态的每一阶段中,社会都是一种自由行为的选择。比如,在资本主义社会(物的依赖性阶段)里,人与人之间以独立人格而得以呈现,但是自由更体现在同样以资本统治构成的人对物的依赖世界中。自由受到了肯定的同时,又得到了否定,所谓的自由不过是资本殖民地自由,就像在宣告人对物的依赖时,这个“物”也是人发展得来的,异化的结果展示了人自由行为的两面性。共产主义就伴随着此类自由形式而出现,鉴于“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是“现有的前提产生的”,因此,共产主义诞生之时就以对现存社会否定的力量出现。共产主义从来就不是一种与现实生活不同的社会形式,也从来不以独立的社会形式来批判现实社会,而恰恰是从现实生活入手对现实社会本身进行批判。马克思把共产主义这一自我批判的过程称之为“运动”,这就明明白白地划清了理性批判与实践批判的关系,再次明确了共产主义不是社会理想,事实是在实践上对资本主义的核心的否定与批判。也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并且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形成的前提看作是前人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它们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因此,建立共产主义实质上具有经济的性质,这就是为这种联合创造各种物质条件,把现存的条件变成联合的条件。共产主义所造成的存在状况,正是这样一种现实基础,它使一切不依赖于个人而存在的状况不可能发生,因为这种存在状况只不过是各个人之间迄今为止的交往的产物。”[4]122“共产主义”所呈现的,恰恰是一个资本主义逐步生成、兴盛、衰败、灭亡的过程,它与物的依赖性的使命一致:从现实生活入手讨论现实社会的消灭,在马克思那里,这样的整体性过程称之为社会革命。

可以这么说,人本能就向往着真正全面自由发展,每一个人都力图成为真正的“人”。现代人的独立与自由是抽象、空洞而片面的,在现代“单向度社会”(马尔库塞语)里,充满了以利润最大化为中心的人际竞争。人们极力摆脱束缚,恨不得挣脱得“片甲不留”,然而这又是明目张胆的“皇帝新衣”戏码的上演,它只能导致存在形式上人与人相分离,其实人与人之间仍存在密切交往。扭曲的人格化,使得社会成了虚幻的世界,如同没有咖啡因的咖啡,名实相离,徒有其表。市民社会只剩下“物”的外观,要么是剥削者,要么是被剥削者,但无论怎样,人都只是经济动物。人与人之间从来没有停止压迫和剥削,以至于即将成为“自欺欺人”的社会。换言之,即使是利润丰厚的资本家,它在剥削工人的同时,也日益沦为自我剥夺人性本真的经济动物,剥削者其实也是被剥削者,所谓“成功人生”不过是换了形式的自欺欺人。这样的历史之谜,马克思正面答复:“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2]81因此,共产主义,这样的运动过程,实际是为了个人活动的最大程度自由。资本世界的金钱力量发挥出来的智慧、美和创新,在共产主义社会看来不过是人性的扭曲、变形,而非人类世界真实的真、善、美。

在马克思那里,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以及其他社会形态)并非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资本主义是共产主义的“母体”或“娘胎”。共产主义不是虚无缥缈的未来理想,而是现实的实际运动。正如《哥达纲领批判》所阐明的,自由的、创造性的劳动最终得以充分的认可,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共同体,才是人最为深刻的本质体现。当人孜孜不倦地确认个人自由自觉的活动之时,也就默认了共产主义在这一过程中的存在。

三、以现有前提为起点的运动

我们对共产主义的实质分析,存在沿袭已久的两个认知错误:一是将共产主义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使之成为一种固定的社会形式,视其为社会发展的最高形态。二是把共产主义解读为未来的极乐世界,视之为终极理想国的预言。若认为马克思“共产主义是作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还所谓留有黑格尔痕迹,那《德意志意识形态》所言的“共产主义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自己明显地拒绝了唯心主义——理想国幻想,它明确共产主义内在于资本主义又不局限于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式的现实的运动,永不停歇的运动,是建立在“现有前提”基础上批判抽象的感性实践运动。也就是说,无论社会以何种方式主导生活,无论生产资料的公共占有的规律与地位或大或小,对良善广大公共空间的追求贯穿于共产主义运动始终。

共产主义以三个维度的方式在“现有前提”的公共空间中运动:

