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庆蓓［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北京 100024］

族裔文学研究

试论严歌苓“家园记忆”小说

⊙孔庆蓓［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北京 100024］

严歌苓是美华女性作家代表性人物，“家园记忆”是其创作的母题之一，本文对严歌苓“家园记忆”小说的独特视角及题材进行分析与梳理，揭示出作者以“局外人”身份持有的审美观照，从跨文化角度探讨其独特的历史书写及其成因。

严歌苓 家园记忆 局外人

在海外华文文学的所有地域性分支里面，美华文学无疑是绽放于异域的一朵奇葩。严歌苓则是近十几年来北美华文文坛创作成就以及影响力都最为显著的新移民作家之一。

严歌苓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上海，长于传统的知识分子家庭，具有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背景。她十二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作为一名舞蹈演员在祖国大江南北巡演。二十岁的时候作为战地记者，参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亲临战场，直面人生中的生离死别以及战争的残酷。之后，她与莫言、余华、迟子建成为同学进入鲁迅文学院作家研究生班。1988年严歌苓应美国新闻总署的邀请访美，进入哥伦比亚艺术学院文学写作系就读并得到硕士学位，之后定居美国至今。在异国他乡，严歌苓始终坚持用中文写作，写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新移民”小说。中国文人自古就对“去国怀乡”这一命题感慨良多，因此故国回望、家园记忆毫无悬念地成为严歌苓进行文学创作的主要母题。她以一个在美华人的特殊身份，以一种真正自由的创作姿态，书写着她所思、所忆的大陆，她的作品中也弥漫着浓厚的“大陆”气息。本文主要探讨严歌苓小说中对“家园记忆”进行的独特的历史书写及其成因。

一、独特视角的形成

所谓“家园”一般具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形而下的现实的生活时空，小至家庭、故乡，大至城邦、国家；二是指形而上的人类赖以生存的精神皈依之处。而“家园情节”则是“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一直是伴随着诗人、作家情感起伏升降的一种泛文化现象”①。严歌苓与白先勇、於梨华等前辈“家园记忆”有着本质的区别。她及其同时代人，既缺乏“五四”先贤包括像后来的张爱玲等人身上所具有的深厚的传统底蕴，也没有台湾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留学生那样学贯中西的文化素养，其成长经历了“文革”这一样特殊的历史时期，是“中国文化青黄不接的地段上发育出来的绿豆芽”，天然地缺少了对传统文化无限缅怀、追忆的可能性。他们的“去国”是主动离开，而非迫不得已，面对的是全球经济的突飞猛进以及跨国际、跨洲际的各种层面的日益频繁的交流，不再会对“无根漂泊”产生刻骨铭心的怅痛与苦楚。米兰·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遗嘱》中把移民艺术家分为三类：一是始终无法融入移居，二是已融入移居地社会却无法摆脱原有文化，三是既融入当地社会又从故土拔出了根。面对中西两种文化的冲击与碰撞，大体上说严歌苓的文化身份可以归为第三种，即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寻求实现中西文化交流与沟通的途径。因为她能够积极面对自己的文化处境，主动选择游离中西两种文化，将自己定位为“边缘者”，以“局外人”的身份自由地观照中西两种文化中的人与事。这一与众不同的文化身份定位，使她能够更为清醒而独到地探究复杂的人性与历史。这也正是她的“家园记忆”小说之所以具有特殊文化魅力的原因所在。

对此，严歌苓本人也有着清醒的认识。对于“家园记忆”小说的跨文化意义和价值，严歌苓有自己的理解。她曾说，到了一块新国土，每天接触的东西都是新鲜的，都是刺激。即便遥想当年，因为有了地理、时间以及文化语言的距离，许多往事也显得新鲜奇异，有了一种发人省思的意义。②多年的异域生活使她原本的思想观念受到冲击，中西文化的交汇与碰撞，在她的心中已催生出融合不同文化质素的新的审美倾向。她以跨文化视角重新审视故国，深情地书写了回望故国时所关注的历史和人物，这就使她的“家园记忆”小说不仅仅满足于对昔日历史的简单回顾，而是体现为作者以中西双重文化视角对中国历史的独特审美观照，展露出作者独特的美学视角和书写定位。

二、“家园记忆”小说的题材类型

1.“文革”题材小说发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革”是一场全民参与的政治运动，历时十年之久，其影响远远超越了政治层面，不仅对当时国家的生产力发展、国家生活的正常秩序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与破坏，更剧烈地撼动了整个思想文化界，制造了一场思想文化的浩劫。作为“文革”的亲历者，严歌苓刻意偏离了宏大叙事的惯常思路，放弃了对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的时代背景的描摹，回避了对血淋淋的残忍场景的刻画。她从个体经验出发，从童年视角和女性视阈切入，仅仅是把“文革”当作一个乱世背景，重点表现人们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各种反常行为和心理，挖掘“人性”在各个时空中的扭曲和转换。相对于“反思文学”仅从政治、社会环境等层面来还原“文革”，严歌苓更倾向于在对历史、人性的进行刻画、拷问的过程中，引导读者对“文革”的荒谬本质及人性的扭曲阴暗进行反思与追问，更具有深刻的人文关怀。

