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军

博大悠远的中国文化，孕育了华夏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在其发展过程中留下了无以计数的珍贵文物，其中那些铸造技术精湛、气魄雄伟、造型优美、纹饰绚丽、精美绝伦的中国古代青铜器，更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青铜器具有非凡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它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珍贵历史文化遗产，同时也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现被越来越多的国内外人士喜爱与收藏。

关于青铜器的收藏和鉴定的历史，可以说是源远流长。从文献记载及考古发掘看，从古到今，随着时间的发展，青铜器的发现是不断的。无论是传世的，还是历年来不断出土发现的青铜器，数量都是可观的。有些青铜器兼有长篇铭刻，更具重要的史料价值。

在人类技术发展的过程中，使用青铜兵器和工具的时代，被称为青铜时代。（参看客庚、张维持著《殷周青铜器通论》第二章）

为什么两三千年前的青铜器能够保存下来，而且绝大部分还保存得相当完美，甚至有些青铜兵器的锋刃还非常锋利呢？分析一下它的原因，主要因其本身成分所决定。（参看杜迪松著《中国古代青铜器简说》第二章）

中国青铜器制作的主要原料是铜和锡，或铜和铅的合金。这种合金成分的器物，与竹、木、漆器，甚至与铁器等都有所不同。它不易浸蚀，因而容易保存下来。（参看杜迫松著《中国古代青铜器简说》第二章）例如，1964年山西原平县出土的吴王光剑等吴越宝剑，1965年湖北江陵望山一号楚墓出土的越王勾践剑，1973年湖北江陵藤店一号墓出土的越王州勾剑，铸造得都极为精美。在剑身靠近剑格处有错金铭文，越王勾践剑和吴王光剑的菱形纹和火焰状花纹，至今还非常清晰。剑锷极端锋利，犹如当年。

夏、商、周时代是奴隶制发展时期，也是青铜器铸造业的鼎盛期。青铜器的制作种类繁多，使用范围相当广泛，是高度发达的青铜时代。各级奴隶主贵族对青铜器物非常重视，尤其是对那些“明贵贱、别等列”的青铜礼器更是如此。青铜器不但可以作为权力的象征，而且在当时也是非常名贵的，因而一向为统治阶级所收藏，视为“珍宝”。

例如，1976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在河南安阳发掘的妇好墓，墓内出土大批精美的青铜器。20世纪80年代四川省文物考古工作者对广汉三星堆进行发掘，出土了青铜人头像、青铜人面以及高达262厘米的青铜立人像等大批商代珍贵青铜器。

1989年9月，江西省文物考古工作者在新干县发掘出土了400余件商代青铜器，等等。

近几十年商周时代窖藏青铜器也不断被发现，如，1933年在今陕西扶风县法门公社召李大队康家村出土的函皇父组与白鲜组铜器；1940年陕西扶风县任家村发现的梁其组铜器；（分别收录在《商周金文录遗》等书内）1960年扶风县齐家村出土几父壶、柞钟等铜器；（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省岐山县董家村西周铜器窖穴发掘简报》，《文物》1976年5期。吴镇烽、雒忠如《陕西省强家村出土的西周铜器》，《文物》1975年8期）1974年扶风县黄堆公社云塘大队强家生产队出土师觀鼎、师臾钟等铜器；（岐山县文化馆、陕西省文管会《陕西省岐山县董家村西周铜器窖穴发掘简报》《文物》1976年5期，《文物》1978年3期）1976年扶风出土的史墙等铭铜器103件；（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扶风庄白一号西周青铜器窖藏发掘简报》）1975年岐山京当公社董家生产队出土卫器和朕匝等器。（寿县古墓清理小组《安徽寿县战国墓出土的铜器群记略》《文物参号资料》1955年8期）目前一般学者认为，这些窖藏青铜器，很可能是西周灭亡、周室东迁时，王朝近臣的彝器。由于这些彝器极为贵重。又一时携带不及，而埋人窖中，待以后再取出。

