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立



民国—明治时期中日诗话的古今之变*

孙 立

中国的民国与日本的明治时期均处于一个急剧变革的时期，中日诗话也在世纪变革中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诗话作者因应时代的变化，对传统诗话的内容和形式都进行了一些改革。这种改革，有些是无意识的，有些是主动的。由于传统诗话所依托的旧体诗在此期仍有广泛的市场，所以它的衍生品——旧体诗话也经历了一段活跃期，产生了数量不少的诗话作品。比较而言，明治诗话比民国诗话的新变更突出。旧体诗话最终仍基本消亡，这是由于它所依存的旧体诗及文言文的日渐边缘化。从民国—明治诗话的古今之变中，可以看到旧体诗及文言文的存在对其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民国诗话； 明治诗话； 日本诗话

一、西方文化的输入与旧体诗学的回光返照

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的近百年时间，在中国是晚清与民国时期，在日本是明治大正时期，中日传统文化都面临着西方文化的冲击，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

晚清以至民国，数十年的时间，面对西方文化的全面进入，中国传统文化并没有即刻呈现出退缩乃至溃败的状态。这时期中国的文化实际上呈现出三种状态：一是固守中国传统的完全中式的形态；二是部分接受西学影响，中西各具的形态；三是完全接受西学的文化形态。依本人观察，这三种形态随着时间推移，呈现动态的渐变。1930年代以前，以第一类占主流；1940年代以前，中西各据半壁江山；1940年代以后，西式文化占据了主流话语权。

这一情况，与诗话领域的状态也非常吻合。张寅彭编辑的《民国诗话丛编》收入40余种民国诗话，除4种编撰年代不详外，编撰于1920年代以前的有8种，1930年代的有15种，1940年代的有4种，其中以1930年代之前的最多，占了总数的90%。而1940年代以后，随着新文化逐步占领主流地位，诗话撰写渐显颓势。至1950年代以后，渐次绝迹。这反映出在中西对立、新旧文化碰撞中，代表传统文化的诗话呈现出一种逐步退缩以至近乎消亡的状态。

以上仅是从概貌而言，如欲细致考察这种变化，民国诗话自身就提供了许多更具细节的材料。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西方文化侵入中国后带来的情形各异的应对和变化，此中不惟可以考见诗话自身的盛衰，也可以看到中国文化的古今之变。

就国家局势言，甲午以来，王朝的颓势已遮掩不住。而此前数年，许多人还生活在天朝上国的梦幻中，一些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著作曾提及晚清政府官员面见西方国家使节时的“故事”，细数当局者如何地不明世势，如何地愚蠢颟顸。诗话中也有类似记载，孙雄《诗史阁诗话》曾记同治年间外国使节觐见事，并有许瑶光诗纪之：

余闻都中耆旧言，同治十二年时，穆宗御紫光阁，受外夷觐礼，彼时以国书至者，凡有五国。自称陪臣。入觐礼成，皆悚惕无敢仰视者。顷读许雪门观察《瑶光诗草》，曾纪其事，题为《暮泊马杜书感》。诗云：“风卷云开霄汉青，水回村出一舟停。红墙远见西山寺，紫气高悬北极星。闻道岛夷成觐礼，欣传朝宁重仪型。天威咫尺天恩渥，寄语江南父老听。”*⑧ 孙雄：《诗史阁诗话》，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第二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166，192页。

记载中的“觐礼”、外人“自称陪臣”、外国使节“皆惊惕无敢仰视”，许诗称外国为“岛夷”、清国之“朝宁”，在在显示出天朝上国飘飘然的自我感觉。但好景不长，历甲午海战、庚子国变，沧海桑田。此时的国人完全换了另外一种语式来称呼外国人，夏敬观《学山诗话》录袁爽秋《庚子日记》称八国联军为“犬羊异族，罪恶滔天”*③ 夏敬观：《学山诗话》，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第三册，第33，52页。。面对庚子之变，国人对以往视若夷狄的外国人开始有了各种激进的、颓丧的、懊恼的、幻灭的复杂情绪。四十余年后，当夏敬观在诗话中反思当年时局时，承认当时初与洋交通，不谙洋务，应付不当，“惜其时在朝诸公，类多固蔽之流，而民气亦只知以仇洋为事。舆论挟持，虽有能者，莫之相救也”③。这种天壤之别的变化，从一极转向另一极，仿佛只是瞬间的事情。

伴随着因国势剧变引起的各种极端情绪，文化人对西方文化的入侵有更虐心的心理惨痛，表现出更复杂的心态。一方面是对异域文化入侵的不满和无奈的承受，1907(丁未)年，日本岩崎氏静嘉堂购陆氏之书四千部，共四万四千余册，国人闻之，太息者颇不乏人。有王志盦作长诗云：“世界学说趋鼎新，天意宁忍丧斯文……安得尔我比户陈诗书，销尽大地干戈不祥气。”*王逸塘：《今传是楼诗话》，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第三册，第462页。将贩书给外国人这一偶然的事情，绝望地看作是天丧斯文的寓示。杨香池《偷闲庐诗话》也描绘五四以后，“文学屡经革命，而旧日所号为富有诗书之士，大受排击，难以谋生，甚且流为乞儿者多矣”*杨香池：《偷闲庐诗话》，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第三册，第677页。。更早一些的魏元旷在1922年刊印的《蕉庵诗话》中说：“欧风扇中国，古学绝尘响。”*魏元旷：《蕉庵诗话》续编卷2，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第二册，第42页。这一系列的描述，表明在国势衰败的同时，一部分文化人的文化心理也处于一个极脆弱、缺乏自信的状态。吴宓是一个接受过西方教育的旧式文人，按道理他的看法应该较为通脱，但实际上他对传统文化的消解也持一种悲观的态度：“呜呼！我中国国家社会之危乱，文化精神之消亡，至今而极！”“汉文正遭破毁，旧诗已经灭绝。此后吾侪将如何而兴国，如何而救亡？如何以全生？如何以自慰乎？吾侪欲为杜工部，欲为顾亭林，欲为但丁，欲为雪莱等等，其可得乎?是故旧诗之不作，文言之堕废，尤其汉文文字系统之全部毁灭，乃吾侪所认为国家民族全体永久最不幸之事，亦宓个人情志中最悲伤最痛苦之事。”*吴宓：《空轩诗话》，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第六册，第90页。这种危机感在长期醉心于旧文化体制的人中相信是普遍存在的，但他们脆弱的神经有时也会因为一件小事而重新激起信心和期待。

1913年国会期间，孙雄作《诗史阁图》，来自偏远的云南省议员杨琼等人为《诗史阁图》题诗多首，其中杨氏题诗云：“百年世事驹过隙，风雅正变足分析。岂独盛晚形妍媸，还可治乱参消息。况今国粹都消亡，大雅之轮畴扶将。幸君骚坛执牛耳，鹏飞万鸟鸣归昌。”诗中既有对国粹消亡的隐忧，也有对孙雄扶将“大雅之轮”的期望。当时，有多位议员为之题诗，孙雄对此深表欣慰，云：“他日当汇刻之，以见癸丑中未尝无风雅之士，非尽黄茅白苇，以国学为土苴也。”⑧这件事情，无疑反映了一批旧式文人在新旧之交、东西之争、古今之变中处于弱势地位，却仍在坚守普罗米修斯殉难式的理想。

类似悲壮的情怀亦见于孙雄的同乡袁嘉榖的一段表白：“士生末世，既未能一一显达，使天下共赏斯人。仅以声律字句之微，若隐若显，又适为区区闻见。余不传之，谁为传之……余著诗话，厥志久矣。壮志有在，成且焚之，今则非复壮志矣。道之将废，予如命何？掉笔自乐，命如予何？”*袁嘉榖：《卧雪诗话》，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第二册，第295页。

