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文化的“混声合唱”<br/>——论电视剧《小姨多鹤》的改编

多元文化的“混声合唱”
——论电视剧《小姨多鹤》的改编

2015-01-28许益玲暨南大学文学院广州510632

名作欣赏 2015年5期

⊙许益玲［暨南大学文学院，广州 510632］

多元文化的“混声合唱”
——论电视剧《小姨多鹤》的改编

⊙许益玲［暨南大学文学院，广州 510632］

旅美作家严歌苓的《小姨多鹤》被改拍为电视剧后，取得了良好的收视率。它一方面紧紧契合国家主导文化实现民族文化复兴的需要，一方面牢牢把握电视剧通俗化的艺术特性和多元化的受众需求默默以纯文学严雅纯的特征为娱乐泛化的电视剧注入精英文化的深度，较好地调和国家所代表的主导意识形态、大众决定的市场文化诉求与知识分子所代表的理性文化意识之间的矛盾，在“多元文化”的混声合唱中取得成功。

《小姨多鹤》电视剧主导文化大众文化精英文化

电视剧是20世纪中叶兴起的一种艺术形式，它以极大的受众群体和辐射范围激发了市场经济下作家的“生存本能”。21世纪以来，在媒介发展与融合的大背景下，许多作家纷纷“触电”，借助荧幕提高作品的知名度。《小姨多鹤》便是其中一例。2009年10月，编剧林和平、导演安健将旅美作家严歌苓的《小姨多鹤》改编成34集电视连续剧搬上大众荧幕，取得了良好的收视率和口碑。

改编后的《小姨多鹤》与原著出入颇大，不少剧评和论文认为这种改编没有忠实于原著，反而使得作品沦为大众口味的消费品，丧失了深刻性与艺术性。但在笔者看来，电视剧改编是一种复杂的动态艺术过程，不能以“小说中心主义”的批评标准一概而论。忠实，不等于原封不动地机械照搬，而在于抓住原著的精神内质和意蕴，积极运用影视思维，对原著进行全新的独立构思。一些学者站在文学本位的批评立场，以小说的审美标准来衡量电视剧改编的得失，无异于消解了电视剧自身的美学特质和艺术特征。

《小姨多鹤》之所以能取得良好的收视及口碑，恰恰证明了其改编的成功。它一方面紧紧契合国家主导文化实现民族复兴的需要，一方面牢牢把握电视剧通俗化的艺术特性和多元化的受众需求，默默以纯文学严雅纯的特征为娱乐泛化的电视剧注入精英文化的深度，较好地平衡国家所代表的主导意识形态、大众决定的市场文化诉求与知识分子所代表的理性文化意识之间的矛盾，使得三种力量相互制衡，在“多元文化”的混声合唱中取得成功。

一、文学改编：影视文化精英气质的建构

20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定并迅猛发展，日益膨胀的享乐主义不断冲击着传统道德的底线。在消费主义的裹挟下，中国电视剧的市场化程度愈加严重。电视剧的内容与题材不再一味寻求思想教育和道德提高，而是转向娱乐和消遣，以媚俗无聊的恶搞吸引大众目光。为了给荧幕注入忧患意识和启蒙思想，文学改编成了不二的选择。优秀的文学作品无疑能够在文化内涵、价值精神方面给电视剧以深刻启迪，提高其文化品位和价值。《小姨多鹤》的改编就是电视剧精英气质建构的一个范本。

小说讲述的是一个日本女人竹内多鹤依靠对生命的渴望，从战争的硝烟中存活下来，与张俭及其原配朱小环演绎出一场曲折的畸形爱恋。严歌苓超越了纷繁芜杂的世俗生活表象，上升到精神文化价值的层面，通过一位日本女人的辛酸遭际，展现了小人物在时代与传统文化冲撞挤压中的生命歌哭和血脉亲情。

这种人文情怀和启蒙精神通过改编的方式渗透入影视文化当中，抵抗大众文化以市场权力、商业利润取代艺术自律的审美方式，为一派肤浅的电视剧界注入久违的心灵震撼。同时，在商业文化社会中，价值失范、人性迷失，现代人的精神失落感不断加强。《小姨多鹤》中浓烈的理想主义精神及乐观进取的情怀与现实语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知识权力在此以大众喜闻乐见的电视剧为载体，传播时代稀缺的崇高精神，承担知识分子的启蒙责任。

