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下载

毛泽东思想中的儒家思想因素探析

2015-01-22章璇

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中旬刊 2014年12期
关键词:儒家文化新村儒家思想

摘要: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文化对社会的影响是深远和全面的。早期毛泽东接受的也是儒家思想的熏陶,他的思想中吸纳了不少儒家文化的合理内核。在接触了马克思主义之后,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批判性地对儒家文化进行了再分析,由此丰富了自己的思想理论。毛泽东对儒家思想中合理内核的继承、发展和创新,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关键词:毛泽东思想儒家思想现实意义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千百年来,它对无数国民产生了全面而深远的影响。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下,对儒家思想进行了筛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进而丰富了自己的理论,真正做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性的继承、创新和改造。

1毛泽东的人民主体思想与儒家文化中的民本思想

“民惟为本,本固邦宁”出自《尚书》,意思是只有认识到“民”是国家的根本了,国家才能够安定,“民本”一词正来源于此。

儒家在《尚书》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天生民而立君,以为民也”、“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等思想,进一步将“民”提升到了与天同齐的程度。儒家主张“重民”、“惠民”、“爱民”、“以民为本”,主张君主要“德治”、“仁政”,要对人民“慎刑罚,薄赋敛”,要深刻地认识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儒家认为民心很重要,因为“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只有赢得人民的心,得到人民的支持,才能治理好国家,才能使国家稳定。

毛泽东对儒家的民本思想进行了批判和吸收,并结合中国在革命和建设中的实际国情,提出了人民主体思想。毛泽东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中国共产党要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要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做到“一切工作都以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毛泽东的人民主体思想在本质上和儒家的民本思想还是有很大的不同。传统儒家的民本思想都是站在君主的立场上思考问题,这样做的目的是要让君主明白“民”的重要性,劝导君主要“爱民”、“重民”、“惠民”。就如“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意思就是人民是国家的根基,人民安定了,国家才能稳固安宁。

稳定人民的目的是为安邦,根本还是为了维护阶级统治和统治阶级的利益。毛泽东的人民主体思想则有着很大的不同,人民主体思想的主要目的就是强调人民的重要性,号召全体党员干部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毛泽东提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1]

儒家民本思想宣扬的是“爱民”、“重民”、“惠民”等,这样的理论一方面可以帮助君主巩固统治,另一方面也可以做到“为民做主”。

在封建社会,这一套理论得到了许多人的追捧。但是毛泽东却不以为然,毛泽东不赞同“为民做主”,他想要“人民主权”。他提出国家是人民的,人民拥有直接参与国家管理的权利,从而从根本上成为国家的主人。

2毛泽东实践观与儒家文化中的知行合一思想

在儒家的诸多思想家中,荀子是论述“知”、“行”关系的第一人,荀子曾说道:“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荀子,《儒效篇》)。后世的儒家思想家更是持续不断地对“知”“行”的关系进行了探索。例如理学大师朱熹认为:“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再如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即所学必须与所行相符合。王夫之在《尚书》中也曾提出“知之匪艰,行之惟艰”,意为知很难,但行更难。在王夫之看来行是知的基础,知是行的结果。几千年来,儒家学者不断探求知和行之间的关系,大部分的儒家思想家都更注重“行”,即现在所说的实践。

毛泽东很早就关注知行问题,延安时期,毛泽东撰写了《实践论:论实践和认识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2]。1930年,毛泽东撰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进一步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等著名论断[3],明确阐明了实践的重要性。

1937年毛泽东发表了不朽著作《实践论》,毛泽东认为人类认识的发展是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不断循环往复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实践和认识的每一次循环都会使得人类的认识发展到高一级的程度[4]。毛泽东的实践论不仅从辩证法的角度阐述了“知”和“行”关系的问题,还创造性地对“知”和“行”做了新的阐释。儒家思想中的“知”一般意义上指的是道德意识和思想观念,“行”指的是道德践履和实际行动,换句话说,儒家的“知”“行”是建立在道德层次上面的,所谓的“知行合一”说的就是人的道德行为也和道德意识相一致。毛泽东创造性地对“知”、“行”做了新的阐释:“知”就是人们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获得的关于客观世界的本质和规律的科学的认识;“行”指的是人民群众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的社会实践。就此使“知”和“行”达到了辩证统一,也为儒家的“知行观”赋予了新的含义。

毛泽东的实践论和儒家的知行合一的思想的统一点在于:双方都认为不仅要从书本典籍中学习,还要从实践生活中去学习,此外,所有学习到的东西都要交付实践做进一步的检验,以此论证之前的认识是否正确。

3毛泽东的新村主义和儒家的大同思想

早在《礼记》中,孔子就提出了“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在这个理想的社会里选拔官员是“选贤任能”、人们之间“讲信修睦”、人民生活“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描绘出了一个不分彼此、没有斗争的和谐安定的社会。