正因为以上种种原因，才使得两三千年前劳动人民制作的青铜器流传至今。这些出自墓葬、窖藏或遗址的青铜器，也反映出商周奴隶主贵族对青铜器的珍视和喜爱。

春秋战国时期，各级奴隶主贵族对青铜器的收藏和鉴定同样非常重视。如，1955年安徽省寿县发现的蔡侯墓，出土青铜器上百件，其中包括礼器、生活用器、乐器、兵器、车马器等。1974-1978年在河北平山发现的战国时代中山国王墓，（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省平山县战国时期中山国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1期）出土了大批工艺细致精湛、造型优美的青铜器。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大墓出土青铜器约140件（《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1期），其中最著名的是总重量达2500千克的8组64件编钟。春秋战国时期青铜不但数量多，种类全，内容涉及到各方面。《礼记》《左传》《墨子》等书中都记载了贵族铸造礼乐器的目的。《礼记·祭统》：“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铭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墨子·非命》云：“书之竹帛，镂之金石，琢之盘盂，传遗后世子孙。”从遗留的大量青铜器的铭文内容看，如祭天祭祖、征伐纪功、策命赏赐、书约剂等，都表现出了贵族作器的目的，反映了当时的许多重要历史。正因为当时的许多重大事件多习惯记载在铜器上，因此，春秋战国时就开始对铭文内容给予了重视。郭沫若先生在《青铜时代》一书中说：“《公羊疏》引闵因叙曰：‘昔孔子受端门之命，制春秋之义，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所谓“宝书，即钟、鼎、盘、盂之铭”。由此可见孔子与弟子周游列国时，将发现的有重要价值的铭文作为修史的材料。在运用这些资料时，自然要区分地域、国别和进行内容上的分类等工作，这实际上就是一种青铜器的鉴定工作。

对青铜器器进行大量伪造是从宋代开始的。但据古籍记载，作假铜器在此之前就有了。《韩非子·说林》中记载了与作假青铜器关的一件事情：齐国攻打鲁国，目的是索要一件名字叫谗鼎的鼎。鲁国在战争中吃了败仗，自然就要将谗鼎送给齐国。于是鲁国做了一件假谗鼎送给齐国。齐国使者看到鼎后，就说：“这件铜鼎是假的。”鲁国人回答说：“这件铜鼎是真的。”齐国使者说：“把乐正子春找来，请他鉴定一下这件铜器，我们相信他的话。”鲁国国君把乐正子春找来。他以为乐正子春一定会帮助鲁国说话，可是乐正子春说：“为什么不把真的谗鼎送给齐国？”鲁君回答说：“我喜爱那件真谗鼎。”乐正子春说：“我也爱我的名誉和信用，我必须说真话。”又《吕氏春秋·审己篇》云：“齐攻鲁，求岑鼎，鲁君载他鼎以往，齐侯弗信而反之。”看来，春秋战国时代不但有作假铜器，而且还有能辨真假的高手，乐正子春和那位齐国使者都可以说是青铜器的辨伪专家了。

两汉时代非常重视古器物的收藏与鉴定，这与当时在上层建筑领域内“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史之学的盛行是紧密相关的，其根本目的是为封建统治服务。汉代的史书开始记载了商周青铜器出土和发现情况。《史记》《汉书》《后汉书》记有宝鼎发现的一些内容。这方面内容也偶然见于文人的笔记杂录中。《汉书·武帝纪》记汉武帝时“因得鼎于汾水上，于是改年号为“元鼎”。由于统治阶级对青铜器的重视，当时现了一些铜器鉴定专家。《汉书·郊祀志》记载汉武帝时发现了一件铜器，许多人都不能识别它。一个叫李少君的人提出此器是“齐桓公十年陈于柏寝”的器物，“己而按其刻，果齐桓公器，一宫尽骇，以为少君神，数百岁人也。”看来当时会鉴别铜器的人，大家都认为是了不起的。甚至被认为是神。汉宣帝时，美阳（今陕西武功县）曾出土了一件叫尸臣鼎的铜器，一般人都不能释读该鼎上的文字。有一个叫张敝的研究古文字的专家对文字进行了解释，其文即“王命尸臣：官此口邑，赐尔旗驾黼黻碉戈。尸臣拜手稽首日：敢对扬天子丕显休命。”以上例子说明，西汉时代已出现了一些精通铜器鉴定的专门家。东汉时代古文经派的许慎，熟悉和精通铜器、古文字，曾用22年时间撰写了《说文解字》一书。作者在序中说：“郡国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并在著述中大量引用铜器和铜器上的铭文，从中也可看出他搜集和鉴定铜器和及其铭文的勤奋与功力。古文经派的郑玄作《三礼图》一书，其中多处涉及到古代的文物制度，青铜器及其铭文也是其中很重要的内容之一，而使用这些青铜器资料时必定要进行鉴定和研究。

