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郁［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上海200083］

试论莎士比亚名作《哈姆雷特》中“捕鼠机”的含义

⊙王郁［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上海200083］

本文从奥古斯丁对“捕鼠机”的解释出发，阐释了笔者对莎士比亚名作《哈姆雷特》中复仇的代价、自杀的意义、痛苦的自觉及哈姆雷特最终悲剧性命运等问题的理解和思考，进而挖掘和揭示《哈姆雷特》中“捕鼠机”的深刻含义。

《哈姆雷特》“捕鼠机”含义

《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最有名的悲剧作品之一。在该剧作中，王子哈姆雷特授意流浪艺人进宫献艺，为国王克劳狄斯及诸王公贵族上演了一场名为“捕鼠机”的谋杀案，此后哈姆雷特坚定了复仇之心。这场表演的故事情节与当时在位的国王克劳狄斯弑兄夺位的内幕如出一辙，证实了宫廷的篡位真相，对推动整部戏剧情节发展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目前学者多通过对悲剧《哈姆雷特》的创作背景及内容的分析与研究，来探索莎士比亚的人文主义思想表现及其意义。本文则从《哈姆雷特》中复仇的代价、自杀的意义、痛苦的自觉及哈姆雷特最终悲剧性命运等方面，来挖掘“捕鼠机”的深刻含义，进而揭示出《哈姆雷特》这一作品本身可能并未包含的许多理想。

一、对“捕鼠机”的基本理解

根据戏剧第三幕中哈姆雷特所述，他安排名为“捕鼠机”的这场演出具有两方面的目的：一方面他要试探克劳狄斯和王后的态度，并希望他们能当场供认罪行；另一方面也为检测自己究竟是受到了死去父亲鬼魂的召唤，还是内心深处魔鬼的诱惑。从整部《哈姆雷特》的剧情来讲，哈姆雷特最终用自己的生命换取了受到魔鬼诱惑的克劳狄斯的死。“捕鼠机”，虽然只是一个戏谑的名字，却蕴含了非常深刻的意义。也许只能用哈姆雷特自己的死，才能最终战胜克劳狄斯。而作为试探工具的演出本身，其实并不是一个成功的“捕鼠机”。

（一）诱饵意味着要付出代价

改编《捕鼠机》这部历史悲剧并将之呈上宫廷，在哈姆雷特看来，是一个机关。他想用戏剧达到刺探国王的目的，不仅要判断克劳狄斯是否为杀害父亲的凶手，还因为“犯罪的人在看戏的时候，因为台上表演的技巧，有时还会激动到天亮，当场供认他们的罪恶”。从克劳狄斯当时激动的表情和之后的忏悔中，可以看出哈姆雷特着意安排的这场戏剧表演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就他的完整目的和期望来看，此番尝试却是失败的。

正义与邪恶的角力永远是艰难和残酷的，这是一种终极的实力对抗，双方都会付出巨大的努力和牺牲。拥有正义不代表就可以让邪恶的魔鬼自动投降，所以哈姆雷特仅付出排演一场戏剧的代价是远远不够的。哈姆雷特的代价主要在于他在试探克劳狄斯的同时也必然被克劳狄斯所试探（这本身也有一定的自我牺牲的成分）。哈姆雷特希望试探出国王的良心；国王则希望试探出哈姆雷特的野心。这次试探由哈姆雷特发起，而他试探的结果明显在刺激克劳狄斯的同时也引起了克劳狄斯的注意。在刺激敌人的同时，他暴露了自己，克劳狄斯于是肯定了他之前对哈姆雷特“发疯”原因的推测。显然，如此的“代价”是远不足以彻底赢得这场角力的。

（二）自杀的意义

既然复仇要付出代价，那么这个代价到底是什么？依据奥古斯丁的解释，代价即“诱饵”：主的死。在《哈姆雷特》中，这自然就意味着哈姆雷特的死。哈姆雷特用自己的死去引诱不义的国王，这样的行为实际上就带有自杀的倾向，也就是说，哈姆雷特必须要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是否要用自己的死去换取复仇的成功。于是自杀应当成为一个重要的分析对象。

莎士比亚写作《哈姆雷特》的重要历史背景即为中世纪后期的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强调人的独立性，认为人对其私有物拥有主宰权，生命为己所有，因此生死也全在个人。通读《哈姆雷特》可知，为了哈姆雷特的复仇计划，主动或被动地付出生命代价的人是相当多的：仅女性中就有投水自杀的奥菲利亚和饮鸩而亡的王后。