从其行文中，可以感受到对继承传统的期待和使命感，又有对能否担当起这一责任的不自信和无奈。而这些，当然都建立在面对新文化的冲击时，其对传统文化能否持续的疑虑和不安的心理之上。

如果仅就上面所罗列的现象来看，似乎旧文化在新文化的冲击下已至绝境。但这与我们翻阅当时的报刊及各种诗话所记的情况并不完全一致，事实上，辛亥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旧体诗的写作及诗社的活动仍如火如荼。我们同时也观察到，面对西方文化的进入，除了灰心绝望，或以一种飞蛾扑火的精神面对之外，也有一部分人是以积极心态张开双臂迎接的，还有更多的是在经历了初期的不适应后迅速调理心态的旧式文人。

这些人中，有一部分既心存危机感，但作为旧文化的拥有者，似乎又存在着一种莫名的优越感，使得他们对本民族那些较快接受西式文化的人表现出一种不屑的态度。孙雄《诗史阁诗话》批评近世留学生“率于国学未窥门径。‘弄璋’误解，‘蹲鸱’不知，比比皆是”*⑧⑨ 孙雄：《诗史阁诗话》，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第二册，第158，170，171页。。杨香池《偷闲庐诗话》嘲弄今人之新体诗：“然则今之新诗有‘亲爱的，把我的性灵和心都给你了’，又‘月亮呀， 我亲爱的月亮呀’等类，将更谓之何哉!”*杨香池：《偷闲庐诗话》，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第三册，第679页。林庚白《孑楼诗词话》更称：“晚近新体诗，摹拟欧美，终嫌太肖，大类‘洋试帖’。”*林庚白：《孑楼诗词话》，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第六册，第128页。这些话语，多少都体现出对洋文化迹近轻蔑的口气，大有枪炮不如、文化优越的感觉。

经历了甲午、庚子、辛亥、五四的剧烈冲击后，旧式文人似乎喘定了口气。进入1920年代后，他们中有的人甚至认为传统文化的低迷只是暂时的，假以时日，东方文化仍将主导世界。典型的如王逸塘《今传是楼诗话》所称：“盖予素主世界大同论，所谓‘同轨同文同伦’，必有四海一家之日。衡以中日文化同源，尤应携手而肩此责。且按之学术真理，亦惟东方圣哲之精神学理，乃可以剂西方偏重唯物之平。持之有年，今更笃信。”*王逸塘：《今传是楼诗话》，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第三册，第462页。郭则澐也说：“今泰西诸邦，渐谂科学流弊，方盛倡东方哲学，尊尼父而黜卢梭，息壤在兹，请以觇诸异日！”*郭则澐：《十朝诗乘》，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第四册，第846页。

正因为一部分文人在文化心理上仍自认占据优势地位，所以他们渐渐从最初的当头棒喝中慢慢回过神来。事实上，尽管甲午、庚子、辛亥以来，旧文化轮番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两千多年来形成的优厚基础并非一日间就能击垮，旧体诗的写作、诗社活动和诗话编纂，无论在京畿还是边陲，仍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

我们先看民国前后的诗社活动，兹依诗话中所记录的时间先后择要胪列于后：

秋梦《绮霞轩诗话》记庚子暮春，“余与诸同志结海棠社于羊城”*秋梦：《绮霞轩诗话》，见蒋抱玄辑：《民权素诗话》，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第五册，第240页。。

辛亥光复前武昌即有摅怀诗社，以文字联知交“一时社中，健者如鲫”*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第五册，第218页。。

高巢于1912年秋在上海创立希社，并赋五古一首云：“吾爱东林贤，气节激弥奋。绝学冀其复，结社罗英俊。”⑧同卷又记施琴南《希社缘起卮言》云：“以鱼(虞)山复社之誓誓我同人，且为诗记之。若未敢遽谓绝学之可复，而第希冀其有兴复绝学之几。”⑨

徐世昌任职总统时(1918—1922)，倡晚晴簃诗社*汪国垣：《光宣以来诗坛旁记》，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第五册，第443页。。

壬癸(1922)之际，士大夫留滞京邸，贫无所归。如皋冒鹤亭自命遗老，饮酒结社，相约以不受民国官职为高。其名刺犹署前清四品京堂*陈锐：《袌碧斋诗话》，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第二册，第69页。。

袁嘉榖《卧雪诗话》记粤东六榕寺牡丹重华会，觞咏流传，人数十，诗数百，成一时之盛。并采用糊名易书，为方便外埠人参加，可寄邮属选*袁嘉榖：《卧雪诗话》，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第二册，第432页。。

赵元礼《藏斋诗话》记载天津城南诗社持续十余年，至1937年仍有社员15人之多。该书还记载同时另有星二社、俦社等*赵元礼：《藏斋诗话》，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第二册，第235页。。

王逸塘《今传是楼诗话》亦言及津门城南诗社，称“吟侣甚盛”，时报载《城南十子歌》。并于丙寅九日集寱酓宅，分韵赋诗，有句“世外聊容小隐身”*④ 王逸塘：《今传是楼诗话》，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第三册，第360，464页。。

王逸塘《今传是楼诗话》又载：“近来海内沸腾，几无宁宇。辽沈一隅，弦诵不辍。旧京侪辈，多应弓招……曩岁都中钟社，首推寒山稊园，月必数集。”④

由云龙《定庵诗话》记昆明有南雅社，王逸塘在津创采风社*由云龙：《定庵诗话》，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第三册，第638、643页。。

又陈诗《尊瓠室诗话》载冒鹤亭戊寅年(1938)3月25日为巢民做寿，各省40余人与会，各有赠作。其中李园主人诗云：“适怀同物感，遗孑殆有命。暂宽陆沉忧，为子以地庆。”并云：“沪渎自丁丑(1937)秋兵燹后，百事寂寥，今得此盛会，虽山肴野蔌，犹令人想见水绘余风也。”*陈诗：《尊瓠室诗话》，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第二册，第141页。

可见从辛亥前后到抗战初年，京沪津等中心城市乃至广州、昆明等边远城市中，都有数量不等的诗社活动，其中尤以1940年代以前最为兴盛，此后则因战乱逐渐消沉。沈其光在成书于1940年代末期的《瓶粟斋诗话》续编中称：“我邑诗社(按沈为上海青浦人)，极盛于民国之初。二十年来，旧时吟侣，疾病乱离，凋零殆尽，里中谈诗者绝鲜。”*沈其光：《瓶粟斋诗话》，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第五册，第600页。可以想见，如若不是战乱，时局不稳，兴盛数十年的诗社活动还是会持续一段时间的。

再看此期的诗话编撰。据《民国诗话丛编》主编张寅彭序：民国时期的传统诗学著作约有百数十种。查检丛书所收诗话，其来源多样：一是诗话专书；二是报刊连载(如《忍古楼诗话》、《学山诗话》、《今传是楼诗话》、《陈石遗先生谈艺录》、《民权素诗话》、《尊瓠室诗话》、《孑楼诗词话》、《梦苕盦诗话》等)；三是辑自诗文集(如《空轩诗话》、《袌碧斋诗话》、《丽白楼诗话》、《谪星说诗》、《名山诗话》等)；四是选自笔记(如《藏斋诗话》)；五实为诗学讲稿(如黄节《诗学》、范罕《蜗牛舍说诗新语》)。从民国仅数十年的时间来看，百数十种这样的数量是相当惊人的，应该说，它完全超越了宋以来历代诗话问世的年代平均数。

