蹇莉武汉大学

社会习俗与地方治理：一种习俗变迁的权力过程
——湖北恩施限制乡村酒席的政治学分析

蹇莉
武汉大学

国家权力对习俗的介入形塑着一个地方的社会习俗，社会习俗和地方治理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自然过程之外，习俗的变迁还有一个权力过程。国家权力自觉或不自觉地对传统的本土性资源进行着改造和重构，而传统的本土性资源也在对国家权力进行着反馈，国家权力和地域社会在习俗这个切入点上互动着。

国家权力；地域社会；习俗；乡村酒席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析框架。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对于当前学术界以及我们所生活的共同体来说是最基本也是最复杂的关系，国家代表公共领域，社会代表公民私人领域。事实上，国家和社会并不简单地构成线性逻辑的两端，相反，它们有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也就是说，国家与社会的沟通和互动是理性分析国家和社会关系十分必要、不可或缺的角度。但是对习俗与权力，社会传统与现代国家做截然对立的划分，无助于认识社会的变迁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中国家的影响，这种二元结构的思路和方法对于社会运作方式也缺少解释力。本文打算把习俗作为地域社会与国家权力交互作用的切入点来审视国家与社会的动态关系。

一、关于习俗、权力与政治关系的思考

作为生存意义的习俗。习俗文化是人类文化的重要内容，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绝对的变异性。习俗及其包含的仪式至关重要，个人成其为个人，社会成其为社会，国家成其为国家并不是自然天成的，而是通过文化、心理的认同而构成的，而这种认同很多时候通过社会习俗的运作造就。从本质上说，习俗就是在血缘与地缘关系为基础的熟人社会中所具有的外在行为约束力与内在道德约束力。有的习俗体现传统中国“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有的习俗则蕴含社会和谐、人民幸福、家庭和睦、亲人团圆的人文祈盼，都是价值世界的意义。

作为秩序维持的习俗。习俗作为一种自发社会秩序，一旦生成，它就能作为人们社会活动与事务中的一种常规性，固化习俗本身所覆盖的团体、社群或社会中成员的现象型行为，像一种社会规则那样对成员的各自行为有一种自我强制性的规约。而这种规约本身实际上给当事人和其他当事者一种确定的信息，告诉他应该这样做并有信心地预期到他本人如此行动亦会从别人那里获得同样的合作。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习俗一旦生成，它就是一个社群或社会内部的一种自发秩序。只有在这种自发社会秩序下，人们才能有信心地与他人有序地交往，即每个人均自我强制地遵守这种自发秩序，并且也会有信心地预计到他人亦会这样做。这里并不要求每个人都是理性的，而是每个人均假定大家今天会大致继续昨天的情形，因而会放心地进行社会活动与交往。正是因为这一点，人类才从那种霍布斯世界的人人是强盗的野蛮或未开化社会过渡到文明社会。单从这一点来说，人类社会之所以成其为社会，或者说人类社会之所以能与其他动物群体区别开来，正是因为人类社会有习俗这种自发的社会秩序在起维系作用。

二、国家权力介入社会习俗的原因

整饬社会风气，扶正民俗。乡村酒席出现了变异现象。整酒被农民当作一种手段利用，农民可以借此在短期内缓解经济困难。乡村酒席开始泛化，主要表现为乡村酒席中人情往来范围开始扩大、人情礼金数目慢慢增多、人情名目繁杂，乡村酒席的泛滥的使得传统的人情呈现出许多负面影响。办酒席的名目越发庞杂。办酒席的周期急剧缩短。酒席中的礼金数额恶性膨胀。乡村酒席这一习俗在传统村落社会中的确具有经济互助和维护社会团结的功能，但是变异后的乡村酒席则让它的互助功能日渐丧失，越来越多的农民借乡村酒席的互助之名聚敛财富，不利于维护社会团结。

培养现代性行为方式。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的根源在于理性的进化而且首先是生活世界的理性化。随着现代社会公共领域的生成，在现代化、市场化和社会结构变动的共同作用下，当下村民社会交往方式正在发生越来越深刻、越全面的变革，各种社会力量对农户的行为方式形成越来越强的形塑作用。当下村民的行为方式处于传统性与现代性交织的张力与互动之中，其社会化水平不断提升。这一状况对农户的行为方式产生了多重影响，也对农村社会的发展走向构成了潜在的牵引作用。因而，现代性行为方式的培养成为了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现代国家公共领域的出现，人们逐渐培养起了公共精神，但是人们的现代性行为方式却并没有相应地培养起来，地方国家通过公权力向村民输送意识形态，但是只是一味的输送意识形态性的话语远远不够，还得落实到村民的行为中，让村民能够自觉遵守现代权力国家逻辑做出相应的行为。国家要维持社会的和谐稳定，强化法纪观念，加强作风建设，让民众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通过具体的政策行为体现出来。恩施地区限制乡村酒席，禁止整无事酒，就是地方国家试图引导时代精神，培养现代性行为方式的一种尝试。

