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静兵 （西安美术学院油画系 710065）

浅谈中国伊斯兰砖雕艺术流派

马静兵 （西安美术学院油画系 710065）

我国砖雕艺术有着两千多年的发展历史，至今已发展出多个艺术流派。其中，伊斯兰砖雕艺术规模庞大，自成体系，堪称多民族文化融合的艺术宝库。伊斯兰砖雕艺术历久弥新，亦面临严峻的发展形势，了解伊斯兰砖雕的流派脉络，对把握其发展形势推动其长远发展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中国伊斯兰砖雕艺术；文化融合；研究与应用

我国砖雕艺术有着两千多年的发展历史，在众多砖雕流派中，伊斯兰砖雕独树一帜，它是伊斯兰教传入我国后，受其影响，逐渐形成的特有民族风格的砖雕门类，同时，在伊斯兰砖雕内部，也逐渐发展出了不同的流派。

伊斯兰砖雕是一个包容性的概念，它既包括清真寺等宗教场所的砖雕作品，也包括以穆斯林砖雕艺人们的手艺传承为载体的文化艺术体系。综合作品本身的题材、风格，手艺传承体系以及地域差异，伊斯兰砖雕艺术可分为西北回族砖雕和天津回族砖雕两大流派，它们各自的艺术发展自成体系，同样产生出了各民族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也都体现出了文化融合的特点，成为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

一、西北伊斯兰砖雕艺术特色与渊源

我国西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地区，基于汉文化特征的传统砖雕作品不断融合其他民族的文化理念，始终呈现多元文化融合的特点，如建于明永乐年间的藏传佛经寺院青海瞿昙寺、甘肃永登县的妙因寺、张掖市的大佛寺，都在儒家文化基础上呈现出鲜明的藏族艺术特色和佛教气息。伊斯兰教建筑亦是如此，在儒家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融合全新的伊斯兰教理念。这其中，规模最大，发展最为完善的当属临夏回族砖雕。临夏素有“砖雕之乡”的美誉，在其境内出土的金大定十五年进义校尉王吉墓室砖雕作品，是临夏迄今发现最早的砖雕文化遗产。南宋期间，临夏砖雕已形成风格独特、工艺精湛、雕刻形式多样、手艺传承体系化的建筑装饰艺术。元、明以来，砖雕艺术进入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的临夏砖雕富于极强的想象力和表现力，雕刻手法复杂多样，风格刚劲有力、气势浑厚。民国年间，砖雕文化盛行，砖雕艺人们逐渐从砖瓦建筑匠人中分离出来，独立负责建筑的砖雕装饰，艺人们融合中国传统绘画、木雕等艺术手法，不断推陈出新，出现了大量艺术精品。座落在临夏市八坊三道桥东的东公馆就是这样一座砖雕艺术的宝库，它建于1948年，为西北名人马步青的私宅，其砖雕作品均出自回族艺人绽成元之手。绽成元（1903-1980）是临夏祁家庄人，师从著名砖雕艺人马优努斯，成名后被邀请到青海、西宁各地主持、指导砖雕工程，名扬西北。东公馆的建造是绽成元历时8年，呕心沥血完成的艺术精品，作品呈现出老艺人沉思创作的精妙，摄取生活细节的精到，上百幅砖雕作品与东公馆内亭台阁楼融为一体，造型独特、气势宏伟。周声普（1908-1988）是另一位名扬西北的临夏回族砖雕艺人，20多岁的周声普就已技艺超群。1956年，周声普主持创作了临夏大拱北两道照壁上的砖雕大幅作品，分别是“荷花图”和“松月图”，两幅作品中的事物展现惟妙惟肖，大气稳重，体现了作者艺术生涯成熟时期的特点。两年后，周声普还主持修建了红园中的部分建筑和砖雕。周声普擅长山水刻画，图案构思上注意创新，作品富有诗意和生活气息，形成了具有独特风格的“周派”。上世纪八十年代后，临夏砖雕艺术的发展在经历一段停滞期后逐渐恢复往日的辉煌，但较其他地区，仍旧保留了较完整的砖雕手艺和传承体系，往来临夏学艺之人众多，遂有“砖雕手艺出河州”的盛誉。