从民国诗话作者对其编撰诗话目的的陈述来看，多有记录诗史、裨补时阙、救亡图存的使命感。如蒋抱玄在《民权素诗话》中所录《摅怀斋诗话》云：“乌能与寻常文字一例作娱乐玩观哉。”*见蒋抱玄辑：《民权素诗话》，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第五册，第214页。反映出民国时期面临内忧外患，诗话不再被视为资闲谈的载体，而是有着传承旧文化的象征意义。

可与民国旧体诗坛相比较的，是明治以来日本汉诗坛的情况。巧合的是，日本汉诗界与中国民国诗坛有相当类似的情形，起初受冲击，之后又有一段活跃期。

黄遵宪在《日本杂事诗》中指出，明治时期在变法之初“唾弃汉学，以为无用”*黄遵宪：《日本杂事诗》，钱仲联：《人境庐诗草笺注》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123页。。可以印证这一判断的史事有：一是明治10年(1877)前后，伴随着原幕府汉学鼎盛时期的诸位优秀的汉学家相继去世，以松崎慊堂、安井息轩为代表的幕府末期的汉学鼎盛期已经过去。随着明治开化，此时的潮流是抵制汉学，追捧欧风。二是明治15年(1882)，井上哲次郎、矢田部良吉、外山正一等三位东京大学教授编辑出版了《新体诗抄》，在其前言中说：“夫明治之歌，须为明治之歌，而非古歌；日本之诗，须为日本之诗，而非汉诗。”*[日]山田敬三著，刘雨珍译：《日中近代文学的形成与因缘》，严绍璗、中西进主编：《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文学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85页。说明此期的日本文化界在脱亚入欧的洪流中，最初较主流的选择就是抛弃影响了他们千余年的中国传统文化，使汉学处于一个接近边缘化的尴尬境地。

但这仅是短暂现象，稍后就有变化。其实明治前期，虽有欧风劲吹，但受汉文化影响千余年的日本文化界并非那么不堪一击。明治13年(1880)，在神田的学习院成立了斯文学会，其目的就是为了抵制西欧，兴复汉学，川田刚在《斯文会记》中这样说：

我邦文学传自汉土。人智由是开，伦理由是明，工艺由是兴，文物制度由是立，则其学为必用，固不待论。而学者往往胶柱刻舟，不达时务，是以中兴以还，采用洋学，海内靡然，舍鸟迹而讲蟹文。然一利所在，一弊随生。道德变为功利，敦厚化为轻薄，检素移为华奢。语政体，则不曰立君而曰共和；语教法，则不曰孔孟而曰耶稣；语伦理，则不曰夫唱妇随，而曰男女同权。呜呼！彼不辨国体土俗之同异，唯新是趋，与夫愚儒泥古者，均非圣贤贯学之旨也。*[日]町田三郎著，马振方、马小立译：《明治汉学纪要》，《中国典籍与文化》1999年第2期。

川田的话，代表了明治时期汉学界同仁在欧风东渐的情形下力图兴复汉学的努力。在文学界也有类似的意见，大町桂月(1869—1925)在其《明治文坛之奇现象》一文中说：“及明治之世，西洋文学思想突入而来，是未足为奇；小说面目一新而勃兴，是未足为奇；新诗兴盛，亦未足为奇；惟其势当减之汉诗，反而兴盛，且见其佳，不得不视为不可思议之事。”*[日]猪口笃志：《日本汉文学史》，东京：角川书店，1984年，第507页。在日著名学者蔡毅先生也说：“日本汉诗发展到明治时期，并未因西方文学的影响日巨而专趋衰落一途，相反一时呈现空前盛况。”*参见蔡毅：《明治填词与中国词学》，《日本汉诗论稿》，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19页。蔡先生还历数明治前期汉诗坛三大家的汉诗创作，森春涛在东京结茉莉吟社，主办《新文诗》等情况。其后森槐南等三人又于明治23年(1890)9月结星社，仍专注于汉诗词的写作。还可以说明这种情况的是1877—1882年(明治10—15年)间，黄遵宪任驻日公使期间，颇受东京汉学界的欢迎，前往请益求教的日人不绝如缕，石川英在《日本杂事诗跋》中说：“入境以来，执经者、问字者、乞诗者，户外屦满，肩趾相接，果人人得其意而去。”*[日]石川英：《日本杂事诗跋》，黄遵宪：《日本杂事诗广注》，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793页。此外，黄也经常参加东京当地各种汉诗诗社的活动，说明即便欧化思潮盛行，明治时期在经过了初期迅猛的西方文化冲击后，坚守中华文化传统的学者和喜爱中国文化的普通人仍在研习汉文化。可以支撑这一判断的是在明治维新的初期，大沼枕山(1818—1891)在1869年还出版了明治时期第一部汉诗集《东京诗三十首》(《明治诗话》著录为《东京词三十首》，书中引津田全跋又称《东京词三十绝》)，说明即便是明治前期，仍有文化保守主义者在坚持汉诗写作。明乎此，我们就不奇怪其后汉学及汉诗写作慢慢又恢复起来，并有过一段较活跃的时期。

我们从中国的角度去观察，也可以发现一些堪称标志性的事件。

其一，俞樾应日人之约编辑《东瀛诗选》40卷、补遗4卷，从明治15年9月开始，至16年1月编成。编辑这部日本汉诗选，其起因也许与日方倡议此事的岸田吟香有商业牟利的动机有关，但既然日方判断有商业价值，就说明当时日本的汉诗市场还是有一定的需求。而且，与稍后中国所面临的局势一样，日本在明治以后，西方文化成为主导，但也有一些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染较深的文人对此心存不满。俞樾曾记录了他们当年联系此事时的情形，最初与俞樾搭上关系的是一个名叫竹添进一郎的日本汉学家，来华访问时曾到苏州拜会俞樾。据事后俞樾记载，竹添对明治以来日本“西风之逼人”、“孔孟之道几乎扫地”的情形极为痛心。其后也是他介绍了岸田吟香给俞樾，使其成为俞樾编辑《东瀛诗选》的主要日方合作者。这部日本汉诗选，规模宏大，入选数量众多。虽说由于俞樾选诗主要依赖岸田吟香所提供的底本，造成一些选诗不当的情况，面世后，也有一些批评意见，但它多多少少给日本汉诗界注入了一些新的活力，也在一定范围内对推广日本汉诗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可参考蔡毅：《俞樾与〈东瀛诗选〉》，《日本汉诗论稿》，第273—301页。。

其二，明治以来，日本汉诗人来华游历习诗者众多，他们在大陆游历期间，与中国诗人交流诗艺的情况较前普遍，也使中国诗人对日本汉诗人及日本汉诗水平有了更直接的了解。沈其光《瓶粟斋诗话》记录了多条与日本汉诗有关的资料，评论日本人写汉诗，虽平仄不谐，但古直刚劲。又记游日时发现日人多读唐人诗，又因日人喜歌诗舞剑，所以咏唱唐诗以乐府出塞为多。其所识水岛先生来华面见沈氏时，曾在席间抽刀起舞，歌“黄河远上”一绝，沈其光评曰“蔚跂有容”*沈其光：《瓶粟斋诗话》，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第五册，第605页。。有的诗话则记录了中土诗人至东瀛与日本汉诗人交流的情况，如王逸塘《今传是楼诗话》记吴挚圃在“甲午后东游，多与彼邦朝野士夫投赠唱酬之作，文采风流，照耀瀛海，至今东人犹乐道之”*王逸塘：《今传是楼诗话》，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第三册，第357页。。在民国诗话中，类似的记载颇多，说明当时中日诗人交往的频繁，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日本汉诗在明治时期仍较活跃的状况。