自杀的问题，也是“to be or not to be”问题的一个分支。活物大多都有趋生避死的本能，但人类在拥有这个本能的同时，却也拥有存在之举。凡自杀者在自杀前无不进行过独立的考虑，虽然其动机、方式和结果往往各不相同。“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在他的一切行动中，把他当作自在目的看待，从而他无权处置代表他人身的人，摧残他，毁灭他，戕害他”；“说人具有支配生命的权利，那是矛盾的，因为这等于说人又凌驾于其自身之上了。所以，他不能对自己做出判断”。但是哈姆雷特明显舍弃了这些想法，基于一种对于“义”的理解和坚持，他选择了用自我走向毁灭的方式来实践自己复仇的目标，大有“舍生取义”之感。

舍生取义是一种牺牲。一般来说，人们对牺牲的理解是：为了理想而舍弃自己的利益。但是，牺牲实质上仍是一种异样的获取利益的方式，只是我们一般不称牺牲者们的理想为“利益”。但我们非此不能衡量理想和个人利益的轻重。笔者认为，选择牺牲的人亦追逐一种利益，而不是像我们所想的那样，对利益没有任何的需求，只因他们所逐之利与常人不同。牺牲是一种舍弃个人现实的具体利益去获取道义上更高层次的高尚利益的行为。哈姆雷特不愿永远生活在为父报仇和国家处于不义者的统治之下等世俗问题的困扰之中，亦不愿永远生活在囚牢之中而不能“在胡桃壳中成为无限空间的君王”，所以他选择了以自杀为形式的牺牲，也因此获得了永恒的生命。

需要指出的是，他的牺牲由于个人在性格和情绪上的多疑、软弱和波动，注定带上了悲剧的色彩。他“既视六合为囹圄，行无所遁，复以方寸作战场，忧心难寐，愤世嫉俗并自伤自怜”。

二、哈姆雷特的自觉及其悲剧性命运

（一）痛苦的自觉

再次回到奥古斯丁对“捕鼠机”的解释：“主的十字架就是魔鬼的捕鼠机，诱饵就是主的死。”——显然，主很明白自己的行为是在用自身生命来换取魔鬼的灭亡。这是一个自己知道自己在想什么，在干什么，会怎么样的“自觉”过程。哈姆雷特的复仇就蕴含着“自觉”这一重要的元素，他怀有一种“痛苦的自觉”。“不幸的人”，这正是哈姆雷特对自己的清醒认识。帕斯卡尔曾经说：“人的伟大之处，就在于能够认识到自己的可悲。一棵树并不觉得自己可悲。”

自觉的痛苦不因其身份的高贵而消失，相反，却因为哈姆雷特智力水平的出众而有了更深的程度。“到了人，这种痛苦也达到了最高的程度，并且一个人的智力愈高，认识愈明确，就愈痛苦。具有天才的人则最痛苦。”哈姆雷特就明显符合这一论述，他有着出众的哲学和艺术能力（当然，这个评价更适用于其作者莎士比亚），他想成为“胡桃壳中无限空间的君王”，但是他又必须承担为父报仇的任务。他自知精神生活和世俗生活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故他在对自己性格的评价、对自身行为的看法以及对命运无常的感叹上，总是体现出特有的惊人的深度。在这样的深度背后，我们亦能感受到他内心的痛苦。天才“所缺陷者与人同，而独能洞见其缺陷之处”。这点也是我们理解哈姆雷特悲剧命运的关键之一。

在整个复仇的过程中，哈姆雷特总是自觉的，至少他努力地做到自觉。他不断地提醒自己复仇这件事和复仇的对象，反复区分对母亲的爱和对她不忠行为的愤怒和仇恨，多番审视自己对奥菲利亚的爱情。哈姆雷特冷静的自觉似乎给复仇这一暴力举动消去了很多的罪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与罚》里曾对犯罪表达过这样的看法：“一个人在单纯的犯罪过程中应该保持相当的镇定，但是由于犯罪这件事本身，他们不可能保持冷静，相反往往会在犯罪的过程中那些最应该冷静的地方更加严重地体现出狂热和非理智。”如果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犯罪的这个表述和哈姆雷特的行为进行比较，那么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哈姆雷特的行为从终端反应上来看是一个刺死克劳狄斯的杀人过程，其行为的结果是有罪的（复仇本质上即是一个以暴易暴的过程，因此不可能全然符合正义），但是其过程似乎并没有十分浓厚的犯罪意味。也就是说，超乎常人的自觉一方面给哈姆雷特个人带来无限的痛苦，但另一方面这些自觉的苦难又为之带来旁人眼中（或许在他自己眼中也是）对罪恶的救赎和洗清。这里的罪恶不单是他自己的，也是克劳狄斯的，是王后的，甚至是奥菲利亚和雷欧提斯的。纵观全剧，几乎所有人都处在一种不自觉的和缺乏反思的懵懂状态中，只有哈姆雷特一个人始终清醒地认识到自身（小我）的可悲，并进而同情地感受到他人（非我）的不幸与痛苦，乃至对全体人类（大我）产生了悲悯，哈姆雷特身上也因此有了一些神的色彩。