同样地处西北的宁夏地区也是伊斯兰砖雕精品的荟萃之地，从考古发掘上来看，宁夏地区出土最早的墓室砖雕属于宋代，其中1977年10月泾源县北宋墓出土的推磨图和辗米图砖雕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日常生活场景，雕刻技法精湛，人物表情逼真，形态各异，反映了当时砖雕艺术应用的兴盛。进入明清，宁夏地区伊斯兰砖雕艺术进入其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的砖雕作品非常重视庭院整体气氛的营造，屋顶、门楼、院墙的砖雕装饰设计讲求浑然一体。清中后期多次重修的同心清真大寺坐落在宁夏吴忠市同心县旧城西北高地之上，建筑群内部砖雕精品众多。比如大寺门前的“一字照壁”，壁身高6米，宽9米，左右设八字副壁。照壁内侧“月藏松柏图”象征“真主万能不朽，教徒生年长寿”，两边题写“万物偏生沾主泽，群迷普渡显圣恩”，对仗伊斯兰圣言——“清真言”，可以看出，创作者以汉文化传统事务象征性表现伊斯兰文化理念，正传递了创作者对于文化融合的理解。经考证，寺门前的照壁和大殿两侧八字墙均出自光绪时期河州工匠马忠良之手或为其主持完成。实际上，宁夏地区的砖雕渊源有明确记载出处的都显示来自河州，未查明出处的往往也是从河州学艺归来的艺人所作，可见宁夏地区的砖雕与临夏砖雕是一脉相承的。

二、天津伊斯兰砖雕艺术特色与渊源

天津自元代起就有回族居住，回族群众凭借着自身的勤劳和智慧逐渐融入当地，也留下了灿烂的民族文化，砖雕艺术即是一类。砖雕艺人在天津俗称“刻花活儿的”，清道光年间逐渐从一般泥瓦工匠中分离出来，发展出独立的行业，天津砖雕在清中后期走向成熟与回族砖雕艺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这一历程肇始于回族砖雕艺人马顺清。马顺清约生于道光初年，出生贫寒，并无砖雕家学传承，全凭自学成才。自少年起，马顺清在做泥瓦工之余，对“刻花活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凭借着自己的聪明才智，他一步步摸索刻砖的技巧，不懂的经常去问，还从母亲那里吸取了很多绘画方面的养料，年复一年，他的砖雕技艺不断提高，终于得到了砖雕行内人士的认可，可以独自接揽砖雕工程。马顺清的作品构图饱满，刻工洗练，沉着有力，为增加砖雕的层次感，他自创了“贴砖法”，即是在一块砖上根据需要再贴一块小砖，这样，砖的厚度增加了，层次变得深远，大大拓展了砖雕的艺术表现空间。贴砖技术的发明，确立了天津砖雕层次分明、立体感强、细腻传神的艺术地位。在马顺清的带领下，回族砖雕队伍不断壮大，使得回族刻工在天津砖雕领域逐渐占得一席之地。马顺清的外孙刘凤鸣继承祖辈遗志，将刻砖工艺发扬光大，在双层贴砖法的基础上增加贴砖的层次和块数，使得贴砖凹凸面增加，立体感更强，无论正面、侧面观看作品，都给人以美的享受。刘凤鸣也成为享誉津门的刻砖名家。建国后，刘凤鸣还成为美术家协会成员，继续自己对砖雕的研究。

我们可以看到，天津砖雕的艺术传承是非常成体系的，然而经历上世纪60到70年代文化浩劫的砖雕工艺受到了巨大的影响，传承出现断代，政策恢复后的发展也不尽如人意。与西北地区的伊斯兰砖雕作品相比，天津伊斯兰砖雕的最大特点是题材选取上它并不排斥对于人物形象的刻画，这大体是因为天津并不是穆斯林聚居区，回族群众往往散居在其他民族同胞当中，艺术发展需要紧跟市场需求，在这样的现实情境中，回族艺人也就不仅仅只为清真寺等本民族特有建筑进行雕刻。当然，这并不妨碍天津回族砖雕位列于伊斯兰砖雕艺术行列。

[1]刘伟.宁夏回族建筑艺术[M].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

[2]薛正昌.宁夏砖雕与砖雕艺术[J].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学与社会科学版），2007（6）.

马静兵，男，北方民族大学讲师，西安美术学院油画系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族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