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屿

“中国不缺喊口号的人，而是缺少大量知行合一、踏实做事的人。我可能做得不好，但是我一直在做”

《小康》：从《我的文革编年史》到《罪行摘要》，这些年放下笔扛起摄影机的你一直在关注“文革”题材。

徐星：我出生于1956年。“文革”十年，我走过了青春期，完成世界观的构建。对任何一个人而言，在他青春期完成的阶段，会有这样的运动，他的记忆一定是深刻的。我经历过，知道一些，就应当做些事情。

《小康》：在《我的文革编年史》里，你采访到被批致死的校长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最近有消息称，老人表示，在妻子死亡真相大白之前，不接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道歉。你如何看待宋彬彬以及之前陈小鲁的道歉？

徐星：个人忏悔意义不大。要在政府主导下，进行主流意识形态下的忏悔，全民族的忏悔。该说清的说清，该清算的清算。

《小康》：“文革”是否存在受害者、施害者与旁观者？

徐星：“文革”时最著名的口号，就是“不革命就是反革命”，没有旁观者，即便你心里有清醒的认识，但表面上还是要坚决、坚定。

至于加害者，从2004年我开始筹拍《我的文革编年史》，就在到处寻找加害者，但是找不到。也许你在资料里，会看到蜂拥而至聚集的人群，但真正去找，几乎所有人都会说：我在现场、我看见了、但是我没有动手。

只有一个人，是一个军区司令员的女儿，她对着我的镜头由衷地忏悔，说当年她在批斗自己的女政治老师时，给她头上插上笤帚苗，眼睛里泼进蓝墨水。但是这个素材我没有用，还是那句话，个人的忏悔意义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