其三，日本诗话的编撰。江户是日本诗话最为盛产的时期，但近三百年间，也仅留存了百十种诗话。比较起来，明治、大正以来为时数十年，且受到西学冲击，此期所撰写的诗话据不完全统计也有近20种，其中影响较大的是木下彪的《明治诗话》。这从一个侧面表明日本汉诗虽然也受到西学的冲击及日本知识界抛弃儒学的影响，但在明治中期以后，汉诗仍有一段较为兴盛的时期，诗话的编撰出版即是其标志之一。稍后在大正8年(1919)由池田胤编辑的卷帙浩大的《日本诗话丛书》出版，也说明这一情况还在持续。

我们也许可以将中(晚清民国)日(明治大正)受西方冲击以来中华文化短暂的“繁荣”视为一种回光返照，因为昭和以后，随着中日战争开始，这种所谓的“繁荣”确实渐渐淹退，终至几乎消亡。但从西方文化的输入到本土文明的抵制，从初期的沉寂到短暂的复兴，说明一种文化的存亡有一种惯性的力量，并不一定即刻随政治及文化强权而实现即刻完全的逆转。从一种外来文化的输入，到其完全占领阵地，需要数十年的时间，其间经历对立、摩擦、融合等一系列的过程。

二、民国诗话的旧瓶新酒

民国诗话与日本明治诗话的短暂繁荣，一方面是面对新文化输入的文化抵抗，一方面是文化惯性发展的回光返照。尽管诗话作者都力图在旧轨道里运行，但他们自觉不自觉地也会受到时代的熏染，在诗话里表现时代的印记和一些不同惯常的内容，我们姑且将之称为旧瓶装新酒式的“改造”。

这种“改造”也许是无意识的，有些是自觉的。无论何种情况，民国诗话和日本的明治诗话都表现出了与其他时代不同的东西，比如对时事的关注，多记录社会新出现的事物，在诗话中展现新旧文化之争，出现了类似于西方体系的诗论，等等。下面我们分类予以观察剖析。

其一，对时事的关注。和以往传统诗话不同的是，民国诗话中记录时事的内容非常多。自甲午以来，社会动荡，中国及周边国家的时局如白云苍狗，热点不断，诗话对这类时事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关注，与传统诗话只关心古今文坛及文人轶事形成非常明显的差异。因此类内容在民国诗话中非常多见，兹举数例较为特别者予以说明。魏元旷《蕉庵诗话》卷1记载甲午战争前后朝中时事：

日本一役，阻和之章，日满枢署。予谓吴钫伯琴曰：“谏者但极言后日之祸，朝廷岂不知之？盖以京城孤注为患，不知天津陆道至京三百余里，关内外兵不下二十万。寇果敢于登陆，惟横截海口，绝其后援，可不战而困。不然，其兵轮已至乐亭，并无防戍，可以上岸疾驰，岂必由大沽口耶？”因代伯琴作书，上其座师翁尚书同龢。*魏元旷：《蕉庵诗话》，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第二册，第4页。

这条诗话比较特别者，在于它不仅记录了与日本一役后，每天阻和的章奏都积满枢署的事件，而且还发表了诗话作者对时局的看法和评论。通过诗话来谈论朝政，这在诗话史上恐怕也是头一例。同卷还记载了光绪八年(1882)朝鲜兵乱，“朝鲜织造主事全中基来华求救兵”一再受困直至被清都察院送入狱、放出狱，最终饿死于寺中的事情。虽然后来有朝鲜诗人就此事写了“他时归话茅檐下，为道中朝有此人”的诗句，但全条内容的重点显然还是在记述全中基的事情上。这种以记载时事，评论时局为内容的诗话，已与旧诗话的体例有了很大的差异。

又陈诗《尊瓠室诗话》卷1亦记光绪八年朝鲜兵乱，吴武壮率师援朝事*陈诗：《尊瓠室诗话》，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第二册，第98页。。宣统年间日本吞并朝鲜也为民国诗话作者所关注，而且由于朝鲜与中国的特殊关系，在多本诗话中都记载了这件事情。而孙雄《诗史阁诗话》别出心裁，在记载日本吞并朝鲜一事时，特将其与越南被法国占为殖民地相提并论，显示出庚子乱后中国文人对时局的敏感和对国家民族存亡的担忧。文中并记越南阮尚贤有《南枝集》，认为“亡国之臣，每于文字之间寄其哀怨”，赞其诗“诗笔超旷，中含郁愤”*③ 孙雄：《诗史阁诗话》，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第二册，第160—161，193页。，反映了民国文人对有相同命运的弱邻且为原来中国属国的朝鲜、越南国事的关注。当然，对这些往日属国的关心，除同情之外，更大程度上是出于对自身命运的担忧。

记录时事，在过往的诗话中也有，但除了易代之际的诗话记录遗民事迹、诗作的内容外，其他多是记录过往的事情。比如有关杜甫的诗话，会提及安史之乱。但这种对历史事件的记录，并非即时的，而且记录这些事件，往往是为了叙录诗人诗作的背景，与民国诗话的即时性时事记载有明显区别。

民国诗话多有记录时事的内容，被谈及最多的是甲午海战、庚子国变、辛亥光复等。其他如《诗史阁诗话》、《柏岩感旧诗话》所记戊戌变法事；《诗史阁诗话》诗记朝鲜安重根刺日本伊藤博文事；《柏岩感旧诗话》记袁世凯退位事(按：袁世凯在晚清民国时期的言行举动亦是众多诗话热衷记载的内容)；还有《名山诗话》、《诗史阁诗话》记录民国后以遗民自居的几位官员文人自颈殉身事等等，不一而足。

民国诗话喜言时事，一方面是此期的诗话作者多关心时局；另一方面，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或在于多部民国诗话都原刊于报章杂志(详前文)，后汇辑成书。报章杂志出版周期短，读者阅读此类媒介，目的之一即为获知近期的新闻时事，同时看看作者对时局的看法。因此，报刊文章需要时效性。与此相应，刊登在报章上的诗话，也应该适应读者的需要，这也决定了民国诗话多包含时事内容的特点。

其二，描绘新景象，记载新事物。辛亥以来，国家沧桑巨变，一方面是政局混乱，内政外交都有许多不堪的印记。但民国后国家也出现许多正面的新变化，包括西方科技带来新的器物和新生活方式，这些内容在诗话中都有反映。孙雄《诗史阁诗话》记述都门景象日新，有《北京新竹枝词》数十首，其一云：“一从庚子议和成，中外联欢两不惊。试向东交民巷看，今年各国又添兵。”此外，还记述了新器物如雪茄、飞艇等③。这些词汇都是民国新气象为诗话带来的新内容。

沈其光《瓶粟斋诗话》刊于1940年，作者有机会看到更多新的气象和事物，对旧体诗中出现新事物、新名词也开始有了新的观察。他说：“自西人研求声光化电之学，于是舟车日用之不知所措无不巧夺天工，而诗文家集中亦因而拓一异境。”对之持肯定的态度。此外，文中还特别记载了庐江刘锡之的《咏火轮车二十二韵》，其中有句云：“奇肱驾飞车，驭风行海外。”这是一首咏京汉铁路的诗，诗中将火车称为“火轮车”，描摹了火车速度之快，行走地域之广。沈氏非常喜欢，赞其诗风“甚奇伟”。除火车外，诗话中还记录了叶行百诗咏“电车”、“电扇”、“电话”等内容*⑤ 沈其光：《瓶粟斋诗话》，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第五册，第532，533页。，显示了作者对旧体诗融入新词汇的接受甚至是喜爱。在该书中，沈氏对一些奇异的事物也很敏感，他还记录了刚从国外引进的“宰牛公司”如何使用电子机械宰牛⑤。书中充满对这些新事物的好奇与惊讶。相类的还有夏敬观《忍古楼诗话》记载的清黄海华《寄侍郎诗》诗句“飞轮火舶早归来，援古证今诱徒党”*夏敬观：《忍古楼诗话》，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第三册，第52页。等。