另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强调艺术为政治服务的政策。这种审美的惯性一度造成历史和革命题材电视剧的程式化。不同于传统的红色经典，《小姨多鹤》借助小人物的际遇浮沉来承载宏大的历史叙述，通过错综复杂的故事和生动丰富的人物形象表现历史的波澜动荡，对传统红色经典中过分张扬权力、压抑个体人性的态度敬而远之。在充满理想主义和英雄情怀的同时，注入了对大众疾苦的体恤。这种入世精神和人文情怀，体现了知识对国家主流意识中以政治取代艺术自律的审美方式的抵抗。

二、人物改设：主导意识形态的诉求

电视剧通过直观、明确、逼真的图像再现把人物形象定型化，因此具有更大的感染力和表现力。主流媒体意图通过电视剧强大的传播性和引导力来进行文化建设，抵制电视剧沦为媒介事件和消费层面的“狂欢”。《小姨多鹤》也不乏从民族文化建设进行的改编，其中最明显的是人物的改设。

小说的主角竹内多鹤是战争的牺牲品。她被张家买下成为传宗接代的工具，在这个中国家庭里，她是不折不扣的弱者，但她却顽强地遵循着日本人的生活习惯和血脉气性，不卑不亢地生活。多鹤不声不响地把代浪村的生活一点一滴挪进这个新家，以至于“这些年下来，张家大大小小几口人，都觉得粗硬的刷子擦过水泥板的声音圆润悦耳”，都怀疑“一旦没有了这平滑如镜面的地面，没有了熨得平展、浆得香喷喷的衣服，没有了酱小虾小鱼知了蛹和红豆团，张家的人能否活得下去？”尽管定居中国，日本人的血气仍然流淌在多鹤的体内。张俭企图将她抛弃，但一个多月后，多鹤历经千辛万苦又回到家中。极度营养不良的她此时已经没了奶水，当她发现干瘪的乳房再也不能给孩子提供甘美的乳汁时，一向温驯的她转身就和张俭撕扯开来。这个多鹤，隐忍但是倔强，为了生存，她包容忍让，但是一旦触及原则底线，又如同恶狼一般奋起反抗，非要争个鱼死网破。

而电视剧中的多鹤，则被设置成道德高尚、性格完美的圣母形象。尽管受到朱小环的多处刁难，但她从不反驳，默默地操持着家事。在张俭身无分文时，她拿出母亲留下的金镯子，让他典卖之后置办家具；家中经济拮据，她冒着风吹日晒，砸矿石、拉酒糟补贴家用，还来回奔波给襁褓中的孩子喂奶；被儿子张钢举报后，她不计前嫌，在其生病时前往看望；在丈夫小石逝世、张俭入狱、小环中风、女儿春美发疯、张铁下乡、张钢叛家、小彭处处为难的时期，她只身一人撑起了支离破碎的张家，用地母般的博大情怀承受着命运的苦难，肩扛生死悲剧，从容地生活。这个多鹤集美丽、善良、勤劳、勇敢、质朴、温柔、隐忍于一身，像圣母一般，完美得没有一丝缺陷。多鹤的身上汇集了传统道德所倡导的“温”“良”“谦”“恭”“让”，这些品质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宗旨不谋而合。这一完美的道德楷模实际上是主流意识形态的“传声筒”。她的形象越是深入人心，榜样的功能就越能得到扩张。观众在对多鹤的深深同情中，重温了人性的真善美，国家意志在温情和泪水中不知不觉得到了彰显和强化。

另一个形象差距较大的是小彭。小说中，他深深同情并且深爱着多鹤，因为无法休妻迎娶多鹤而自责离开。后来多鹤有难，小彭也常常暗中相助。这样一个痴情善良的男人在电视剧中却变成了一个无恶不作的混蛋，成为张家家破人亡的罪魁祸首。

多鹤和小彭两个人物在荧幕上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一个属于“高大全”式的圣母，一个属于“矮小残”式的恶人。电视剧放弃了小说对人物性格复杂化、矛盾化的处理，转而以鲜明化和类型化来引导观众的善恶定型，引导大众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主流意识形态在这种文化消费过程中被大众所承认、接受，进而促进社会统一价值观念的形成，增强共同思想的基础和凝聚力。

三、主题转换：大众文化视域的需要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政治、经济体制的急剧转型，大众文化异军突起。拥有上十亿受众的电视剧无疑是大众文化的最佳载体。电视剧改编在承担精英启蒙和主流文化建设的同时，也需要重视其本身的传播特性和受众心理，因而不可避免地浮现出对“当下性”欲望的追逐。

