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垚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38号，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所在地，这个经常人头攒动的地方现在却显得有些冷清。

5月23日晚，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官方微博宣布，近日检察机关以涉嫌受贿犯罪，依法对国家能源局副局长许永盛、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王骏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案件侦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在此之前，5月21日，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核电司司长郝卫平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消息刚刚对外公布。

短短48小时内，最高检对外通报了4名国家能源局官员被查的情况。这是自去年时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涉嫌严重违纪被免去职务之后，国家能源局的又一次地震。

煤电窝案

国家能源局煤炭司的副司长家中发现上亿资金，这在知晓内情的人看来不算什么大数目：煤炭领域的投资动辄上百亿，而官员又拥有巨大的寻租空间。

被立案侦查的四名官员，除了副局长许永盛外，其他三人分管三个不同领域，分别是煤炭、核电和新能源。不过，梳理这几人的简历后发现，三人的工作经历有诸多交叉。

2012年12月升任国家能源局副局长的许永盛自从2003年到国家发改委工作起，就一直待在能源领域。在担任能源局副局长之前，他主管国家能源局电力司超过4年。

就在许永盛成为电力司司长的同一年，郝卫平开始担任电力司副司长，正是许永盛的直接下属。许永盛升任能源局副局长大约半年后，2013年5月，郝卫平升任国家能源局核电司司长。

郝卫平和王骏的交集更早，但同样是在电力领域。2002年，王骏从国家计委（发改委前身）基础司电力处处长升任国家计委基础司副司长，接替他的正是郝卫平。

与这三人不同，魏鹏远没有直接在电力领域工作的履历。

2008年国家能源局成立后，魏鹏远担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长，属于正处级副司长。在此之前，他长期在发改委煤炭处工作，并担任煤炭处处长一职。

不过，有媒体指出，在中国“煤电一体”的现实下—中国的煤炭过半以上用于发电，两个领域相关性很强—一些业内人士怀疑，这次从能源局副局长到核心司正副司长的集体落马，是继石油系窝案后，能源系统内的又一大窝案。

尽管并非级别最高者，但魏鹏远的落马引发了最大的网络关注。原因是他被办案人员带走时，家中发现了上亿现金。

有报道称，执法人员从北京一家银行的分行调去16台点钞机清点，当场烧坏了4台。

《新京报》算了笔账：从2008年魏鹏远被提任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长至今70个月，约2100天。1亿元现金意味着，魏鹏远从上任至今，日进账47619元人民币。数据显示，北京2013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40321元，也就是说，若6年“进账”1亿元，则日“进账”相当于北京2013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18倍。

瞠目结舌的网民也充分发挥了想象力：1亿现金假如都是百元大钞，那么连起来总长度约合155km，是北京五环路全长（约100km）的1.5倍。

尽管官方并未公布其他落马官员的涉案金额，但魏鹏远的贪腐数额之巨大在能源系统绝非孤例。

去年，在官方宣布免去刘铁男国家能源局局长的职务后，网上曾传言“刘铁男贪腐8.7亿”。

尽管这一数字至今未得到官方证实，但刘铁男的“前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张国宝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从我们了解的已经查清的事实来讲，确实比多数人所知道的多得多。”

当网民们被能源系巨贪震惊时，业内人士却轻描淡写地表示，网民们实在过于大惊小怪。

财经作家叶檀撰文称：对魏鹏远家藏的1亿元现金，普通公众张口结舌，煤老板不过是淡然一笑，一支烟的工夫就可以定夺。在煤价疯狂期，只要能够获得采矿权，不要说1亿，就是几个亿，很多人也愿意拱手相送。

叶檀形容能源行业“到处是快钱”，在公众眼中天文数字的行贿金额，对于煤老板们来说是稳赚不赔的“投资”：2003年以后，国际能源市场进入上升阶段，石油、煤炭等价格处于上升周期，用日进斗金来形容，毫不夸张。