新事物、新语词的进入，也引发诗话作者的讨论。有对这种现象否定的意见，但更多的是像上引沈其光那样，对旧体诗引入新词语持肯定的态度。王逸塘《今传是楼诗话》云：“滥用新名词入诗，每为雅人所病。然亦有万不能不用者，概从禁避，似亦非宜。”对是否该用新名词的态度非常明确，认为那些在旧体诗中使用新名词应“概从禁避”的意见并不合适，因为对有些事物的指称不借助新名词是不可能的。文中以陈石遗《匹园落成》诗“檐霤聚成双瀑长，雨中月色电灯光”为例，说明用“电灯光”没什么不妥。又说：“电灯、啤酒，固皆新名词也。果善用之，何伤诗格？况生今之世，万国棣通，事物繁赜，必欲求之载籍，比附有时而穷。与其泥古而失真，无宁自我而作古。新文学家谓‘时代性’者，吾人又安可一笔抹杀乎？余近以‘墨雨’、‘欧风’入诗，亦是此意。”*以上引文均出自王逸塘：《今传是楼诗话》，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第三册，第504页。应该说王逸塘的看法是符合实际的，比起那些守旧的胶柱鼓瑟者要通脱得多。

吴宓则从另一个角度仔细辨析了时代变迁，旧词语在描绘新事物时会遇到的困难。《空轩诗话》说：“王子安诗，用‘朱轮’，‘翠盖’；苏小小诗，用‘油璧’、‘青聰’，义山之‘车走雷声语未通’，后主之‘车如流水马如龙’，皆刻画当时车马之盛，而各肖其声音情状也。然求之今日，则朱轮、油璧之车，且不可得见；而所谓雷声者，亦仅电车相仿佛，其他则车之旧者如傭工所乘之手车，车之新者如达官、巨贾所据之汽车，绝不似雷声也。”*吴宓：《空轩诗话》，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第六册，第97，97页。唐人用雷声描摹车轮之声既合乎实际又有诗意，但如仍用雷声描绘今天的汽车，显然就不合适了。说明古今环境变化，如仍坚持使用旧语词来描摹相同的事物，就会出现语不达意的困局。同样，对于当时新出现的火车、轮船，如果仍用旧语词指称，也会不伦不类：“乘火车、轮船，而犹作‘扁舟容与’、‘驱车古原’之感，旅居于通都大邑之旅馆，而犹发‘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之咏，岂唯不类，直是懵然无所觉。”*吴宓：《空轩诗话》，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第六册，第97，97页。这些分析，当然是非常有道理的。

在这个问题上，杨香池在《偷闲庐诗话》中概括得最为得体。他说，对于新旧文学“只宜辨美恶，不宜分新旧”*杨香池：《偷闲庐诗话》，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第三册，第715，679页。。这一见解在今天来看十分平常，但在当年旧体诗阵营中，在如何处理新事物与旧词语的论争中，就显得特别有见识了。

其三，新旧诗体之争。五四以后，在胡适倡导下，出现了新体诗。新体诗与旧体诗之争，是当时诗界一场重要的论争，这在学术界已有较充分的讨论。就民国诗话而言，也有论及对新体诗看法的。其中有比较开明的，如范罕认为诗之根本在发挥情趣，不在诗体。无论新体旧体，能发挥情趣者即为真诗。他在《蜗牛舍说诗新语》中说：“总之作诗不拘何体，皆能见谛，但不可无体，新诗亦诗体也。”*范罕：《蜗牛舍说诗新语》，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第二册，第556，558页。并指出新体诗并非起自胡适，“当清末时，士夫已有醉心欧制者”，这里所说的士夫醉心欧制者，指的就是黄公度所作的乐府新曲*范罕：《蜗牛舍说诗新语》，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第二册，第556，558页。。

钝剑在《愿无尽庐诗话》中所说的一段话可作为范罕上述言论的注脚，他说：“世界日新，文界、诗界当造出一新天地，此一定公例也。黄公度诗独僻异境，不愧中国诗界之哥仑布矣，近世洵无第二人。”钝剑与范罕一样，对黄遵宪《日本杂事诗》一类的新乐府诗也持欣赏的态度。

但实际上，钝剑的思想比起范罕来，仍是保守的。他在说完上面那段话后接着说：“然新意境、新理想、新感情的词，终不若守国粹的、用陈旧语句为愈有味也。”*钝剑：《愿无尽庐诗话》，见蒋抱玄辑：《民权素诗话》，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第五册，第197页。完整地看，后面这段话才是钝剑的真实思想。他虽然能接受新乐府体的变化，但对代表正宗古诗地位的旧体诗，仍然坚守固有的立场。这与杨香池在《偷闲庐诗话》中所表达的看法是一致的，杨氏说：“‘水牛浮鼻渡，沙鸟点头行’，此取眼前景物成诗，何等真切自然。而李西涯《麓堂诗话》评为‘下净优人口中语，乃唐诗之恶劣者’。然则今之新诗有‘亲爱的，把我的性灵和心都给你了’，又‘月亮呀， 我亲爱的月亮呀’等类，将更谓之何哉!”*杨香池：《偷闲庐诗话》，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第三册，第715，679页。也就是说，对于表现传统题材的诗而言，旧的体制和语词也许更为本色当行，更有味道。

其实，在坚守传统者的背后，往往也有其他因素的考量。钝剑在该诗话的同一卷中引林少泉书信云：

国事日亟，吾党中才足以作为文章、鼓吹政治活动者，已如凤毛麟角。而近犹复盛持文界革命、诗界革命之说。下走以为此亦季世之一妖孽，关于世道人心靡浅也。吾国文章，实足称雄世界。日本固无文字，虽国势甚至今日，而彼中学子谈文学者，犹当事事丐于汉土。今我顾自弃国粹，而规仿文词最简单之东籍，单词片语，奉若邱索，此真可异者矣。*钝剑：《愿无尽庐诗话》，见蒋抱玄辑：《民权素诗话》，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第五册，第197页。

看得出来，林少泉的话，除了纯粹地讨论诗体以外，在对传统文化的坚守上明显还夹杂着政治的考量。

正因为新旧之争，有时会超出诗的本身，因此双方的讨论有时会显得意气用事。王逸塘《今传是楼诗话》云：“白话诗者，昔贤集中，时有其例……然非如近日号称为新文学者所标举也。余谓能为文言诗者，殆无不工为白话。”*王逸塘：《今传是楼诗话》，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第三册，第294页。王氏并录陈石遗《白话诗》十八韵以证明只要文言诗写得好，白话诗也一定可以。然陈石遗之“白话诗”实乃乐府体，并非真正的新体白话诗。所以王逸塘极端地认为能写文言诗的人，就能写好白话诗的看法是偏激的。有趣的是，林庚白《孑楼诗词话》中所登载的一则轶事，很可以说明白话体诗并非那么容易写。

林氏在该书中首先批评：“新体诗人，每喜拾欧美牙慧，而不知其远于创作。”指新体诗人只是抄袭欧美诗人，但并不真的懂得作诗。话说到这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接着他说：“曩见徐志摩译哈代所作《一个星期》，辞意并美，为之技痒，遂亦踵成一首，颇自矜以为突过哈代。”*林庚白：《孑楼诗词话》，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第六册，第120页。下面将徐译哈代诗与林氏所自称“突过哈代“的诗录之如下，徐译哈代《一个星期》：