两汉以后到宋以前有关青铜器的记载虽偶然有之，但缺乏重要的材料。而鉴定方面研究甚少。

宋代在中国青铜器收藏与鉴定的历史上，起了划时代的作用。青铜器及其铭文在当时属于金石学的范畴，（参看朱剑心《金石学》一书）它之所以在这一时期得以发展，是与当时提倡理学、用金石文物粉饰太平有着密切关系的。在这种情况下，搜集、收藏青铜器的人越来越多，有关青铜器的专门著作也出现了。从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年）吕大临编著的《考古图》、宋徽宗宣和年间王黼等奉敕撰的《宣和博古图》等书看，这些书除对青铜器记有大小尺寸、容量与重量等一些基本情况外，有的对器名、文字等也有一定的考订，是宋代青铜器收藏与鉴定的重要著作。在文字方面，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是对青铜器铭文著录和研究较早的一部书。宋代已出现了青铜器辨伪的专门著作。如：赵希鹊的《洞天清禄集》一书，第三章为《古钟鼎彝器辨》，其中提到用“色、声、味”来鉴别铜器的真假。翟汝文所撰的《忠惠集》，对宋代制作的彝器也进行了著录。宋代的一些铜器著录书，其体例与研究成果，为以后的著述和研究奠定了基础。

元明清时期在青铜器收藏与鉴定方面，同样非常重视。元代吾丘衍的《学古沦》、杨殉的《增广钟鼎篆韵》等亦间有关青铜器的某些记载或鉴定经验，然而都没有什么更多建树。明代高濂著《遵生八笺》卷十四中，专门论述到了古铜色，例如他淡到，铜器入土千年的，色纯青，如翠。入水千年者，则色绿如瓜皮，皆莹润如玉。不到千年的，仅有青绿，但不莹润。曹昭著《格古要论》一书也对古铜进行了专门论述，其中谈到古铜色、仿古铜、三代器与新铜器特点，等等。

清代乾隆、嘉庆以后，青铜器的收藏与鉴定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其成就远远超过宋代。乾隆时期编纂的《西清古鉴》《西清续鉴》甲、乙篇、《宁寿鉴古》四部青铜器图录书，是青铜器集大成的著作。同时由于当时大力提倡“朴学”，青铜器铭文成为古文字研究的重要对象。青铜器的收藏和青铜器铭文释读之风大为盛行，青铜器图像和文字考订的著作也逐渐多了起来。

近现代在青铜器收藏与鉴定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王国维《观堂集林》一书利用铭文研究商周历史，把青铜器铭文和历史研究密切结合起来，研究了青铜器的形态特征，其中《说觥》《说彝》等文，见解精辟；还对许多有名重器，如散氏盘，吴王夫差鉴等，进行了研究考证。金文大师孙诒让的《古籀拾遗》《古籀余论》《名原》是研究金文的专门著作，对金文的识别和考释创获很多，在这方面可以说是代表了当时最高研究水平。

郭沫若、容庚在青铜器研究上贡献尤多。郭沫编著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一书，在该书的《彝器形象学试探》一文中，对两周青铜器确立了断代的标准，他对青铜器造型、花纹和铭文等进行了综合考察后，将先将青铜器分为五大时期，开辟了青铜器分期与断代研究的新领域。容庚的《商周彝器通考》和新中国成立后他与张维持合著的《殷周青铜器通论》，都是学习和鉴定青铜器的重要著作。

近年来随着考古工作的发展，从墓葬、窖藏或遗址中发掘出许多青铜器，提供了研究青铜器的珍贵资料，补充了青铜器发展的许多空白；在研究上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如对夏代和商周前期青铜器的认识，等等，进一步建立了先秦铜可器发展的序列。对两汉以后的青铜器和宋以后仿造、伪造的青铜器，也有学者进行研究，如杜迺松的《中国青铜器发展史》等，这无疑加强了对青铜器发展整体脉络的认识，对中国古代，青铜器的收藏与鉴定有着重要的意义，与旧时相比，无疑有开创之功。

（责任编辑：阮富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