三、国家权力对习俗的作用过程

动员体制内的资源。动员体制内的资源的主要形式是通过直接制定禁令约束干部。乡村酒席的泛滥削弱了社会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促进了腐败了滋生和蔓延，所以对酒席习俗的限制是从党员干部和其他国家公职人员开始的。拿恩施市出台的规定为例，恩施市对党员、干部和其他国家公职人员违规整酒的，除依纪依规对当事人进行严肃处理外，还要严肃追究所在单位及辖区第一责任人的责任。出现一次，对单位及辖区第一责任人予以通报批评，出现二次，对第一责任人进行诫勉谈话，出现三次及以上，对当年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实行“一票否决”，对第一责任人进行组织处理和纪律处分。可以说，这些措施切实表明了恩施市治理整“无事酒”的坚定决心与态度，使得党员干部不敢触碰“高压线”，跃进“雷池”一步，有胆子大的试图违规操作的公职人员也受到相应处分。

鼓励群众基层自治。鼓励群众基层自治主要是指通过制定一系列具体的村规约束百姓，召开村民或者居民大会，以村支部或者居民委员会的名义对他们进行约束。鹤峰县下发的通知明确规定各乡镇党委书记为狠刹违规整酒风的第一责任人，要求充分发挥村民自治作用，利用村规民约出台具体措施，签订责任状，层层落到实处。各村委会通过村规民约约束村民，恩施市新塘乡制定《新塘乡治理违规整酒风工作实施方案》，禁止除婚、嫁、丧、葬以外的其他一切整酒项目。村支两委、村组干部、党员和村民代表如果参与整酒，第一次将办学习班进行教育学习，第二次参与的将扣发部分工资，第三次参与的将给予纪律处分、停岗、停职等，对于村民整酒的，经教育仍不改正的将不享受村集体给予的一切优惠政策。

四、权力对习俗的作用结果

净化了社会风气。恩施市通过狠刹“整酒风”，能让社会群众端正思想，诚实劳动，树立一种文明踏实、礼尚往来的社会风气。“无事酒”之风蔓延因为整“无事酒”能让“天上掉馅饼”，所以，很多人成为了“无事酒”的“寄生虫”，今天你整酒我给你送人情，明天我整酒你给我送人情，实行“钱钱交换”，依次轮转循环，造成人们盲目攀比、游手好闲、好吃懒做，根本不把精力和心思用在辛勤劳动与创造财富上。

减轻了村民经济负担。老百姓辛辛苦苦挣的血汗钱，本就不多，结果却把大部分的钱花在了“送人情”上，导致家庭开支不够，子女上学困难，养老治病困难等。特别是有些贫穷的农村家庭，连基本的“人情钱”都没有，为了不得罪亲朋好友，只得“打肿脸充胖子”四处筹钱送人情。“无事酒”不知坑害了多少农村家庭。恩施市出重拳禁止违规整酒，从很大程度上为老百姓节约开支，让钱真正用在了自己身上，用在了该用地方。

改善了村民生产生活状态。之前村民的很多时间都在奔赴酒席中蹉跎了。最多的时候，一天要走七八家，实在疲于应付，只恨分身无术。少了人情债，就有钱搞生产。太平乡奇峰关村的村民黄某为例，整酒风刹住后，他原本准备送礼的2200元钱省下来了，加上向国家农机申请的补贴，买下了一台耕田机，生产的效率一下子就提高了。而黄某所在的组，最近有30户陆续买了耕田机、起垄机。狠刹“整酒风”，让村民少了后顾之忧，民财用在了更迫切、更实际的地方。

五、基本结论

恩施地区乡村酒席习俗的兴起和盛行有一个历史过程。作为一种民俗现象，乡村酒席习俗在乡村中由来已久，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但是随着时间流逝，这种习俗出现了一些变化，呈现出泛滥的趋势。为了整饬社会风气，培养村民现代性的行为方式，国家权力开始对乡村酒席习俗进行直接介入，通过行政手段，思想政治教育手段，充分利用体制内的资源，配合鼓励群众基层自治对地方进行治理。照目前的状况看，国家公权力的这种干涉的确起到了净化社会风气，减轻村民生活压力，提升党员干部形象的作用，而且让村民有了更多的时间安心生产生活和工作，因而得到了恩施地区大部分村民的支持，但是这个限制乡村酒席的政策也引起了一些不满，或者由于没有照顾到少数民族的民族习惯，或者由于实施强度太大，或者由于实施过程反复。网民的态度更多，强烈支持的，一般支持的，反对的，极力反对的，摇摆不定的都有。

由此可以看出，一种习俗的变迁，除了自然过程外，还有一个权力过程。湖北恩施地区，公权力以扶正民俗为目标，通过政策手段对乡村酒席习俗进行直接介入，当地人民出现了几种不同的反应，对公权力有着反作用力。国家权力自觉或不自觉地对传统的本土性资源进行着改造和重构，而传统的本土性资源也在对国家权力进行着反馈，国家权力和地域社会在习俗这个切入点上是互动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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