在《小姨多鹤》这部连续剧中，改编者以大众文化的名义，在故事题材和主题上进行攫取压榨，将文本的核心诉求转向了契合世俗大众的情感逻辑和审美趣味上。

原著中，张俭一家人用七块大洋从人贩子手里买下了多鹤，这桩买卖一开始的目的就是赤裸而无情的。多鹤作为生育工具的命运是张家人主动促成的，而电视剧中，张俭父母意外发现多鹤气息尚存，老太太心生怜悯，不顾儿子和儿媳的反对，执意要把她救下。她把多鹤当作亲闺女看待，在物质匮乏的年代，煮小米鸡蛋粥喂多鹤，为她洗头、穿衣，处处疼爱，细心呵护，最后甚至因为在冰天雪地中寻找丢失的多鹤而重病去世。尽管心中萌生了“借腹生子”的念头，但张母不愿伤害她与多鹤之间纯粹的母女亲情，始终难以启齿，最后还是由小环私下转述这个不情之请，多鹤为了报恩，自愿为张家生子。小说中违背伦常的“借腹生子”在此水到渠成地转换成无怨无悔的主动报恩。

从受众的心理来说，在当下这个讲究法律秩序，重视一夫一妻观念的时代，人口买卖、借腹生子这种于理不合的事情难以被观众所接受。电视剧通过张母似海的恩德和善心使得多鹤为张家生子的行为合理化、合法化。中国百姓不计民族仇恨，以恩情和美德实现对日本孤女的救赎，这一价值和主题的设置也更加符合民众对中日历史、文化的理解和定位。

小说中，张俭的正牌妻子朱小环尽管为人精乖世故，泼辣淘气，但骨子里十分传统，她深深明白“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道理，默默承受了丈夫从肉体到心灵的双重背叛，默许了多鹤的到来。在小环的大度和包容下，这个畸形的家庭才得以相安无事地“凑合”了几十年。

但电视剧中的小环却是一个心胸狭窄，妒忌心强的野蛮女人。她虽然一度对多鹤表示同情，但眼看着多鹤生下孩子，成了张家的功臣；看着张家父母对多鹤无微不至的疼爱；看着张俭对多鹤日渐深厚的爱恋和袒护；看着孩子们对这位“小姨”的依赖和喜爱，她不断地挑起事端，大发脾气。在小环心中，只要多鹤存在，张家的日子就不得安宁，她在张家的地位也就岌岌可危。因此，她要誓死捍卫自己的领地，容不得多鹤分去一瓢半勺。

这种改变主要源于电视剧的当代意识。为迎合现代人的审美情趣和时尚心理，影片难以避免地浮现出更多对“当下性”欲望的追求，而放逐了部分对理性和深度的眷恋。电视剧改编者挖空心思将小环和多鹤置于截然对立的位置，利用当代文化市场操作中屡屡得手的武器——“情感戏”“三角恋”编制出形形色色的俗世故事以满足观众的情感诉求。它冲淡了原著对战争和国民性的反思，将复杂的情感纠葛和若隐若现的暧昧情感这些娱乐元素在影像中进行投射和表达，在剧情上虚构出大量充满突变和媚俗的情节，让整个故事更加曲折离奇，跌宕起伏，把一部通过人物的生存际遇来反思历史人性的小说打造成一部洋溢着现代气息的家庭伦理言情剧。至此，情感婚恋超越小说的人性纠葛而成为主题。

最后，在结局处理上，改编者也是大刀阔斧。小说惨淡的结局深刻地揭示了生活的悲凉，而电视剧则沿用了中国观众所喜闻乐见的大团圆结局。这种改编思路迎合了中国观众自古以来崇尚“大团圆”的审美观念。

原著毁灭性的结局蕴涵着巨大的社会批判精神和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具有强大的震撼力。电视剧大团圆的喜剧收尾毫无疑问地消解了原著的悲剧性和深刻性。但烟火凡尘里最需要的也是这些俗气而温暖的东西。当忙碌了一天躺在沙发前休憩时，观众希冀的不是从彻底的悲剧中获得灵魂的洗礼，不是在一沉到底的黑暗中难过地挣扎，而是从团圆的结局中感受一份俗世的善念与希望，获得超越现实的安慰。作为一种最广泛的平民文化样式，电视剧的结局显然更能被广大观众所认同和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