某产煤县的财政局长告知，当地煤老板以1亿获得优质矿，不到3个月转手时就有人愿意出3亿购买。

对于魏鹏远们来说，相比其权力所能支配的资源，数亿金额实在不值一提。

以魏鹏远所在的国家能源局煤炭司为例，其职能包括拟定煤炭开发、煤层气、煤炭加工转化为清洁能源产品的发展规划、计划，协调有关方面开展煤层气开发、淘汰煤炭落后产能、煤矿瓦斯治理和利用工作。这些领域无不投资巨大，动辄上百亿。

由于国家能源局在审批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因此官员拥有巨大的寻租空间。

冰山一角

今年前5个月，已经有超过20名能源领域的官员和国企高管落马。这其中，煤电领域占据超过半数。

4名国家能源局官员的集中落马，将舆论的焦点再次聚焦于能源系统的反腐风暴上。

梳理十八大后的反腐记录，这4人只是能源系统反腐风暴的冰山一角。从去年开始刮起的能源系统反腐风暴，今年不但未见平息，还从中央扩散至地方，从石油系统扩散至电力系统。

2013年9月1日，监察部网站正式公布了国务院国资委原主任、党委副书记，中石油集团董事长、党组书记蒋洁敏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的消息。他也成为十八大后首位落马的中央委员。

在此之前，8月底，包括中石油集团副总经理兼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王永春、中石油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兼昆仑能源董事长李华林、中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长庆油田分公司总经理冉新权、中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总地质师兼勘探开发研究院院长王道富等5名中石油高管落马的消息已经率先公布。endprint

中石油系窝案的影响至今绵延。5月14日下午，甘肃省纪委发布消息称，中石油玉门油田公司原副总经理孙卫东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在接受组织调查。至此，已经有至少45人牵涉其中。

不过，今年开始，煤电领域的反腐风暴逐渐升级，大有追赶石油系的迹象。

据媒体统计，今年前5个月，已经有超过20名能源领域的官员和国企高管落马。这其中，煤电领域占据超过半数，其中包括陕西省煤田地质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崔忠省、郑州煤炭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孟中泽、安徽省煤田地质局原副局长丁宝军、广东电网公司原总经理吴周春、广州燃料集团前董事长、总经理程樵佳、陕西省能源局副局长闫征、云南地质矿产勘查局副局长张先华、国家电网华北分部主任、党委书记朱长林等。

朱长林的落马尤为引起关注。舆论认为：这意味着电力系统的反腐首次由地方电网层面上升到国家电网层面。反腐已经撩到了“电力老虎”的眉梢，反腐的层次得到了进一步的延拓。

尽管比不上中石油原董事长蒋洁敏落马的政治影响，但是，煤电领域也已经拉开了“打老虎”的序幕。

2014年4月17日，身为副部级官员的华润集团董事长宋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而其所涉及的问题，就与山西煤炭有关。

2天前，4月15日，新华社《经济参考报》首席记者王文志向中纪委实名举报副部级官员、华润集团董事长宋林在华润收购山西金业资产过程中存在严重的渎职行为，造成巨额国有资产流失，包括宋林包养情妇并涉嫌贪腐等问题。

山西金业煤焦化集团有限公司是太原市重点扶持的30家龙头企业之一，其经营领域从原煤开采、洗选、炼焦、热电、化产回收到产、运、销配套。

早在宋林落马之前，媒体便已经开始关注华润斥资上百亿收购山西金业一事。

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收购之后，金业集团资产包中的3个可采储量达2.55亿吨的煤矿、两家焦化厂、一家洗煤厂、一家煤矸石发电厂、一家运输公司、一个铁路发运站和一家化工厂等10个资产均处于“撂荒”状态。“华润电力收购的那两家焦化厂设备陈旧，直接开起来更没有任何竞争力。”

宋林并非十八大后第一个被记者实名举报落马的官员。巧的是，另一名被记者举报落马的官员同样与能源系统有关—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