星期一那晚上，我关上了我的门。心想你满不是我心里的人，此后见不见面，都不关要紧。到了星期二那晚上，我又想到，你的心思，你的心肠，你的面貌，到底比不得平常，有点儿妙。星期三那晚上，我又想起了你。想你我要合成一体，总是不易，就说机会又叫你我凑在一起。星期四中午，我思想又换了样。我还是喜欢你，我俩正不妨亲近的住着，管他是短是长。星期五那天，我感到一阵心震。常我望着你住的那个乡村，说来你还是我亲爱的，我自认。到了星期六，你充满了我的思想。整个的你，在我的心里发亮。女性的美，哪样不在你的身上？像是只顺风的海鸥，向着海飞。到了星期日的晚上，我简直发了迷，还做什么人，这辈子要没有你！

林氏评云：“婉而有致，故是佳构。”接着他又附上自己拟作的一首：

星期一：我在梳妆台上，拣着了两三瓣的鲜花。我又是想她，又是恨她。只怕我虽然在惦记，她已经KISS了别人家。星期二：我到橱柜里找熨斗。她常穿的一件玫瑰色衬衣，还没有带走。想起了肉的颤动，我简直像喝醉了酒。星期三：我晚上回来，把书桌的抽屉拉开。剩下些什么？她给我的情书一大堆。星期四：我决计不再想她，一个人静静地坐在家。可又挨不过爱的饥饿，我真成了小孩子离不开妈妈。星期五：我想她还是可爱， 可恨我的脾气不能够耐。难道女性真是男的永远占有物吗？现在是什么时代！星期六：我恍然大悟，我发现了我的出路。社会上不少女性，再试试求爱的初步。到了星期日，我心上的一块石头落下地。请太太小姐们注意，别再来诅骂男性，一样把你们性的需要，当做常事。

林庚白自评云：“似较哈氏深刻”。林氏的“自信”实在让人捧腹，客观地说，林氏拟作相较于徐氏所译哈代的原作，意思、味道、语词之美相差，不可以道里计。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是，在新旧体诗较量的过程中，旧体诗人中的顽固派有时幼稚得厉害，其背后反映的当然是不愿退出历史舞台的心理。所以，一方面无奈地接受新文化的“入侵”，一方面心理上又不愿接受，怀抱着阿Q式的心理，以一种盲目自大的优越感去对待新文化。这样一种心态，也预示着旧体诗的阵营一定会随着整套话语系统的消解而退出主流舞台。

其四，使用新体系、新概念论诗。比起传统诗话，民国诗话中有一部从内容到体例都更具西学范式的著作，即黄节的《诗学》。该书在民国众多诗话中刊行得也比较早，其第一版印行于1921年，1922年由北京大学出版部出版铅印本。从内容言，这部诗话更像是简明版的中国诗史，虽然冠以“诗学”之名。从体例上说，此书突破了此前诗话较随意地堆垛式体制，按历史分期，设诗学之起源、汉魏诗学、六朝诗学、唐至五代诗学、宋代诗学、金元诗学、明代诗学共七章。谨严的风格，严整的体系，显示了这部诗话受到了西式著作的影响。

黄节《诗学》主要是在体例上显示了新的倾向，内容及用语仍是传统的。范罕《蜗牛舍说诗新语》则是在旧体例中加入了新的概念和诗学理论。这部书编成于1936年，晚于黄著。虽然他在文中曾批评新文学家论诗“亦不过集古人成语，借科学方法分析，次第之而已。学说欲多，去诗愈远”，但他自己在书中又多引用西人理论，如以音乐、绘画喻诗之美感，又从时间、空间的角度论诗，并专论科学与诗、政治与诗等，显示出其既想坚持传统，又不自觉地吸收新文化的概念术语的矛盾性*参见范罕：《蜗牛舍说诗新语》，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第二册，第559—561页。。

又杨香池《偷闲庐诗话》，有1934年铅印本。该书介绍了当时新文学家在评陶、杜、白等古代诗人时，用语时新：“今之新文学家称陶渊明为隐逸诗人或田园诗人，杜甫为社会诗人，白居易为革命诗人，王、孟、柳、韦为田园诗人，高、岑为边塞诗人，刘长卿、孟郊、贾岛、韩愈为苦吟诗人，李贺、温庭筠、李商隐为唯美诗人，此即由诗中得其生平之信事而拟称之也。”*杨香池：《偷闲庐诗话》，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第三册，第706页。在旧诗话体系中，介绍新文学家的诗学批评，这也是一种新的气象。而从杨氏的语气，对这种新方法的运用，并非一概排斥。

刘衍文《雕虫诗话》作于1946年前，这部诗话也较多地引入新概念论诗。如他将宋代理学家的诗称为“哲理诗”，且按西人体系将之分为六类*刘衍文：《雕虫诗话》，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第六册，第425，529，494页。。还用“诗学观”、“重要思想家”、“文学史道”等词语*刘衍文：《雕虫诗话》，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第六册，第425，529，494页。，说明他的诗话已相当自觉地使用西来理论体系和概念范畴来评述中国旧体诗。此外，这部诗话还显示了重分析方法的特点，也与中国传统诗学著作有较明显差异。如他分析王仲瞿的《项王庙》诗说：“按此亦咏史怀古之类，但已化客观叙写为主观抒发，是以议为叙，而非夹叙夹议也。”*刘衍文：《雕虫诗话》，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第六册，第425，529，494页。这种方法和用语已基本脱离了中国旧诗话的感悟式、印象式、描摹式批评的套路，而向西式批评靠近。

三、《明治诗话》的新格局

类似于民国诗话的旧瓶装新酒，日本明治时期诗话也显露了这一特点。下面我们以一部特别的诗话为例，它更像是一樽新瓶装的新酒，这就是木下彪的《明治诗话》。

《明治诗话》作者木下彪(字周南)明治35年(1902)生，昭和9年(1934)始任宫内省职员兼图书寮管理员，是大正、昭和时期的汉学家。《明治诗话》于昭和18年(1943)在东京文中堂出版。这部书是记录明治时期汉诗史的一部重要著作，全书分上中下3卷，依书前凡例，上卷主要记有关明治初年时事与人情物态的汉诗；中卷主要记录明治初年至明治17、18年(1884、1885)间关乎文化、世情、风俗之类的诗及诗话；下卷主要记录明治年间中日两国间文人雅士交流的情况。整体来说，书中记录了大量幕府末年至明治、大正时期汉诗人的诗作、轶事，兼录小呗等日本歌谣；表现了西风东渐引致日本明治时期社会状况及人情风俗的变化；记载了此期东京一带汉诗社的活动及汉诗创作。可贵的是，明治早期出版的多种汉诗集如菊池三溪《东京写真镜》(明治7年，1874)、原田道义《东京开化繁昌诗选》(明治8年，1875)、松本万年《东京日日新文》(明治9年，1876)、宫内贯一《日本开化诗选》(明治9年，1876)等也在书中有登载，从中反映了明治以来汉诗盛况及维新以来的新气象。值得一提的是，有名的大沼枕山《东京诗三十首》也是有赖这部诗话才得以保存面世的。