“天下为公”的含义有三:

一是没有私人财产,所有的财富都属于公共所有。

二是所有的机构都要为公众服务,在政治权利面前人人平等。

三是社会和谐安定。人民不会争斗、没有战争,共同营造出一个太平盛世。

孔子的大同思想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清末,康有为撰写了《大同书》,再次将大同思想传播于世。孙中山将大同思想融入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成为他社会理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国民党一大召开后,孙中山在广州进行的一次演讲中重新阐述了“民生主义”的内涵:“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大同主义”、“民生主义,就是贫富均等”,在孙中山先生描绘的社会中“民幼有所教,老有所养,分业操作,各得其所”、在政治上“自由、平等、博爱”。

青年毛泽东也曾被这一思想深深吸引并付诸了行动。1919年12月,毛泽东曾在长沙岳麓山建立新村,试图建立一个由新家庭新学校新社会组成的新村。毛泽东的新村是大同思想的一个继承和发展,例如,他主张在新村建立公共的育儿院、公共的学校、图书馆、农场、工作长、消费社剧院、医院等等[5]。后来因为诸多原因,新村失败了,但是毛泽东对于新村的梦想并没有消失。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这样的背景下,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兴起。

人民公社化运动就可以说是毛泽东关于大同社会、同时也是关于自己的新村思想的一次大规模实践。虽然,新村和人民公社运动最终都是以失败告终,但是大同思想所描绘的世界是我们所渴望拥有的。

4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思想与儒家经世致用思想

针对宋明理学只谈心性的不切实际之举,清初的儒家思想家顾炎武提出了“经世致用,格物致知”的理论。意为经国济世、学用结合、即物穷理。简要地说“经世致用”就是要学习对现实社会行之有效的事物,研究的东西要和实际情况相结合,不能空谈,要学以致用。“格物致知”就是要每一件事都要弄清楚为什么。后世将“经世致用”思想进一步发展,运用到治国方略上来。例如在晚清,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知识分子重新把“经世致用”的旗帜搬出来,不过这时的经世致用的意义与原来有了很大的不同,这里的意思主要是学习西方新的有用的东西,实质上是试图寻找一条救国自强的道路。

师从杨昌济老师时,以王夫之为代表的湖湘求实学风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颇深。毛泽东对顾炎武“经世致用”的观点和严谨治学的态度赞不绝口,1917年,在撰写的《体育之研究》文中,更是大赞顾炎武是“文武兼备、三育并重”的师表。

在顾炎武“经世致用”思想的基础上,毛泽东开始了他对“实事求是”思想的探索。1930年,毛泽东撰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其目的是为了纠正当时党内的唯马克思主义和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在文中,毛泽东提出,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要做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要做到实事求是。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实事求是这一说法。1941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提出:“‘实事就是客观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研究。换句话说,就是我们要从实际出发,研究客观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从中找到规律性,并把其作为我们之后行动的向导。”[6]

延安时期,毛泽东逐步完善了他的实事求是思想。他在《反对党八股》中指出,实事求是“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践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7]。也就是说,每一个党员在做任何一件事的时候都要注重客观实际,看待问题、解决问题要严格做到实事求是,要严格遵守实事求是这一思想路线。在对“实事求是”的思想进行了反复的论证之后,毛泽东对其科学内涵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并在党内大力推广。1942年2月延安根据地发动了整风运动,在全党范围内确立了实事求是这一思想路线。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可以说,毛泽东对“实事求是”的认识是科学理性的认识,是在固有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的继承和创新,是毛泽东在对儒家文化批判继承中的典范之举,值得后人不断地去认真琢磨和借鉴。

5结论

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而儒家文化更是其中的翘楚。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西方先进的文化以及自己的思想与儒家思想不断融合的过程,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更是以适应中国国情的先进的理论拯救中国近代以来落后挨打局面、促进中国走向繁荣昌盛的过程。

当今社会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各种思想和文化都可以融会贯通。鉴于毛泽东思想与儒家思想融合的成功经验,我们应该从各个角度全面地来看待各种思想文化,着眼我国国情和社会现实,从中挑取有利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因素,结合实际,创造性地提出有利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理论。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31.

[2]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82.

[3]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9.

[4]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84.

[5]毛泽东早期文稿[M].湖南出版社,1995:454.

[6]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95.

[7]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00.

作者简介:

章璇(1990-),江苏镇江人,贵州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公共管理。

猜你喜欢

儒家文化新村儒家思想
中国画《林涧·新村》
儒家文化、信用治理与盈余管理
游览中华大地,体会儒家文化(二)
儒家思想与书法
中国儒家文化视角下的跆拳道运动
被资本裹挟的“新村再造”
从“三吏”“三别”看儒家思想在杜诗中的渗透
儒家思想与学佛感悟
略论儒家思想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五老”宣传队走乡串镇唱新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