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涛

近代百年来，掣肘于宏观社会结构，一代又一代中国新青年在“本土”与“全球”的二维紧张空间中摇摆，他们被历史塑造成截然不同的形象：当国家封闭，内生的“中国性”是强势文化和主流话语时，公共舆论就给倾向开放的青年贴上“崇洋媚外”的标签；当国家开放，强势文化和主流话语变为“全球性”时，公共舆论又管亲“中国性”的青年叫“土鳖”。事实上，“崇洋媚外”和“土鳖”的舆论定性都仅仅适用于特定时期。对改革开放30年来，已深度融入现代性浪潮之中的今日中国，再用“崇洋媚外”或“土鳖”这样的词来标签化中国青年，很不合适。

综合国力已排名世界第二的中国，在国家实力上没有理由让本国青年崇洋媚外。青年们喜欢用他国优点来折射和评议本国某些不完善的地方，实质上是希望本国可以做得更好，这是青年面对国家发展具有内在超越性的担责行为，是青年在特定年龄段具有更多批判性特点的共性，也是青年真正凸显国家主体性的表现。

中国青年的日常符号消费也不宜被标榜为“崇洋媚外”。中国社会已步入世俗化时代，商品的全球化自由流动、品牌化分层以及日益富裕起来的中国社会，无疑使今日中国青年拥有了更多个性化选择和符号化消费的空间。以智能手机为例，对中国12所大学的调研发现，31%的大学生最想要苹果手机，26%想要三星手机，其核心正是苹果和三星背后所蕴藏的符号性意义，而这种符号性意义本质上是由现代商业“生产-营销”创新模式所建构。由此可见，中国青年并不“崇洋媚外”，只是苹果手机更多抓住了青年人的内在消费需求。

中国青年的国际化视野和对多元文化的嗜好不宜被标签为“崇洋媚外”。数据显示，中国大学生平均每天的上网时间长达5.3个小时，大学生中手机网民比例高达97.2%，是真正住在“互联”和“移动”中的“网络原住民”。同时，长达数年的全民英语教育、日益应用化的英语等级考试，以及更为频繁和便利的国际交流，使中国青年拥有更多机会全面接触外国文化和国际潮流。相比上一辈，今日中国青年更少带有先天预设的情绪去片面排斥外国的东西。这是全球化推进过程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合作”体系，不断建设“地球村”的结果，不宜被简单标签化为“崇洋媚外”。▲

（作者是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