我认为这部书体现了明治时期的新气象，因为它就是一部全新的诗话，在体例、版式和内容上都有完全不同于历史上其他诗话的特点。首先，给我们第一个崭新印象的是这部书的体例和版式设计，该书为插图本，采用图文结合的形式，这大概是中日诗话史上的第一部。其次，这部诗话的内容有许多新气象。它和民国诗话一样，随着洋风移入，与明治时期汉诗出现的新内容相适应，出现了许多新式词语。像上文所示，“火舶”、“铁车”即出现在诗中。另外，由于日本受西方影响更早，西化更彻底，也更进步，所以有关西方科技、器物的新式语词要比中国民国时期的旧体诗和诗话有成倍的增长。“汽船”、“蒸汽车”、“自动车”、“电线杆”、“邮筒”、“时辰仪”、“写真机”、“普鲁士”、“佛兰士”在旧体汉诗及诗话中随处可见，形成一种很奇异的感觉。

如果说这些新词语是对西风东渐后出现的新事物的自然客观的反映，那么，在诗话中对相关语词的详细解释、说明就带有一种特别的目的了。譬如“电信机”(中国人称为“电报机”)，木下周南花了许多篇幅对“电信机”神奇的功能、传说及涉及“电信机”的相关诗作进行了周详的解释和登载。他将电信喻为“飞脚”，称其“一分钟时间可绕世界七周”；电信机可以将两万言的文字在一小时内传至千里之外；又说白天坐在伦动(即伦敦)府可与晚间睡卧在华盛顿的人谈即时新闻；早上发生在长崎的事情，晚上在东京即可知云云*[日]木下彪：《明治诗话》，东京：文中堂，1943年，第210，210—211，6、221页。。详述了现代科技产品的威力强大。不惟如此，作者还记其在歌楼曾听客人演唱有关“电信机”的诗云：“倩马车欤倩汽船，章台花信自何便？春宵犹是不堪待，愿系电丝容易传。”诗中“章台”、“花信”、“春宵”数语来自中国旧典，而“马车”(此马车非中国旧时马车，乃指明治后在东京、横滨贵族中流行的交通兼观光用马车，详见后说)、“汽船”、“电丝”则属新词新物。这首诗的风格亦古亦今，亦庄亦谐，有典有则，看似互不搭调的古今事物在诗中形成了奇异的和谐，堪称新竹枝词。待客人唱罢，座妓则应歌道：“一片玻璃万绪丝，抱君真影独眠时。相逢相见难交语，花上愿悬电线丝。”文中特别注出“玻璃”乃西洋镜。谓男子不在身边，女子顾镜自怜，遂生万般愁绪，无奈抱着男子“真影”(即照片)独自空眠。前两句倒也不见新奇，惟后两句又翻一层，谓相见又能如何？即便相见也难交语，还不如悬接两地的电线，将两地相思，诉诸“电信”。书中更增记《繁昌新诗》云：“电线恰如蜘网牵，天涯消息片时传。却怜当年苏武恨，空绝音尘十九年。”以今说古，别见新意。又记《东京新咏》：“电信之机太自由，片时万里可周游。长房竹杖真儿戏，一线缩来全地球。”*[日]木下彪：《明治诗话》，东京：文中堂，1943年，第210，210—211，6、221页。作者惊讶于电信机的“自由”，“片时万里可周游”，“天涯消息片时传”，相较于电信的“全球化”，顿觉“长房竹杖”的通讯方式真是儿戏了。

阅读这则有关“电信机”的诗话，可见作者对新事物的敏感和有意识地通过诗话向读者予以介绍的主观目的。文中有对“电信机”功能的解释，有民间有关电信机的传说，有酒楼客妓以电信机为内容的对歌，也有文人专门为电信机写的诗。这样全面地介绍一种物事的写法，本不类旧诗话以诗为中心的体制和记事析诗的惯常方法。作者这样写，显然是对新事物的兴趣远远超过对诗的兴趣，将传统诗话的以“诗”为中心变成了以“事”为中心。

类似的情况还见于涉及“马车”诗的记载。“马车”是明治时期东京周边新兴的一个物件，它的出现与当时政府的一个新举措有关。过去，外国人来日本只限在港口附近居住和活动，比如在横滨和其他一些指定的港口周边。但1868年开始，外国人被允许上陆了，在东京，他们可以筑地居住。但往来横滨和东京毕竟不便利，于是有外国人开始进口来自欧洲的马车，政府也在两地间新修了道路，一时间，外国人在新修道路上招摇而过，新派而时髦，吸引了大量新进日本人的羡慕和富豪权贵的模仿。于是，一个旧有的“马车”语词有了新的意义，成为明治维新、欧陆风尚的代名词。在《明治诗话》中，有大量篇幅涉及马车，并有大量有关马车的配图，还有一些记载马车的汉诗。大沼枕山有《东京诗三十首》，其中一首记载了马车及其主人的事情：“双马驾车载钜公，大都片刻往来通。无由潘岳望尘拜，星电突过一瞬中。”木下解释这首诗说，当幕府解散，藩主专制下的书生为了利禄纷纷移居东京，他们羡慕那些乘坐着双马拉的豪华马车中的钜公，争相尘拜，像当年西晋潘岳谄媚贾谧那样，但不意这些马车速度奇快，一瞬间如“星电突过”。大沼的诗一方面讥讽了这些书生，另一方面对钜公达官贵人们仿效洋人做派，在街市呼啸招摇也非常不满。木下在书中介绍了明治元年(1868)开放外国人登陆，明治3年(1870)外国人开始使用进口马车行走于京滨间，其始用于洋人，继风行于“大官贵人”。至明治5年(1872)，京滨间铁路开通，马车开始零落*[日]木下彪：《明治诗话》，东京：文中堂，1943年，第210，210—211，6、221页。。木下对马车风行的背景及大沼诗讥讽的内涵予以详细的解析，其意在记述明治以来新气象、新事物的目的非常明显。

与马车相类，书中还介绍了当年在东京流行的另一种交通工具“人力车”，作者引述了描写“人力车”诗云：“金轮铁轴小雷轰，辗破红尘十丈轻。一带长堤花柳晚，无人复著竹舆声。”在解说诗歌背景时说，明治以来，原在吉原一带风俗场流连的客人主要乘坐“肩舆”，现在客人更喜欢坐新起的人力车。旨在说明明治以来世情的变化*[日]木下彪：《明治诗话》，第216，230，9—13页。。

另有“瓦斯灯”，据《明治诗话》，“瓦斯灯”始用于明治5年，最早出现在横滨。有诗云：“万点华灯向晚明，天边何问月轮生。谁知一管煤烟气，幻成人间不夜城。”*[日]木下彪：《明治诗话》，第216，230，9—13页。这首写瓦斯灯的诗，虽说出现了以往旧体诗所没有出现过的洋物件，但不能否认的是，它将古今事物变化结合得非常融洽。与上引写“电信机”的诗同样，新与旧、东与西在诗中融化无迹，与前引晚清诗人黄海华《寄侍郎诗》里所写的“飞轮火舶早归来，援古证今诱徒党”的句子相比，不能不称赞日本汉诗人在接受外来文化并与本邦文化结合时的强大功力。

由于《明治诗话》的作者偏于记载世情风俗，以“事”为中心而非以“诗”为中心，所以使得该书内容丰富，可读性很强。首先是配图，图片包括各种新事物、器物的图片，也包括各类广告图片，如物品、书籍、诗社活动等。其次是收录汉诗，所收诗既以日本汉诗为主，也兼收中国诗人的诗，如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并附有该书广告。此外，它广泛介绍东京明治以来街市的变化，记录花街、茶店、酒楼、妓院等消费场所，对记载这部分内容特别详细的《东京新繁昌记》也广泛征引。明治早期，著名的新桥建成，书中引录大量图片及相关诗作予以介绍，展现东京新兴繁华的都市风貌。另外，对美国前总统来东京观剧、游人赏樱春社等市民活动也有专门介绍，可见其内容的丰富多样。