《21世纪经济报道》称，2004年国务院实行投资体制改革，投资项目由审批制变为以跑“路条”为标志的核准制。

所谓“路条”是指国家能源局同意开展工程前期工作的批文。拿到“路条”即意味着能源项目纳入国家能源局规划之列，才算拿到准生证。

因此，地方发改委将本地项目获得能源局“路条”作为头等事宜。

在能源局办公大楼的楼梯口外，常年安放着几张装有靠背的椅子，上面坐着到这里“跑项目”的人。

刘铁男在任期间，一直掌握“路条”签字权限。“重大火电项目申请主要是领导说了算，局长没有指示司长不发话，司长不发话处长不办，处长不发话科员不处理。”但凡地方主动做工作或者刘铁男前去调研的能源项目，获得路条的机会就越大。

能源局之位高权重，从刘铁男的话中更是可见一斑。

刘铁男曾教导属下：“人家请咱们，咱们不要出去吃喝，副省长请我，我根本不理他们，如果要是书记省长请我吃饭，我觉得这个面子还是得给的”。

《时代周报》在报道中提到，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对于想要开矿的企业和煤老板来说，掌握着绝对的“生杀大权”，“各个企业只要把煤炭司‘攻克了，其他部门的路条基本就没什么问题了。”

报道还提及，在能源局等部门办手续时，需要“走动”，基本是经省里有关部门的引荐或者自己找关系。有煤老板称，“如果不懂这个，路就会越走越窄。”

权力悖论

掌握着审批权的能源局，却认为自己是弱势部门，审批权由此成为抓手，无论如何都要紧握着。

能源局官员落马，也并非都如刘铁男一般引来内外喝彩，更有令舆论扼腕叹息者。

就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王骏被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的消息公开后，《第一财经日报》产经中心副主任王恒利随即撰文感慨：“有才华，有胆识”的王骏为何落马？

文章称，和报道某些涉嫌贪腐官员时津津乐道于细节以博关注不同，媒体在谈及王骏时显得五味杂陈甚至忍不住为之惋惜：“懂行”的王骏在官场上更像是个异类，他关心电力改革，他本人也是电力体制改革文件的主要起草人。转任能源局司长后，尽管主管新能源领域，仍对电力体制改革大胆直言，惹得有人不快。

不过，无论是骄横无度的刘铁男还是令人惋惜的王骏，要再避免能源局官员频繁落马的悲剧，舆论无不认为需要从能源局简政放权下手，唯有放权才能减少腐败的空间。

但是，国家能源局的官员们认为其手中的权力并非太大，而是太小。在能源局内外，形成了关于能源局权力认知的巨大悖论。

张国宝曾在2009年公开表示，能源局工作面临的五大困难之一，就是缺乏管理资源。

张国宝说，要国家能源局实施对电力、煤炭、石油天然气等行业的管理，但是与能源行业发展相关的管理职能却又分散在不同部门，国家能源局任务重，但履行职责困难较多。“煤炭行业管理的五个许可证，没有一个在国家能源局”。

在张国宝卸任时，《南方周末》的报道曾对这位国家能源局首任局长的困窘有相当篇幅的叙述。其中透露，早期能源局刚成立之时的一次调整油价，竟然未征求能源局的意见。张国宝为此直接状告到国务院才改变了这一窘境。

这篇报道不由感叹：一个没有定价权的能源局，一个没有定价权的能源局长，显然无法调控能源市场，更无法调控几大集团行为。

事实上，国家能源局在能源系统的弱势，从其历史沿革便可看出。

国家能源局的前身最早可以追溯到新中国成立时设立的燃料工业部，1982年国务院曾成立能源委员会，承担能源行业监管职能。endprint

真正的改变始于1988年。那年，国务院在撤销煤炭部、石油部、核工业部和水利电力部的同时，成立了能源部。

国家能源部的组建与此前能源委等改革有着本质区别，在当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背景下，能源部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任务，其核心，就是实现政企分开。

但是，能源部只存在了5年。

《瞭望东方周刊》曾专访时任国家能源部部长黄毅诚，还原了这5年的来龙去脉。

实际上，在成立之时，黄毅诚便对能源部的前景不乐观。他说，1980年曾成立过国家能源委员会，只管石油、煤炭和电力，且能源委员会的领导是国务院的一位副总理，有很高的威望，但由于几十年的习惯势力和改革不配套，工作十分困难。不到两年时间，存在不下去，就取消了。

