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东

契丹是五代十国和宋朝时期对汉民族有着重要影响的北方少数民族政权，1066年改为“大辽”。辽朝全盛时期疆域东到日本海，西至阿尔泰山，北到额尔古纳河、大兴安岭一带，南到河北省南部地区。

看过《天龙八部》的人都知道，要理解“丐帮帮主”乔峰跌宕起伏的命运，就不得不提及他的出身——不是他自己曾以为的汉人，而是契丹人。可惜，在书中，北宋与契丹矛盾颇深，互称“契丹狗贼”“南朝蛮子”，仇怨不共戴天。于是，就发生了雁门关外、乱石坡前乔峰为了双方和平，断箭自尽、跳下悬崖的悲剧，令人不胜唏嘘。

《天龙八部》中，契丹人孔武彪悍的形象，已深入人心。历史上，契丹这个游牧民族也确实有此特征。它曾经屡仆屡起，创造出契丹文字、辽寺辽塔等灿烂文明，鼎盛时与大宋王朝南北对峙，将我国中原地区通往西方的丝绸之路隔断，以致当时欧亚大陆不少国家断定契丹就是古代中国，甚至连现在的斯拉夫语仍把中国称为契丹。

可见，拥有“镔铁”之意的契丹确有马背英雄、强悍善战、气势恢宏之象。但是，在明朝初年以后，人们再也无法获得有关契丹人的消息，不但历史文献中没有记载，考古工作中也找不到明初以后的遗存——契丹人居然消失了。

这是怎么回事？

据史书记载，公元1125年，契丹国（大辽国）被女真族所灭。此时，契丹人分为了两部分，一部分人（约10万）在贵族耶律大石的率领下，远征西域，建立了哈喇契丹（即黑契丹），即“西辽”。西辽被蒙古人灭亡后，又有少数契丹人在贵族八剌黑的率领下，在伊朗南部克尔曼地区建立了受制于伊儿汗国的起儿漫王朝（该王朝的王位由伊儿汗国任命，最后一任统治者因有人“诉其不敬汗使，岁贡不时，虐待其国中贵人”而被征入伊儿汗国朝廷，并由蒙古官员代治其国），史称“后西辽”。

这部分契丹人之所以在后来“其名不彰”，想必是融合到蒙古人、回鹘人和中亚本地人中了。

除此之外，大部分契丹人在女真族统治者的疑心和压迫下，生活在今天的中原地区以及东北中部、北部。蒙古族从草原崛起后，不少契丹人加入到协同蒙古军队抗击金国的序列中，也因此受到了后来元朝统治者的优待，如生长于汉族聚集地区，就被视作汉人，但被置于汉人这一等级中的优先地位——元末明初史学家、文学家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就表示，契丹为当时“汉人八种”之首位;如在西北地区，且不通汉语的，就被视作蒙古人。《元史·世祖十》就曾有元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定拟军官格例的规定，即“若女真、契丹生西北不通汉语者，同蒙古人。女真、契丹生长汉地，同汉人”。

明朝建立后，这部分人的命运也发生了两种变化。一些被视为蒙古人的契丹人，由于与蒙古族生活习性差不多，因此也随之北迁，并渐渐融合其中。另一些汉化程度较深的契丹人，在洪武元年朱元璋诏令禁止“胡姓”后，纷纷改为汉姓，渐渐融入了汉族。

从那以后，史书中再也找不到描写“契丹人”的文字了。契丹人的后裔，似乎也消失了……

但近现代以来，很多学者专家并不相信契丹后裔“消失”说。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找寻契丹人的后裔，逐渐成为显学。

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契丹文字的首席学术权威”刘凤翥在《百科知识》杂志发表《DNA揭开契丹族失踪之谜》，宣称利用DNA技术证明：达斡尔与契丹有着最近的遗传关系及血缘关系，为契丹后裔……云南保山市所属有十余万自称“本人”的阿、莽、蒋姓与达斡尔有相似的父系起源，很可能是蒙古远征军中契丹官兵的后裔。

至此，真相似乎已经大白。但不久之后，就有学者指出，刘凤翥并未严格按照国际权威的分子考古——尼安德特人的分子考古法来执行DNA检测，且考虑到古生物遗存的有机物很难保存至今，所以很难证明他所获得的DNA确实是反映古代契丹人特征的完整DNA，而不是污染物。

因此，契丹人的后裔之谜何时能够解开，至今仍是一个未知数。

当然，无论是史称“五胡”的匈奴、鲜卑、羯、氐、羌，还是之后纷纷登上历史舞台的党项、女真、室韦、沙陀、乌古等民族，都在相互碰撞和交流之中，互相接近、互相影响，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融合和大发展。不言自明，契丹民族也是我国五千年历史长河中众多消失古民族中的沧海一粟。

从这个意义上讲，假设今后我们一直无法找到契丹人的后裔，也是不足为怪、不足为奇的。

选自《文史博览》20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