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也退

《金翅雀》

唐娜·塔特 著

第98届普利策小说奖

文学批评大师、《模仿论》的作者埃里希·奥尔巴赫，曾夸赞左拉，说他是位了不起的作家，敢于尝试用长篇小说的方式处理浩瀚复杂的现代世界。左拉的小说，尤其是卢贡·马卡尔家族系列，那是现实主义文学的极端，所谓自然主义，事无巨细，样样勾勒细致，作家认为这是最大限度地贴近现实。但现在很少有人还能读进左拉，他的琐碎冗长令人厌烦。但比左拉早上至少二三十年，由雨果、狄更斯、巴尔扎克、司汤达为代表的那一批长篇小说，篇幅更长，故事更细，却成为经典流传下来。这是为什么呢？

弗洛伊德有过解释，他说小说是一种重建技术，是给现实创造的替代品，削弱人们在现实中的痛苦经验。小说人物从一个无名者—对所有读者而言他都是从一个陌生人起家的—开始，一点一点地活，逐渐像每一个现实中人一样设法逃离他的必死性，在这个过程中赢得自己虚构的权威;而同时，他也受到回归无名状态这一危险的可能性的死命拖拽。他似乎得到了一点什么，但随后的故事证明那只是幻觉，他继续奋斗，发起一轮一轮的冲击，攫取财富，获得名声，给人生注入内容和意义，给它翻倍，越是如此，读者就越感到这一切可能会完全落空。

狄更斯们写的正是这样的小说，他比左拉更早，而到左拉那时，自然主义已经呈现出其反动的一面：人们对以这种方式讲故事的需要在减弱。但总体来说，如乔治·卢卡奇所讲，古典小说的文学成就，其核心象征是过去时的语言，展现在读者眼前的故事，出自一位擅长讲故事的人之口，发生在一个虚构人物身上，而故事总是以“很久很久以前……”开头。然而，近代以来的小说已经完全变了，最明显的一点，是小说人物越来越少受到一个讲故事人的约束，从摇篮到坟墓走完一生;故事似乎不再是一个封闭的结构，不管故事的主角是“他/她”还是“我”，你都会感到它的开放性，它突破了一个既定的制度，不再受到“很久很久以前”的拘束。

唐娜·塔特获普利策小说奖后，《金翅雀》（Goldfinch）的封面也贴上了我们熟悉的那个金色星标。在小说普遍写短的时代，这本近800页的纯虚构作品摆出一副鲜明的姿态：挑战读者，而非同一众同类出版物一起，各展所能来吸引买家。

细读一些章节，你便会感到这部狄更斯、雨果、左拉体量的小说，同文学先贤们的在先珠玉有多么大的不同：世界观完全变了，如奥尔巴赫所说，左拉是从讲故事人的角度来看世界，考虑如何把世界装进一本书里。而唐娜·塔特这类作者，他们走的是哲学的角度，世界是一幅由彼此冲突的事实构成的全景画，每个人都在讲述自己的一个版本。

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金翅雀》都是当代虚构文学理念的产物，小说从过去的一个封闭圆融的宝盒，变成一道敞开的门，众多声音、画面、印象在此进出奔流，而主角则像是控制在一个扳道工手里的、位于10根铁轨交会处的超级复杂的道岔。

你别想像说清匹普在《远大前程》里干了什么，或是说清于连·索雷尔在《红与黑》中干了什么那样，说清少年泰奥·贝克尔和他的朋友鲍里斯在《金翅雀》里面干了些什么。从一进入故事开始，泰奥就在不断地被打岔：他的过去，他对父母的认识，他在当下空间里的所见，他兜里的东西，他一时半会儿的心情，还有出自作者自己的点评与感叹，统统被压缩到了白纸印黑字、从左读到右、按页往下翻这种最为机械的书本阅读模式里面。

近800页的书，几乎每一页上，泰奥的行为和选择都在变化，有时在一段心理描写中，主人公的注意力就要分散好几次。屡屡读到这样的段落，你可能会开始厌烦，不想知道他的选择是对是错，甚至不关心他究竟在琢磨什么。然后，你会特别怀念小说第一章里的高潮：母亲带着泰奥在博物馆里游览，突然被恐怖分子的炸弹夺走了生命—读到这里，你会感到之前的那些拉拉杂杂的对话、描写都是可以忍受的。

长篇小说还能写这么长，是有原因的：穿过那道门的激流无穷无尽，作者懒得去梳理它们，甘心把人物降格为道岔。我们不必改变阅读习惯—最重要的是改变对一本小说的等待—来呼应《金翅雀》（还有《2666》之类一度爆红的砖头）的挑战。不必故意忘记主角，去看那些细节，它们可能真的妙喻迭出、语言别致，也可能纯属卖弄。我们尤其应该保持对轰炸式的发奖、专访与书评的淡定，要知道，在这个时代，固然长篇小说的形式和载体依旧，实质却已经变了，有许多写作以外的事，都被纳入到一本小说的“生产”之中来了。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