作为诗话，《明治诗话》当然对明治时期汉学家及喜爱中国传统文化的市民的各类诗社文会活动也做了详略不一的记载。该书第162页记述了明治5年东京成立的“旧雨社”，这个诗社由藤野海南为盟主，成员中著名的有重野成斋、冈鹿门、阪谷郎庐、小野湖山等。该社的活动固定，每月一回在上野公园不忍池聚会，各作诗文，并交由社中有威望并兼擅诗文的人来评定。其中文由成斋评审，诗由湖山审阅，并于明治10年编成《旧雨诗钞》2卷出版。此外，像明治7年成立的“廻澜社”、明治12年(1879)成立的“丽泽社”以及大沼枕山的“下谷吟社”、鱸松堂的“七曲吟社”、森春涛的“茉莉吟社”、向山黄村的“晚翠吟社”等都在书中有记载。有些重要的诗社，比如大沼枕山的“下谷吟社”，其后有诸多变化发展，且印有社员诗集，因此做了更详尽的记录。

《明治诗话》的新格局还体现在它的时代性方面，它有很强的市民性和风俗化的特征。

1869年东京开设了第一间新理发店，一开始，先是有些观念新潮的年轻东京人开始改变过往那种剃顶结髻的传统发式，木下认为他们那种“总发者颇多”的洋发型“与医祝无辨”，不以为然。此外，他们中的一些人除了发型改变以外，还学习西方人那样戴礼帽、拿洋伞，甚至后来连武士也不再穿和服而穿西装，长发披肩。木下周南引用了大沼枕山的一首讥讽这种奇装异服的诗：“浑头漆黑发蒙肩，下马店门垂柳边。小女惯看先一笑，伞如蝙蝠帔如鸢。”大沼嘲笑这些人的发型披散垂肩，十分难看。又说他们手里拿的伞像蝙蝠，肩上披的披风像鸢翅。木下在《明治诗话》中摘引这首诗时还相应配了一幅漫画，图文相得益彰，对这些“新进时人”的讥讽之意明显。大沼是一个保守主义者，胸中横亘着来自中国的“华夷之辨”，木下还引了他的那首有名的“满世夷装士志迁，力人妓女服依然。可知至健至柔者，其德利贞坤与乾”诗，认为明治以后，人们不再穿和服而改穿的西服是“夷装”，而只有苦力、妓女那样最低阶层的人才没有改穿“夷装”。力士(即苦力)有至健的乾之德，妓女有至柔之坤之德，所以他们才是最有德性的。这些颠覆性的话自然是大沼的愤激之言，但无疑展示了在西风入侵之时，像大沼这类文化保守主义者鲜明的抵制态度。《明治诗话》在记录大沼的这些诗时，还深挖其背景，指出明治6年(1873)版的《鲁文珍报》所刊载的种种时新发型的样式及其变化，反映了王政的衰败及新时代的象征。而“鸢衣”、“蝙蝠伞”似乎也成为“斜狭官员”或“得意官员”流连风月场所、为妓女拥戴的特征*[日]木下彪：《明治诗话》，第216，230，9—13页。。《明治诗话》中的这些文字一方面记录了时代，展现了作者的批判态度；另一方面从读者阅读感受而言，图文并茂，活色生香，既介绍了相关诗作和诗句评析，又展现了新时代的世俗风情，体现了强烈的时代感、市民化、风俗性的特征，这大概也是《明治诗话》所谓新格局的另一表征。

最后，在著述形式上也体现了新的特点。这部书的条目基本不以引诗为线索，而是以事件、事物为线索，诗只是事件、事物的旁证材料。比如卷中的“电信”、“邮便”条，以叙述“电信”、“邮便”为主，间中引到相关诗例作为旁证。再比如“洋风移入”条，主要以“人力车”为解说对象，所引数首“狂诗”则以是否写及“人力车”为标准。这样一种形式，显然与传统的中日诗话以诗及诗人、诗坛掌故、轶事为中心不同，更像是近现代人文科学“以诗证史”的研究方法。其次，各个条目的内容体现了解说型的特点，对每项事件或每个事物，先介绍其出处，然后详解其内容，再配以相关汉诗或图片进行旁证。如卷中的“太阳历”条，日本自明治5年开始使用公历即太阳历，文中介绍了使用太阳历的时间及对国民生活所带来的影响，接着才是介绍《咏太阳历》的诗。他如“瓦斯灯”、“写真机”等条目的编排，大皆类此。偶有以诗为条目的，这些诗也多围绕此前述及的某事件和事物。如新桥的开通是明治东京的一件大事，诗话用了多个条目进行记载，其中也有以咏新桥为条目的，但它总体上仍属于新桥这一大类。这种著述形式，突破了传统诗话的格局，以新事物为中心，既方便记事，又能以热点吸引读者注意，使得诗话读者可以超出汉诗爱好者的小格局。对于吸引读者，扩大影响，是有好处的。

总之，《明治诗话》是明治时期汉诗话的一个缩影，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日本诗话作者在西风东渐、新时代来临之际，主动适应时代，做出变化，力图以全新的格局和架构使诗话这一传统的形式获取新生，做出了相当突出的努力。比较于民国时期的中国诗话，应该说明治诗话更有创意，更具时代性。

四、余论：无法挽回的颓势——对诗话古今之变的思考

上文剖析了世纪之变中，民国—明治诗话的变革新局，无论是民国诗话，还是明治诗话，在西方文化进入之际，都对时代变化有反应，有应对，有革新。这些变化和革新，有些是自然的反应，有些是专门的设计，使得民国、明治诗话这一传统的诗论形式有了新面貌。但当时间过去数十年后，我们发现，诗话这一古老的形式尽管经过前辈的努力改造和革新，终究还是消亡了。对此现象，笔者有以下粗浅的感想。

其一，诗话的存亡依于母体——旧体诗的存亡。在中国近现代诗话中，尤其是由民国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初，我们发现个别旧时代的文人在诗话中摘录了一些有关描写赞美工商业改造、公私合营的旧体诗，诗话作者将其称为“赞美体”，作为进入新时代的旧体诗人的自我改造。但随着大陆政治语境的变化，这类旧体“赞美体”也基本不存在了。而作为根植于旧体诗之上的诗话，失去了它生长的土壤。旧体诗犹如诗话的母体，母体不存在了，诗话自然也就不存在了。所以，民国、明治时期的诗话之所以还能回光返照，是因为那个时候旧体诗(汉诗)仍然存在。如果旧体诗不存在了，诗话就会绝迹。这不是改革、改造所能实现的救赎。

其二，文化的存亡依托于语言。不惟诗话，上世纪40年代以来，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成功，不仅诗话越来越少，旧体诗的写作也渐趋衰竭。即便是保留传统文化较多的港台地区，旧体诗与诗话也处于式微状态。这不仅是旧体诗和旧体诗话的衰亡，也是旧文化的整体衰亡。而旧文化的衰亡，究其原因是旧文化的载体——文言文的衰亡。自新式语体文流行以来，原来的文言文因不适应社会的需要，渐渐退出主流，话语权的丧失，必然导致与其共生的旧文化的衰亡。这是无奈的现实，旧文化的边缘化也是时代的必然。尽管现今有不少人在倡导复兴“国诗”(亦即旧体诗)，但其前景并不乐观。

【责任编辑：张慕华；责任校对：张慕华，李青果】

2014—09—10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日本中国文章学研究”(13YJA701541)

孙 立，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广州510275)。

I2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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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9639(2015)03-003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