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朝代更替之际，前朝臣子的选择不外乎三种：一是“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一是隐姓埋名、远离政治；最后一种便是入仕新朝。就元明之际而言，入仕新朝的官员有主动和被动之分。

日子不好过。清乾隆帝认为：“所以至有二姓者，非其臣之过，皆其君之过也”。而“其君之过”的一个方面，自然包括不知人、不善用。那元末贰臣的出现，究竟是谁之过呢？

仔细研究在入仕明朝的官员履历，不难发现半数以上的贰臣在元朝是中下级官员，可见贰臣入仕新朝与他们在元朝的“怀才不遇”不无关系。有贰臣在“弃元投明”后摇身一变，成为高官，并使自己的才能得到施展。如杜斅为元末举人，举乡试第一，授台州（今属浙江）学正。明洪武十三年（1380 年），明太祖闻杜斅年高德劭，下诏征其赴京，十月初一日，制命作四辅官（主管四时、天文、气象、历法）兼太子宾客。常与太祖游苑园，吟诗作赋。

然而杜斅只是众多贰臣之一，从明初贰臣的际遇来看，大多贰臣们的预期显然没有达到：虽然很多贰臣在新朝获得了官品、官位的上升，可实际权力却受到削弱。尽管贰臣之中，有人位至一品、二品的四辅官和各部尚书，但若结合明初的政治生态，便会发现这些职位官品虽“重”，官职却不“要”。

仅以最为重要的吏部、兵部言之，在明初，吏部的官吏除授权被皇帝和中书省以及大规模实施的荐举制侵夺无余，兵部的权力也被皇帝和枢密院所干涉。所以这些贰臣们实际能行使权力的时间和空间非常小。……