副总理领导尚且如此，黄毅诚的命运更是可想而知。

1989年底，能源部开始被“挖墙脚”。“首先是原煤炭部的一批正副部长级的老同志找和他们比较熟悉的、过去管过工业的中央老领导，要求恢复煤炭部。”

4年后，电力部、煤炭部恢复。不仅如此，独立的石油、核工业总公司同时成立，级别上与能源部平起平坐的国有能源企业不愿寄人篱下。同时，能源项目的审批权又在计委，能源部只能寿终正寝。

此后，能源管理的职能便一直置于国家发改委之下。相比羸弱的能源部，对于石油、电力、煤炭等能源系统的巨头，身为综合管理部门的发改委无疑能力要大得多。

但是，这并未解决中国能源管理政出多门的情况。历经数次机构改革，能源管理职能仍分散在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国土部、电监会、安监总局等十多个部门，由此带来的管理低效等问题始终是舆论热议的话题。随着能源问题日渐凸显，设立专业管理部门的呼声也日渐高涨。

2003年，发改委成立了国家发改委能源局，2005年，国家专门成立了国家能源领导小组，希望借此加强能源领域重大问题和政策的研究，加强对能源工作的领导。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亲自任组长，由时任副总理黄菊、曾培炎任副组长，由发展改革委主任马凯担任领导小组的办公室主任。曾经被取消的能源部，一步步走向重生。

2008年，国家能源局正式成立。长期在能源系统工作，“以承担急难险重任务”著称的张国宝担任能源局首任局长。

上任后，张国宝致力于调整能源结构和能源体制改革。然而，在其任职期间，外界对于能源局的工作评价不过是“表现平平，力不从心”。他主导的电力改革甚至出现“走回头路”的情况。

2011年1月的全国能源工作会议上，面对能源局纵容电网收购设备制造企业加强垄断的舆论指责，张国宝直言，能源局并不同意，而是其他部门批准的。

《南方周末》在回溯其政绩时，国家能源局一位官员评价道：“他顶住了一些项目，遏制了势头，但是未触及基础。”尽管如此，“这也已经是最大的可能了”。

这显然并非张国宝的个人问题。

相比上世纪80年代，新的国家能源局的核心职能有了巨大的变化。与此前推进政企分开的任务不同，按国务院要求，国家能源局主要负责拟订并组织实施能源行业规划、产业政策和标准，发展新能源，促进能源节约等。即重宏观轻微观，而这一定位也十分符合舆论的预期。

但是，和当年的国家能源部一样，同样是副部级机构，身处众多能源巨头之间，又掣肘于多个部门的交叉管理，体制束缚的阴影在国家能源局成立之日起便挥之不去。而面对国家能源行业规划、产业政策和标准等宏观能源管理问题，其任务和权限不匹配的矛盾更是突出。而这，也正是前文所述能源局权力悖论的来源。

身处漩涡之中的国家能源局，即便希望推进改革，多数时候也是无处发力。尤其是，能源领域的改革均涉及到价格改革，市场准入等，国家能源局在这方面确无权限。“一个没有定价权的能源局”，只能徒呼奈何。

因此，对于本就牌面有限的能源局来说，像刘铁男一样紧紧攥住审批权就变得不难理解。

当刘铁男落马后，《南方周末》刊文追溯其垮台的深层原因，其中提到：能源局内部一直有观点认为，如果下放审批权力，无疑是失去行业抓手，此外，即便下放审批，也会被其他部门抢走。

2013年3月，全国两会再次进行机构改革，国家能源局和正部级的电监会整合，重新组建国家能源局。7月，在新一届中央政府掀起的简政放权大潮中，与国家能源局有关的包括“电力、煤炭、油气企业的发展建设规划和专项发展建设规划审批”在内，共有7项权限，其中有6项取消，1项下放。

审批权限的部分下放和取消可以减少官员的寻租空间，但有电力人士坦言，要想解决腐败问题，避免类似硕鼠，必须从根源上改革现在的审批制度，否则很难阻止下一个刘铁男和魏鹏远的出现。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