第一维度,是推动社会历史的主推手,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客观规律决定的。正如马克思所言,“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4]142。一旦陈旧的生产关系无法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随之代替的必然是更符合新生产力发展所需的新生产关系。鉴于生产力的勃勃生机,它总是不断消除旧有分工所催生的社会秩序,前一种社会生产力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乃是下一个社会降生的必要条件。一旦旧社会的娘胎无法容纳新的生产力,社会历史就会自然开启。为此,马克思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5]33。马克思似乎突然展现了古希腊城邦般的情怀:没有达到共产主义社会这一阶段之前的所有,人类历史都是史前史,也就是说,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能算是真正的人类社会,而资本主义社会只是史前史的最后一个社会形态。如果说史前史社会里的人仍属于“天真”阶段,那么真正的人类社会则是人类“成熟”时代的开始。

共产主义的第二维度,是感性对象性活动的共存文化,它 “贯穿始终”在共产主义当中。远在柏拉图,哲学家并没有将经济生活当作是人的生活,关注的生活是理性的人,并不是人间烟火当中的“现实的人”。

中世纪把人的物质需求看成是低级而次要的生活取向,人就像是只吃宗教精神食粮,而不食人间烟火的抽象物,只有上帝与天国才是值得讴歌的全部生活。在资本时代,当物质财富被看作高贵生活之源时,人的生活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马克思从中发现了一条理解人的线索,他认为,随着人际的共存文化的演变,对人的理解也因时而异。打个比方来说,人如同远洋油轮上一个掌握能量守恒的陀螺,它无论如何都要汲取能量,以保持最为适应它的平衡,从而在浩瀚的世界历史之海中平稳前行。这种能量平衡式的互相牵制形成一个“能量圈”,这种“能量圈”也显现在人际共存文化之中。当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形成“平衡点”时,对关键能量者“平衡点”达成一致共识,从而生成围绕社会“平衡点”的共存文化。人们为共存文化“平衡点”输入能量保持着社会平稳运行。然而,一旦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失去“平衡点”,带有共存文化的社会“平衡点”就此“失衡”,人们不断加速推动生产力或改变生产关系,致使人们最终找到新的“平衡点”。因此,“平衡”与“失衡”是一个动态历史过程。这种具有平衡力量的文化是有生命的,当然,生命总有生生灭灭的过程,丧失了生命力的文化,则是衰落的文化、垂垂老矣的文化,而这是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

第三维度,是人类自身发展的必然逻辑,共产主义社会既是终结又是开端。马克思哲学一直在谈论人:宗教的人(未脱离神学意义上的人)、非人的人(异化劳动丧失了人的本质的人)、自觉的人(通过共产主义运动而消除了异化劳动之后的人)、全面自由发展的人(共产主义社会的人)。马克思在对现代社会批判当中,始终围绕人的解放。为此,马克思一开始就明确了自己的立场:“首先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体对立起来”[2]84。即,不能离开物质基础而空谈公共空间。人的本质是有社会性的,会受到社会环境的制约,人类自身发展又以生产力发展为基础。人天生需求解放,鉴于人的欲望有一个渐进扩展、转变、提升的过程,马克思在阐述人类历史时无疑也包含着如此最基本的逻辑。当公共空间以共产主义为主导形式而存在时,马克思认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日趋真切、本质而成熟(异化积极扬弃),可见,他始终遵循共产主义目标是人(men)的发展,而非大写的人(Men)的发展原则,始终建立在现实的个人展开对共同体或公共生活空间的讨论。因此,人与人的关系为社会关系,他们之间是现实有物质内容的丰满联系,而不是简单抽象地聚焦于政治。正如马克思在《神圣家族》里所说的,“对象作为为了人的存在,作为人的对象性存在,同时也就是人为了他人的定在,是他同他人的人的关系,是人同人的社会关系。”[6]268只有达到人的本真,才是人类社会的本真,当社会以共产主义的形式出现之时,既有的异化社会将彻底终结,新型人类社会全面开启。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幽灵,在欧洲游荡”;实则在全人类中游荡。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3] [美]詹姆斯·劳勒.虚无主义的共产主义与辩证的共产主义[J].段忠桥,吕梁山,译.理论前沿.2006,(2).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张毫焉涵〕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5)04-0013-04

[作者简介]董艳(1981-),女,山西太原人,研究员,博士后,从事政治哲学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收稿日期]2015-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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