《穗子物语》是一部短篇小说集，童年视角的叙述者由一个叫穗子的小女孩来承担，她的年龄从七八岁到十几岁不等，根据小说的情节需要而变换。《拖鞋大队》中的穗子和“拖鞋大队”的其他成员因为所谓的性别疑问背叛了她们唯一的朋友，也是她们精神支柱的耿荻；《白蝶标本》中的穗子目睹了名角朱依锦自杀未遂被送入医院后，赤身裸体如同白蝶标本般任人观览直至死亡的全过程……

《天浴》与《白蛇》《一个女人的史诗》等小说则是从女性视阈出发，为我们带来不同寻常的情感倾向和审美风格。以身体为资本与命运做抗争或是交易本是千百年来文学视野中关乎女性生存最常见的审美命题，“文革”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恰好为这一命题提供了唯一又极端的场景。女知青文秀豁出一切的挣扎，仍逃不出时势巨手对一代人命运的拨弄，更逃不出人心险恶的围剿。当徐群山（徐群珊）出现在孙丽坤面前的那一刻，“白蛇”才重归真性、羽化飞升。同性间的不平常的情谊使舞蹈演员溺毙其中又凤凰涅般的浴火重生。

2.传统伦理道德题材小说走出国门之后，时间和空间的迁移给了严歌苓审视事物的独特角度。当她用全新的理念来回望故国时，发现在中国千百年来习以为常的一切是那样的啼笑皆非，又是那么的沉重。中国文化传统中曾经公认为是美德的东西，在西方文化的对照下，揭开了如梦幻泡影的面纱，展露出丑陋残忍的真面目。多元整合的文化立场，使严歌苓做出涵蕴丰富的历史书写，并对一些所谓的伦理道德进行多层面多角度人性反思。《人寰》中，父亲因为贺叔叔保全了全家的报恩完全遵从了“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中国传统道德规范，这种报恩又因为“文革”中的种种过往而在“文革”后还在延伸。作者借助美国文化理念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固有的价值标准、道德判断进行了重新思考，在“施恩”“报恩”等道德因素的掩藏下，人的个体尊严以及对自由、平等、民主的诉求等均被漠视了。原来“施恩者”的侠义行为背后掩盖着的心理契机竟是对道德优势的掌控，而进行“报恩”行为的同时也就承认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看似单纯的“施恩——报恩”，其实已经掺杂了很多被忽略或者说是被回避的东西而变得不纯粹了。

3.中国现代化进程题材小说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现代化进程加速，而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并不是无偿的，付出的代价是什么，付出的代价有多大，这些都是有良知的国人无法忽视的问题。因此当严歌苓的目光深入到现代化进程中的当下的故国时，变得深邃而复杂。

改革开放后城市和农村都处在快节奏的现代化进程中，城市的经济发展尤为迅猛，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在乡村男女面前描摹出了一幅繁华瑰丽的映像，勾起了他们心底的欲念，驱使着他们决绝地背离了养育了他们的故土，踏入了陌生的城市。然而可悲的是，城市非但没有帮助他们实现梦想，反而扭曲、吞噬了原本的美好。《审丑》中的小臭儿靠爷爷拾荒过上好日子，在成为一个有钱的城里人后，竟把仍以拾荒为生的爷爷拒之门外；《谁家有女初养成》中的巧巧还没见到大城市的影子，就在半路上被卖到了甘肃西北部的一个小山村；《少尉之死》中老实巴交的小军官刘粮库为了留住被城市拜金主义习气影响的女友，到司务长的办公室行窃，并失手打死了他……通过对乡下人在城市中的种种遭遇的描写，严歌苓向我们展示了城乡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诸如专制愚昧、金钱至上、传统伦理颠覆等一系列问题，引起我们的广泛关注和深入思考。

三、结语

“海外华人作家，作为在异乡的漂泊者,始终都与身处的社会、文化存在着隔阂与疏离，转身注视曾经的祖国，在时间与空间的重重阻隔之下，也有了别样的面目。”③在这样一种特殊的文化境遇中，以严歌苓位代表的一批海外华人作家获得了“局外人”的双重视角，所书写“家园记忆”小说走出了中国的地理格局，具有更为广泛的人文关怀，也取得了小说艺术上的巨大成就。

① 邹志远：《痛苦的家园记忆——百年中国文学家园情结的整合性论说》，《东疆学刊》2001年第3期。

② 严歌苓：《洞房——少女小渔》，春风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47页。

③ 吴宏凯：《海外华人作家书写中国形象的叙事模式——以严歌苓和谭恩美为例》，《华文文学》2002年第2期。

作 者：孔庆蓓，文学硕士，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讲师，汉语国际化研究中心成员，研究方向：语言本体及对外汉语教学。

编 辑：赵红玉 E-mail：zhaohongyu69@126.com

本文为2013年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世界华文文学对中国形象的创造与想象》（编号050 246）阶段性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