（二）最终命运的悲剧性

“捕鼠机”的目的在于捕捉魔鬼，最后的结果也无非是两个：抓到了或是没有抓到。应该说，随着克劳狄斯的死，魔鬼被抓住并被消灭了。但是《哈姆雷特》的主角是哈姆雷特，我们不应该因为克劳狄斯的死而停止对哈姆雷特的思考。哈姆雷特有两方面的理想：一方面是世俗上为父报仇的愿望，这个愿望随着克劳狄斯的死已经实现；另一方面，他想走出囚笼，摆脱噩梦，成为“胡桃壳里无限空间的君王”，而这个梦想因为哈姆雷特自己的死亡而破灭了。

其实，哈姆雷特的理想注定无法实现——他有太多世俗的工作要做。他受制于自己的出身，他的意志不属于个人。他永远具有双重的身份与命运：一方是他的世俗事务，另一方则是他的天性与精神追求。二者虽然有被动接受和主动选择之分，但它们都是先定的：分别出于纲常伦理的必然命令与欲罢不能的生命程序。黑格尔曾断言：“在真正悲剧性的事件中，必然有两个合法的、伦理的力量相互冲突。”那么，哈姆雷特的确是真正的悲剧：他的身上同时出现两种相互冲突的同样合法的力量，他自身即构成了悲剧性的反讽，他的命运分裂了。这实际上导致了他被人诟病的“行动力欠缺”。他想把自己彻底关在属于自己的那个纯洁的胡桃壳里，躲避“命运的暴虐的毒箭”“人世的鞭挞和讥嘲”“压迫者的凌辱”“傲慢者的冷眼”“被轻蔑的爱情的惨痛”“法律的迁延”。最后，肉体的消亡标志着这一理想追求的失败，可以说，这是作者对哈姆雷特的一种残酷，亦是一种宽容。

哈姆雷特因自觉而怀疑，而动摇，这固然打破了信仰的结，却也失去了存在的解。他的命运成了一道无解的难题。他哀叹着自己的不幸，但是却无路可逃。于是他绝望、清醒地等待着那个必然的结局——死亡的到来，在此之前，他唯有忍受。这就是哈姆雷特的悲剧命运。

三、结语

莎士比亚是一位广博而深刻的人性观察家，位列莎翁四大悲剧之首的《哈姆雷特》，为人们提供了无穷的审美与阐释空间。本文从奥古斯丁对“捕鼠机”的解释出发，对哈姆雷特的复仇、自杀行动及其悲剧性命运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和发散，从而了解到《哈姆雷特》所包含的万千气象中的冰山一角，也揭示了《哈姆雷特》一剧本身可能并未包含的许多理想。这正是《哈姆雷特》的永久性带给我们的思考：人们可以超越暂时性的审美、观念与风俗习惯，排除一切时代和功利的干扰，从历史与审美的本质上去揣测其超越时空的永恒的价值。

[1][英]莎士比亚.哈姆莱特[M].朱生豪译（英汉对照）.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

[2]Bradley,A.C.Shakespearean Tragedy[M].3rd edition.London:Macmillan,1992.

[3]方小缇.试论“戏中戏”在剧作中的审美作用[J].戏剧文学，2008（4）.

[4]王坚，杨勇坚.论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中的人文主义思想[J].思想战线，2011（2）.

[5]汪余礼.重新译解“To be，or not to be”——兼析哈姆雷特的心灵历程与悲剧性格[J].江汉大学学报，2010（1）.

[6]孙建光.本我回归——哈姆雷特向死而生的心路历程[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6）.

[7]李升炜.试论莎士比亚悲剧的本质[J].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12（1）.

作者：王郁，文学学士，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在读硕士，从事法语及外国语言文学研究。

编辑：康慧E-mail：kanghuixx@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